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五四”对传统的批判——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

对传统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历史特征。坚持民主革命的政治立场、弘扬个性、顺应立宪共和的客观要求,是“五四”文化批判的合理诉求,也是近代中国知识革命基本特点的体现。学术与政治的矛盾、政治规范与伦理规范的矛盾,决定了“五四”文化批判的内在紧张关系。在探索真理、推进民主和输入外来文化方面,应当继承“五四”而又超越“五四”,以形成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新的文化传统     

孔子死后弟子们的“心思”——从《论语·子张》看

从《论语·子张》可以看出,在孔子死后,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都主要从内圣的维度继承和弘扬孔子思想,这是他们共同的“心思”,其中,子张、子夏、子游、子贡主要是通过阐释孔子思想的路径继承、弘扬孔子思想,而曾子主要是通过引用孔子之语的方式继承、宣扬孔子思想。在弘扬孔子思想的过程中,子张、子游与子夏有明显的不同,但是,都批评子夏,显示了孔子死后儒门最初的思想分化,以及同门中人在学术层面的“争执”;在对同门中人的评价上,子游、曾子都从道德维度对子张作出负面评价,显示了孔子死后同门中人在人际关系层面的“紧张”以及彼此关系的决裂。这种“紧张”,显示了批评者以正统自居的心理。由此也可知,儒门的分化有着客观与主观、学术与人为的因素。至于子贡,展示了其极力维护孔子形象、守护儒门的责任感。     

王安石与孟子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王安石曾被称为尊法反儒的法家,批判孔孟之道的旗手。这是真实的吗?不是!王安石不仅对孔子尊崇备至,他对孟子的崇敬也远过于和他在政治上对立的所谓孔盂之徒的旧党人物。     

王国维与戏曲“尊体”论

王国维是清末民初的学术大师,他不但在戏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同时也是戏曲“尊体论”的有力推动者,他借用西方之文学观点,论证戏曲为“真正之文学”,戏曲家为“专门之诗人”,并将元曲视为“一代之文学”,使之获得与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地位.同时他全方位研究戏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旧曲学的集大成者和新曲学的开山者.王国维通过以上角度不遗余力地推尊曲体,使得戏曲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品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     

孔子诗学思想探源──兼及“天人合一”的内在矛盾性

殷、周之际的文化转型在宗教意义上表现为由殷文化“尊神”传统向周文化“尊礼”传统的历史转换。孔子的文化选择及其相应的诗学思想是在“吾从周”的历史原则的具体引导下完成的。在宗教意义上,孔子诗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尊神”文化向以“尊礼”为实践理性目标的儒家文化传统转化的过渡性的思想标志。孔子诗学思想对古代宗教、神话的彻底的实践理性态度决定了“天人合一”观念的内在矛盾性。     

论中国传统文化是江泽民思想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江泽民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气化日新”等思想精华,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批判和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观和辩证法思想精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挖掘并弘扬了民族精神,使江泽民思想理论极具民族品格;他还批判地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党建理论。     

从“批判”到“批斗”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晚报》开了一个《燕山夜话》的专栏,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人民日报》社长、主编的邓拓,以马南部之名为这个专栏写杂文。其中有一篇《“批判”正解》,文章开头说,他的几个无话不谈的老朋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不久前来看他,谈话中提到了那年头盛行不衰的思想／学术批判,主客双方各持一说,吵得脸红脖子粗,直到夜深也没吵清楚。邓拓认为,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于是继晷焚膏、挑灯夜战,以公开信的形式,阐述了他对“批判”的意见——     

太平天国尊“皇上帝”反对“邪神”思想剖析

太平天国是信基督教、尊“皇上帝”的。这是他们在关于宇宙中是有神还是无神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不过,他们对“皇上帝”以外的封建神权、世俗迷信、佛道教神学等所谓“邪神”“邪说”,也进行了理论的、实践的批判,似应具体分析。     

东施效颦:仿王国维谈治学

王国维先生曾借用宋词名句比喻治学的三种境界,由于他的不同寻常的学术地位及其比喻的原创性,很自然地成为学界美谈。本人从东施效颦得到启发,以为东施虽并不因此变得漂亮,却因此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仍可视为一种成功的尝试。于是就有了这篇仿王国维谈治学的短文。被我用来借题发挥的警句不出自宋词,也不出自唐诗,而出自儒家经典《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尊德性而道问学”本是两种修养身心的方法,比附到知识论领域,不妨视为两种不同的学术路数。“尊德性”偏于领悟,重视直觉的…     

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拓荒者——李景彬

李景彬的专著<周作人评析>、<周作人鲁迅比较论>可谓中国最早的两种研究周作人的个人专著,前者更是第一部周作人研究的个人专著.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周作人研究的演进让人看到了令人遗憾的局面--相关的学术史文献以及相关的后续研究出现了忽略李景彬富于学术个性和学术钻探力度的研究成果的偏向.而纵观当代中国的周作人研究现状,李景彬的研究立场、思路和声音恰恰是最缺失的.80年代李景彬的周作人研究有着可贵的整体意识、时间意识,他坚实、稳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立场,他对于周作人的一系列肯定和质疑、否定、批判呈现出独到的学术意义,也留下了尚待阐发的学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