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人性语境下的权力观

人性善恶的话题是古今中外学术争论的焦点。历史文明的差异,导致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人性观和权力观。而“性善论”与“性恶论”思想在各国政治实践的不断碰撞,一次次印证着人性善恶与权力运用的紧密关联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员的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日益高发,因此在权力规范的问题上应综合考虑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合理之处,既要对人性之善充满信心,更要警惕人性之恶,将德治与法治结合,编织制约权力腐败的制度之笼。     

孟子德育思想的人性基础解析

关于道德的人性根源一直是困扰中国道德教育的重要问题。孟子在性善论视域中寻找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并以"道性善"为德育实施的基础,提出德育的目标及途径。不论是"道性善",还是通过"内求外修"的方式培养"尧舜"式的君子,都是以性善论为基础展开的。挖掘孟子德育思想深处的人性基础,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道德教育的本质问题。     

试论性善论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传统人性理论的发展中,孟子的性善论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德治"模式一直是统治者及广大民众向往的理想统治模式.按理说,"德治"模式应能造就出一个理想的、充满秩序的、人民幸福安康的社会.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至今还没有出现过.总之,由性善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德治"模式,虽然有许多美妙之处,但其导致的重德轻法的负面影响至今还没有消除.     

走出文化盲点:原罪论视角下的性善论

性善论是人对自我生存的深刻体验和反思而得出的结论。然而,如果没有原罪论,性善论的观察盲点便无法暴露。原罪论认为人的本性已经败坏,如果没有神的拯救就必然死在罪中,因此人不可能依靠自己摆脱败坏本性,从而也就不可能依靠自己过一种向善的生活。性善论则认为,人的本性出自天命,禀赋为善,因而虽然当下生活在一种恶的生活中,只要人反求诸己,发扬并遵循与生俱来的天性,就能一步一步地走出罪恶,最后过上一种天人合一的善的生活。这两种关于人的生存的说法指称着人的两种生存意识,即原罪意识和本善意识。本善意识是一种人的生存的原始意识;但是,如果缺乏原罪意识,本善意识必然受制并窒息于自己的某种善恶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基督教引入原罪意识,从而在基督徒的生存和原始的本善意识之间构成一种生存张力。由于中国文化中的原罪论缺场,性善论一旗高扬,导致了人们无法观察自己的生存盲点。因此,如何在性善论的基础上让原罪论入场,对于中国基督教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人情伦理对权力异化的作用机理及治理之策

西方权力运行制约策略主要是以西方分权制衡理论为指导,围绕"权力"中心建构制衡体制机制,而对权力运行中的权力主体、文化生态等方面关注不够.建构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需要关注中国的社会关系、权力运行、行动逻辑、文化传统等因素,从中国社会文化生态视野中,运用人情、社会资本与权力异化三个变量对权力腐败发生研机析理,寻找阻断权力寻租的人情、人性、人伦因素,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中国方案"提供参考借鉴.     

由“自私自利”通达“天下本体”——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人性论新解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自私自利"不能解作"利己主义",而是应该看作性善论背景下的自然起始状态。黄宗羲以性善论为基础建立其王道政治构想,以"自私自利"自然起始状态为现实实践的起点,继而唤醒人的不忍人之心,由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通过政府"作之君"与学校"作之师"的分立方式,达至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天下本体"状态。     

生性、气性与情性——孟子性善论之论证前提分析

孟子性善论是儒家性善论的重要源头。他接受了先秦人性论的一些基本主张,将生性论、气性论和情性论作为性善论的论证前提。他在批判告子"生之谓性"的同时,把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看作人的天生属性,把纯粹至善的人体气质作为人性善的物质基础,把恻隐、羞恶、是非、辞让等自然情感看作人的本性,系统论证了自己的性善论主张,构建了自己的人性论学说。这种人性论在申明人性善的同时,暗含了性与气、情等范畴的内在联系,对后世儒家的人性论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都是目光的猎物”:福柯与视觉文化批判

现代规训权力的目光与"人文科学"(精神病学、心理学、临床医学、犯罪学等)是一种共谋和相互支持、相互加强的关系,它们是一起"发生"的:"人"的诞生是他被规训权力的目光所捕获以及相应的知识生产的产物,或者说,"人学"和"人"都是在这种规训权力的目光下、在"被看"中诞生的."人"并不是观看的主体,相反,他是目光的猎物.福柯把其对视觉文化的反思提升到了一种对西方现代文化、现代性、现代权力进行根本性批判的高度.     

