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的“居所”问题研究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或批准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由于该规定过于原则,使得办案机关对于居所的要求、场所的选定等问题缺乏可操作性。本文针对当前办案机关对居所问题认识分歧较大的现状,深入探索依法指定居所应当厘清的有关问题,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     

丝绸之路起点唐长安城的三大标识

针对丝绸之路鼎盛时期起点的唐代长安城内是否有作为起点标识性处所的问题,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在丝绸之路起点的唐长安城内,大明宫、西市和开远门,是丝绸之路起点长安城的三大标识;大明宫是唐代丝绸之路政治中枢和起点,西市是唐代丝绸之路经贸中心和起点,而长安西面的开远门则是唐代丝绸之路行程的起点。     

检察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证研究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办理特别重大贿赂案件中有其特殊的程序功能,检察机关应当在依法的前提下"大胆推进"而不是"谨慎适用"该措施。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应当从立法和实践层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加以改革完善,使其成为"反腐利器"。     

惯常居所:属人法趋同化的必然选择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民商事交往日益纷繁复杂,各国国内法和一些国际公约都广泛采用惯常居所作为国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和法律选择的连结因素.文章阐述了惯常居所及其与平常居所、偶然居所、出现地和住所等相关概念的关系,惯常居所作为属人法连结因素的优势所在,以及惯常居所法律冲突的原因及解决途径,指出惯常居所地法是属人法趋同化的发展趋势.     

刍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

新刑诉法针对三类犯罪案件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引发社会各界热议。如何理性对待该制度并在实践中规范实施是重要议题。目前,该制度在立法层面有诸多不完善之处,存在合宪性等瑕疵,公平性隐患犹存且救济不足。在实施层面也潜伏危机,滥用风险高,易转为变相羁押。当前,亟需对该制度完善立法,规范实施,拓宽权利救济渠道。     

国际私法上儿童惯常居所的确定

儿童惯常居所已成为晚近以来国际私法立法中一项重要联结点,但在儿童惯常居所的解释上仍存在不确定性问题。儿童惯常居所一般从事实性要素和心理性要素两方面予以认定。在事实性要素方面,应以儿童的实际居住和居住期限为基础,确定儿童与特定地域社会和环境的融入度和适应性。在心理性要素方面,应依据儿童的认知能力,充分听取儿童的意见表达并尊重儿童的意愿。基于儿童最佳利益保护的需要,儿童惯常居所并非是纯粹的事实问题而应作为法律概念予以解释。儿童惯常居所不应依附于监护人之惯常居所而应进行独立评价。我国法院在儿童经常居所地的认定上,应在遵循儿童最佳利益原则的基础上寻找儿童的利益中心地。     

守望乡土：侗族居所建筑的文化变迁

居所随着人类文化的变迁而变迁,随着人类生活的变迁而变迁。在农耕时代,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侗族居所体现出一种超稳定性特征,正体现了农耕社会的一般性特点。侗族居所的变迁和汉族文化的辐射、影响是分不开的,汉族文化、现代文化的强力渗透,是导致侗族居所变迁的重要原因。     

何种居所，谁在居住？

海德格尔从人与存在的根本关联出发,将筑造与居住揭示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通过设立位置而对天、地、神、人四重整体进行庇护。如此,筑造与栖居本质上就是存在的事件,是存在自身的运作。列维纳斯则从自我与他人之间不可还原的伦理关联出发,把居住理解为自我借以出离存在、建立自我内在性的基本方式,把居所揭示为人类活动的可能性条件,赋予其以超越论的开端地位。海德格尔与列维纳斯对居所、居住的不同思考折射出西方哲学理解人之为人的两种进路：是从人与存在的关联出发理解人的本质,还是从人与人格化的上帝（具体化为他人）之关联出发理解人的本质。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价值·规制·问题——基于贿赂犯罪的侦查实践

当前,贿赂犯罪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占整个职务犯罪的比例较高,深入探讨贿赂犯罪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极具意义.对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利弊,不应单从理论上对其或褒或贬,而应回归贿赂犯罪的侦查实践去考量,在此基础上挖掘其现实价值及意义.同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能被滥用,必须受到“少用”“慎用”原则的规制.由此理解贿赂案件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时出现的相关实务问题.     

