从革命到后革命:一个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兼论阶级话语对于历史的建构

政治运动是 2 0世纪 5 0～ 70年代我国用以塑造革命化社会权威与秩序的重要方式 ,作为影响此一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其本身又存在着自身的发展走向和惯性 ,即从革命到后革命状态的历史变奏。运用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的方法考察某一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 ,场景化地展示这一走向和惯性在微观场域中的演绎 ,可以进一步揭示出国家权威性政治话语与具体历史事件之间的动态关系     

1956-1976: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思想的扬抑轨迹

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二者分别有其自身的内涵,它们的提出与实施并不完全同步,但最终被作为一个总体战略付诸实施。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是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选择。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后来“由扬而抑”,渐被偏离,文化革命更被导入“文化大革命”的歧途。尽管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的思想曾经被误读,但因此所获得的历史经验却为1978年后的“自抑又扬”创造了条件。     

从离异到回归——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

<正> 任何人都是在历史提供的现实条件下的自我完成.各不相同的完成道路,构成了世界的复杂性.风雨如磐的艰难岁月,沉滞破碎的时代往往逼迫人们从夹缝中去寻求一条不以"自我"为转移的共同道路.对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曾是以一个爱国志士的轩昂姿态入世,后来却遁迹空门,佯狂玩世,或以隐士自居,或投海殉身,或引咎     

从“精英立场”到“草根情结”——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论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人,具体地说就是精英与草根。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精英与草根的出现是必然的,是竞争的结果。但精英是草根孕育出来的,二者只能竞争,不能冲突,否则就是两败俱伤的结果。这就注定了精英只有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提高草根的道德生活水准作为最高目标并成为其社会主流价值时,和谐社会才得以实现。社会生态的建构依赖于社会发展的实践结构。由于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相对滞后,使社会生态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环节,致使社会矛盾剧增,日趋尖锐,具体表现为精英与草根之间的矛盾。这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即发展精英,提升草根,共生共荣,协调发展。从优化社会生态入手,使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层面上得到提升、凝练,同时又让理论落脚民间,与民同行,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日本人论的演变轨迹--从文明开化到经济大国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论"著述开始大量出现.日本人论的繁荣与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环境和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在明治维新、中日甲午战争、二战失败和成为经济大国等重要历史阶段,日本人论的内容随之在"肯定日本文化特性"和"否定日本文化特性"之间摇摆,其演变反映出日本知识界对日本文化和民族性格认识的历程.     

对雇佣劳动的再认识——从现代科技革命到社会发展,从雇佣劳动到体面劳动

雇佣劳动是区别于小农性自我劳动的一种劳动生产方式,雇佣劳动实现了劳动和生产资料的充分结合,催生了商品经济的产生,逐步地实现了人类社会从农业到工业的巨大变化,实现了全社会的集约化生产。在现代科技革命和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然而对于雇佣劳动的认识,我们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劳动力产权与资本产权的平等性认识,有助于我们对雇佣劳动的正确理解,从而有利于社会劳动生产关系的协调。     

从邓小平的革命历程看他的人格魅力——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邓小平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青年时期,他赴欧求学,寻求救国真理。在革命紧要关头,他毅然归国,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显示出了他的雄才大略。从20世纪30年代到粉碎"四人帮",他在政治上遭遇坎坷,但他不屈不挠,坚持正义。在新时期,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以及祖国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废除干部终身制,他坚决要求辞去一切职务,体现了他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     

从零和到共赢: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博弈

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本应寻求合作、共谋发展,但事实上二者之间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共存状态.过去与将来、民间与官方的时空关系,造成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上已经发生、现实中依然存在的兼容困境.为实现合作共赢,要打破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不相为谋的惯性思维,探索、创新二者之间互惠互利的有效路径,进而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贵族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与重生——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精英主义思想元素剖析

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包含着某些精英主义的思想元素,这些元素构成了精英主义的理论支点。精英主义分别继承了在贤人治国思想中的一些思想遗产和能人政治的精髓,又对西方贵族政治文化传统进行了发展,使其在民主政治中获得重生,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尽管大众政治的浪潮不断冲击着贵族政治传统,但精英主义却不断延续这一传统,并求得二者之间的平衡。     

从志在教育到运动革命——辛亥前蔡元培的言行志业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卷入社会变迁最深的士人中的一员。他从小接受传统教育,沿着科举之路,幸运地早得科名,出身清要。然而,国势的江河日下,又使他放弃仕途,投身教育事业,以实现救国主张。在此过程中,他受激烈环境的影响,从事反清活动,最终成为一名革命党人。由翰林而教育家而革命者,蔡元培成功实现人生转型是与多种因素合力促成有关,除了他本人的积极进取外,还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推动和私谊网络的成全。     

从改良到革命：青年毛泽东关于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以“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为视角

文章以青年毛泽东积极参与的“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为例,分析了毛泽东对于改造中国道路“由改良而革命”的思想转变历程,从而指出：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无法空谈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孰是孰非;毛泽东对于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主要是依赖于“事实上能否做得到”这一实践经验而做出最终选择,而少有理论清理的痕迹,这对于以后他...     

