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地方政府“放管服”改革的挑战与应对——基于政策有效执行和整体性治理的分析

从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入手的“放管服”改革,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管理创新的“先手棋”和“重头戏”。当前地方政府的改革在“放”的方面有较大的突破,但却面临着如何在“放”的基础上做好“管服”的挑战。导致挑战的原因在于政策执行环境存在制约因素,行政权力结构调整滞后,政策执行信息传递效率不高,执行人员的素质能力、激励方式和执行资源有待完善。必须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基于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和要求进行积极应对。     

我国“放管服”改革成效评估与展望

目的/意义 近年来,“放管服”改革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主题,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对“放管服”改革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指导建议。因此,系统梳理和比较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状况,对今后“放管服”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设计/方法 选取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重要期刊文献,对比分析十九大召开前后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整体发展现状及研究内容差异。 结论/发现 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的研究热点主题存在“差异多、共性少”的特点,而研究团队则表现为“共性多、差异少”,研究内容则呈现出“大同小异”的高度一致性特点。从内涵和问题优化上看,前后阶段表现为“共性少、差异多”;而从实践模式及效果评价上看,前后阶段表现为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后阶段研究是对前期研究的持续深入推进。最后,从强化研究团队间的沟通合作,深入推进案例和实证研究,增加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三个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放管服”改革政策创新扩散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31个省级政府的实证研究

放管服改革是国家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其改革的理论逻辑及实践探索已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鲜有学者对放管服改革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论文采用事件史分析法对2015—2020年31个省级政府影响放管服改革政策创新扩散的内外部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单因素回归模型中内部因素财政资源对放管服改革的创新扩散影响并不显著,但在综合模型中较为显著;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程度在单因素回归分析中大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综合模型中则不显著为正,对政策的创新扩散假设得到了部分验证;外部影响因素中领导者学历因素、府际竞争、中央压力、认知压力都对政策的创新扩散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府际竞争、中央压力因素是政策创新扩散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府际学习中的领导者年龄因素对政策的创新扩散影响并不显著;市场化程度在单因素回归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综合模型中不显著为正,对影响放管服改革创新扩散的假设得到了部分验证。     

大学内部治理：关注学生参与权推进治理现代化

学生是大学存在的基础,大学内部治理中学生参与权的提出是适应社会民主发展、促进大学民主管理的现实需要,当然学生参与权的发展也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当前彰显学生参与权是大学内部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由于大学内部治理的重点是实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法权配置,而学生参与权便是一种理想的制约其他权力的权利,因此在新形势下关注和实现学生参与权,是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现状及路径选择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积极主动让学生参与无疑是大学内部治理的必然选择. 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有现实的法律基础和实践背景. 以调查问卷和实地访谈为基础,掌握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现状,并从办学理念、法规制度、参与机制等视角分析其制约因素. 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学生有效参与是基础,从转变大学教育理念、营造包容民主环境、推动大学法治进程、推进大学章程建设、健全完善参与机制五个方面探索学生参与的有效性.     

放管服改革视域下海湖新区营商环境优化路径探析

在国务院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营造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成为改革重要目标。针对海湖新区营商环境存在的问题,提出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营造良好政务环境;全面加强市场监管,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优化人才服务机制,培育人才优势,营造良好人文环境的营商环境优化路径,以推动海湖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学内部治理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构建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建立高校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激励、自我约束相结合的管理和运行机制,是当前高等院校应遵循的理性逻辑和现实选择.当前大学内部治理存在着政治权力异化、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虚化、民主权力弱化等问题,为了实现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大学内部治理改革必将走向大学自治、科学管理、依法治校、内部问责、民主管理.     

两岸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之比较——基于大学章程的视角

大学章程是大学治理的基本依据,对大学内部治理至关重要。通过对《吉林大学章程》与《台湾大学组织规程》内部治理结构和要素的比较,发现在校长选任与权责、学生权利与权力、内部决策的程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对其进行分析比较,有助于大陆借鉴先进经验,完善大学章程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中间层级政府“放管服”改革政策执行的效能分析

“放管服”改革是当前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在推进“放管服”改革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中间层级政府、政策执行效率差异大，政策执行的可执行度相对较差，政策的机械式传导与非合理性安排等现象广泛存在。文章运用范·米特和范·霍恩创立的政策执行模型，分析了目前中间层级政府政策运行中面临的分析效能障碍、运行能力障碍、政治支持障碍和政策环境障碍。认为改革要重视中间层级政府的政策执行效能建设，通过切实的制度设计与安排，解决中间层级政府政策运行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互联网技术是否提升了“放管服”效率： 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实证检验

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视角研究互联网技术能否提升“放管服”效率。构建纳入互联网技术、制度性交易成本、“放管服”效率的理论模型,阐述互联网技术提升“放管服”效率的内在机理,借助主成分分析法测度“放管服”效率,并运用2008—2018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基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技术可以提升“放管服”效率,互联网技术水平在“放管服”改革中的不断发展应用促进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互联网技术对“放管服”效率的提升作用表现为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互联网技术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放管服”效率。     

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问题研究

学生是大学治理的主体之一,其参与大学治理无论是对学校、对学生个人、还是对社会都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到要加强学生代表大会建设。但是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在大学治理中的校方的组织工作、学生参与意识和参与途径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基于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政策、管理与实施：斯坦福大学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是近年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学生的参与对大学治理成效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斯坦福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其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经验无疑对我国大学治理具有启示意义：斯坦福大学在《行政指南》《斯坦福公告》、学生评价制度等政策文件中制定了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相关规定,为学生参与提供合法性依据;斯坦福大学学生联合会、学生参与办公室、志愿学生组织等学生组织团体构成了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主要组织形式,保障学生的有效参与;斯坦福大学实施赋予学生组织以自治的权利、给予学生组织独立的物质资金保障、实现学生参与路径的多样性、提供适度的参与内容与范围的策略,促进大学管理的高效运行。基于斯坦福大学的经验,结合我国大学治理实际,启示我们可以通过完善学生参与的制度规范、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的权力结构、拓展学生参与的范围与途径等措施,继续优化提升我国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实践成效。     

简析民国初期(1912-1927)大学内部治理

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活动,三者共同构成教育史.从教育思想、制度与教育活动层面,尽最大可能还原并分析民国初期的大学内部治理状况,重点考察了民国初期的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南洋公学等公立大学与复旦大学、北京朝阳大学等私立大学,这些大学在民国初期的高等教育系统代表了南方与北方、公立与私立大学的不同办学特色.通过对其内部治理思想、制度和实践的梳理,以期完善当前中国大学的内部治理,推进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特色型大学内部治理运行体系的构建逻辑——基于南京邮电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提升特色型大学内部治理有效性和办学质量效益,要加快大学内部治理的运行转向。从三个维度对特色型大学内部治理运行体系构建进行研究探讨：即坚持系统性思想、整体性思维,基于时代特征、中国特色、问题特点的现实逻辑维度;大学形态功能实现与内部运行治理独特属性相结合,以正确的价值取向为牵引,实现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调整机制的有机统一的理论逻辑维度;遵循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加强学校党委全面领导和顶层设计,鼓励多主体共同行动,实现不同主体由协同向合作转变的行动逻辑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