检察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证分析——以T市检察机关为例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T市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仅对6人适用指定监视居住,调查表明指定监视居住的适用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指定监视居住的功能异化为羁押措施、侦查保障措施,指定监视居住替代逮捕的功能未能实现。完善指定监视居住适用问题的措施包括：规范指定监视居住期间的讯问,合理保障犯罪嫌疑人在指定监视居住场所内的人身自由,强化对指定监视居住的内外监督等方面。     

唐都长安市法述论

从法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法律社会学之视角对唐代长安市法进行梳理。分析认为,公元7世纪前后的唐都长安,已经具备了相当完备的对城市市场和贸易进行管理的市法规范,使得市场的设置,货物的价格、质量,商税等莫不有法式,从而推动了市场规模的发展和繁荣。同时认为,长安市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市场管理、规范的作用,但是封建制度下国家的过分介入和干预导致市场主体自由的缺失,使长安市法也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障碍。     

浅析唐代长安小说中的废宅叙事

唐代小说中有不少涉及长安城内废宅的篇章,笔者选取了一系列此类废宅叙事进行细读,分析了其结构模式,进而探讨了这些叙事如何利用同一个建筑空间,或是在地理位置上彼此重合的不同空间,来构想生人与亡魂之间的互动。与此同时,本文也阐释了叙事者如何利用记忆来解释宅邸荒废的原因,并且在展开废宅历险情节的过程中不断过滤或重塑原始故事,进而将空间内层累的记忆转化为叠加的叙事。     

唐长安城攻势防御与帝国“世界秩序”的重构

唐长安地处西北,是唐朝国防安全体系的核心,是国家长期的战略重心。虽然从军事上看,长安城自身防御存在一定缺陷,但因地处关中,受地势影响,因此长安防御实为关中防御。唐中前期,总体上对周边地区形成了战略攻势。河套、河西、河湟三地是边疆防御之藩篱,唐以此为基地进行西征和北伐,开创了继汉武帝之后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世界秩序。     

唐宋榜文考

榜文是中国古代政令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国家实现对民间社会事务管理与控制的重要工具。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早在汉代,肩负信息传播功能的榜文就已经存在。唐宋时期,统治者对榜文的重视与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在制定程序、核准、备案,包括榜文纸张的选定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相对规范的制度。     

唐代葡萄种植分布

唐代 ,尤其是中唐 ,葡萄种植分布区域得到了极大扩展。本文粗略地揭示出唐代葡萄栽培于全国十道中的九道 ,分布于西域、西北、北方、关中、河东、河朔、西南、江南 ,还有吐蕃、南诏等广大地区 ,展示出葡萄种植的广泛性及由西向东 ,由北向南 ,由两京地区向周围地区扩展的趋势     

唐代漠北回纥碑铭述论

回纥是隋唐时期边疆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先民,他们以碑铭作为记述历史的方式,是维吾尔史学的萌芽。该文对回纥碑铭所反映的回纥汗国的史学特征、历史思想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以期以碑铭的形式溯本清源,还原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     

试论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两宋时期佛教史学人才辈出,著述颇丰。这些文献著录了许多唐五代史事,是研究唐史的又一个史料宝库。它大大补充了唐五代佛教史研究的史料来源,是研究唐五代佛教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另一方面,宋代佛教史籍也是研究唐代世俗史的重要史料之一。诸如社会变迁、唐代士大夫政治斗争、宦官与佛教之间关系、民间社会生活状况等问题在宋代佛教史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唐初密教流布的特征

唐初密教的发展既不同于唐朝之前的密法,也不同于唐玄宗"开元三大士"出现之前的密教,具有非常明显的过渡性,主要表现在出现了较为系统传播密法的僧人以及对密法价值评估的提升,密法与佛教核心概念开始结合,成为解脱法门,摆脱了唐代以前密法在终极解脱中的辅助性地位。这都为唐代密宗的建立提供了前期准备。从佛教的信仰来看,唐初密教典籍的翻译,对后世千手千眼观音、不空羂索观音信仰、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的展开,具有重要的影响。     

唐代俗字避讳试论

唐代避讳以形体的改变为重点。俗字的流行促使帝王名讳用字的规避范围逐渐扩展到俗字 ,不仅讳字的俗写字形要避讳 ,形体上与讳字有关联的部分俗字也在避讳之列 ,从而产生了唐代特有的俗字避讳现象。从根本上说 ,这是避讳制度与俗字形体同时发展到高峰时期的必然产物。北宋以后 ,伴随着避讳重点的转移、雕版印刷的盛行 ,俗字避讳失去了产生条件 ,最终趋于消亡。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唐代佛道关系——以唐代长安为中心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唐代社会,是佛教、道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亦是全国佛教、道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佛教寺庙、道教官观大量设置,各名山的高僧、高道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在唐代三教鼎立的社会氛围下,长安僧人、道士皆注重传法弘道,努力扩大佛道二教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从唐代长安僧人、道士的三教论衡,僧人道士为弘道宣教的俗讲,唐诗中所见名僧高道的酬答唱和等活动,可以真实地反映出佛教、道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