士人政治到革命型政党政治的转换逻辑——政党下乡的初期解读

在传统中国的士人政治中,士绅作为乡村社会权力载体无力遏制以社会资源掠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权力扩张,因而无力维持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的均衡状态.科举制废除以后,晚清的"派官设治"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使得权力配置进一步失衡,进而导致了反体制的革命型政党的产生并在双重压力下向乡村渗透,但政党内部时刻存在脱离乡村、向上垂直流动的张力,这种张力可能造成政党社会功能蜕化、权力性质改变从而形成新一轮的权力结构失衡.     

从文化认同到价值观认同——从北京奥运会看两岸求“和”之路

两岸文化交流的目的不仅仅是促进文化的认同,更深层的目的在于推动价值观的认同。大陆在与台湾开展文化交流的同时,要正确认识和理解台湾民众的价值观,求同存异,化异为同,在交往中不仅要放大认同效应,更应当注意规避风险。否则,文化交流可能在促进两岸文化认同的同时,让两岸在政治上越走越远。     

从忠灵塔到革命公墓——空间变更与北京八宝山社会记忆的演变

空间产生记忆,记忆会因空间的变更而发生形变.北京八宝山的社会记忆在抗战胜利前后经历了由以日人为主体的侵华记忆,向以中国军民为主体的抗日记忆和以中国革命先烈为主体的革命记忆的转变.日本占据时期,日方为纪念在侵华战争中战死的日本军人在八宝山建造忠灵塔,借以动员 日军的侵华战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将其改建为忠烈祠,用以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国军民,忠烈祠成为承载中国抗战记忆的国殇圣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八宝山修建革命公墓,以其作为先烈的安息之地和教育后代的场所,革命公墓成为红色圣地.从忠灵塔到忠烈祠再到革命公墓的空间变更,显示了政治变动下八宝山社会记忆的形变.     

从黑格尔到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内在轨迹的叙事重构

黑格尔是以“和解”概念为核心的现代性话语传统的开创者,他不仅意识到现代性的内在分裂,而且自觉把“和解”作为理性的目标。然而由于形而上学的重负,黑格尔并未实现其哲学承诺。在他之后哲学进入一个后形而上学时代,现代性的诊断与和解的可能性不再是一个思辨哲学问题,而是历史实践问题。现代性话语的社会理论化以及激进的实践论转向开始于青年黑格尔派,并最终在马克思那里得以确立。“和解”问题既是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也是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重要线索。     

从大陆到海洋——中国地缘政治的战略取向

从地理条件上讲,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具的国家。然而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大陆国家;近代中国因丧失海权而衰落,改革开放使中国人走向世界,也越来越认识到海洋的重要;21世纪是海洋世纪,更是太平洋世纪,从安全形势、经济发展、实际利益和历史经验等几个方面来看,发展海权对于崛起的中国来说是正确的战略选择。     

身体·欲望·政治——革命经典和当前底层文本中的身体编码比较

在革命经典文本中,基于革命现代性而建构的审美话语范式对于身体及其欲望的基本处理路径就是政治化,即用宏大的阶级政治进行规约和编码;而在所谓的后革命时代,宏大的阶级政治已因语境的变迁而不合时宜,遂机警地转化为各种微观的文化政治,近年来的"底层写作"对身体、政治和欲望的处理就转而诉诸微观政治。通过对革命经典文艺与底层写作文本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对身体、欲望及政治之关系处理的不同编码路径,但均反映了文学与政治的关联。     

从民族之镜到现代之境——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逻辑的基本演变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就是一个从确立现代民族意识(无论是反传统的,还是拥护传统的,其实在这一点上都是民族主义的)到形成现代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过程首先是一面民族之镜,一种民族精神的折射;其次也是一面现代之镜,是对现代文明的接受与批判。这是一个现代的形式(现代西方的哲学、科学、文化范畴、政治经济制度)与民族的灵魂(传统文化心理)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是一个用民族之镜反映与接受现代世界文明的、艰难痛苦的观念转变过程,一个逐步走进现代社会现实之境的、批判性反思性的曲折实践过程。     

从皈依政治到注重思想——从一个方面看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的变革

<正> 我认为,我国文学从“古代矽到“近代”的变革,开始子一九○二、一九○三年间,完成于“五四”之后。它跨越两个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时期,由两代文学作者完成。我曾经希望回到文学自身,去寻找这一变革的“内部”规律,得到的却是困惑。从内容方面看,我国文学从明朝中叶起就开始蕴积着近代个性解放的因素,然而,开始于一九○二、一九○三年的文学变动却与此种精神意向是脱节的,大量表现在进步文学中的,是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