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权力化语言

当代中国批评界对权力/话语关系的阐发实际上完成了"由微转宏"的转换,探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政治权力与语言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政治权力造成了文学话语的暴力性,也形成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话语逻辑。当然,反抗性话语也始终存在,并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特殊的修辞。五四白话的推行是现代知识分子反抗政治强权话语的最显赫的成果,对这一历史运动冠以"文化霸权"的批评不仅严重脱离事实,而且本身也是对话语/权力概念的最大的误读。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大学治理的创新

现代大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利益相关者机构。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现代大学将从"单一行政管理"走向"共同治理"。我国行政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导致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治理方面形成并留下了许多颇具"中国特色"的问题:大学与政府关系不顺,大学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处于被支配、被控制地位;大学行政管理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学生权力缺失,教师游离于大学治理决策之外;作为社会大众参与大学治理代表的董事会组织不完善,高等教育中介机构主体缺失。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合理配置大学权力、努力推动大学管理决策民主化、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大学管理、赋予学生参与大学管理的权力,将是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大学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论中西管理思想的人性假设

人性与管理密不可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以性善论和性恶论为代表 ,现代西方管理思想以“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假设为代表。本文认为 ,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为指导 ,融合中西管理人性的合理成分 ,才能建立完整科学的人性管理理论     

论法治与人性的契合和互动

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过程中,认真看待法治与人性问题,对法治的性质及其构建会有更深入的把握。从人性的外延分析,性恶和性善论两方面统一滋长出法的基本精神,即对权力的限制与对权利的保护;在人性的内涵上,人性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两者的冲突以及人的社会本性内部的冲突决定了法治秩序的必要;对人的理性的理解关系到法治实现的可能性。在法治与人性契合基础上,建构法治的价值目标便是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性。     

“积淀说”与“结晶说”之同异——李泽厚对我的影响及我与李泽厚的分别

"积淀说"最早是李泽厚在美学研究中提出来的,将思想重点转向中国哲学后,又用来说明中国文化的特点。我三十多年来坚持以伦理心境解读性善论,最初就是受到了李泽厚的影响。与"积淀说"相比,我对性善论的诠释可以叫作"结晶说"。"结晶说"虽然脱胎于积淀说,但二者又有多方面的差异:"积淀说"重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分析,重在解说"先天而先在",重在建构"情本体",而其实质是放弃本体;"结晶说"重在性善论的解读,重在阐发"后天而先在",重在重构"仁本体",目的是将道德本体讲透彻,坚持好。二者之同异,不可不察。     

孙中山行政法思想研究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行政法文化建设的第一人。他以其"民权"理论为基础,主张民权与政府权力的平衡,明确提出法治政府建设理论,强调治吏,重视行政监察制度。他在多方面行政法理论问题所作的探索,对中国近现代行政法制度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被放逐的利维坦——文化视角中公共权力的失约与回归

政治领域从"神义论"到"人义论"的转向,奠定了现代国家公共权力合法性的价值基础,确立了人民主权的思想。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的失约,也就是现实的人主体性的缺席,其本质就是现实的人自身的异化。公共权力的失约有着深厚的制度文化背景,要使公共权力回归,就必须提高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广泛汲取人类文化遗产的丰富营养,确立一套全方位的以人为本的制度安排,并积极改善公共权力运行的软环境,加强相关文化建设。     

儒家性善论的两种型态与演进逻辑——兼论其义理困境及更化路向

儒学史上存在两种性善论:界定本体的性善论与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回归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历史地检讨这两种性善论的学理得失,可以有效地促成儒学义理的更新转化。作为最原始的性善论形态,"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始于《中庸》对无所不在的"真知"问题的着重揭示与专门回应,这是一种融贯一致且以"率性"意识为中心的性善论。其短板在于:无法有效容纳传统德目与施教权威,其服膺者在"自作主宰"精神的鼓荡下,往往难以组成和谐有序之社会。"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则试图以传统德目规定"善性本体",这固然容纳了社会智识传统与政教权威,但却因为推崇、仰仗既定的教义与外在的治教,而架空或放逐了内在善性即时指引的活泼功能,故实质性地落入"重教—外铄—性恶"的荀学思路。论其实,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性善论。在"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基础上,自觉引入或充分强调"率性的处境"与"共识的更新"这两个维度:将"传统教义""施教权威"以及"他人异见"统统归入"率性的处境"范畴,并力求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在新处境下的率性体认",不断就公共事务达成"新的共识"——这种充满张力的动态机制,应是传统儒家性善论更化升级的新路向。     

我国高校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整合与协调

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是存在于我国高校的两种主要权力,二者的科学配置与协调运转对高校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为有效整合高校的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协调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落实<高等教育法>,规范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监督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构建高校内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要求.     

传统性善论与社会监督机制的缺失

反思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与中国现代治理的关系,我们发现,从社会历史哲学的元问题即人论的角度看,正是由于传统人性论的性善论使得中国的管理文化传统缺乏社会监督机制.     

怨恨:转型国家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梗阻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利益表达机制健全、公共权力合法运行乃至政治体系良性运转的基本表征,而在转型国家中,怨恨往往会成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梗阻,导致怨恨主体在"政治冷漠"和"政治参与爆炸"之间游走极端,严重影响现代国家政治生态的健康生成与理性发展.因此,转型国家要实现"良善"的政治,必须从政治层面、治理层面以及价值层面等疏导与消解怨恨主体的怨恨心理,引导公民有序、理性、自主、适度地参与公共事务.     

"存量政治资源"与中国特色的权力制衡

当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现代,政治权力必然由一体化混沌状态,转向日渐清晰的权力分化状态: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三种权力必然存在"交往-互动",从而形成一系列差异性权力制衡形式.中国权力监督不可能照搬西方特定国家的权力制衡形式,而应充分发挥政治场域"存量资源",以"权利-效率间均衡"为价值导向,充实与发展两大支柱:人大制与现行八二宪法,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