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志怪与志人小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世说》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后世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本文论述了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的特征、来历、发展、成就和影响。     

论汉代神学思想对魏晋南北朝志怪的影响

关于魏晋南北朝志怪兴起的原因,以往学者多强调道教、佛教之因素。事实上,汉代神学对魏晋南北朝志怪之兴起与发展有着直接影响。汉代神学思想下衍生、摧生出大量变异话语,这些变异话语的功能指向主要是政治,而非文学。随汉王朝的瓦解及神学的式微,汉代变异话语亦在承传中风化变质,其政治价值最终跌落,从而成为人们戏谈的资料之一。随着魏晋南北朝私人著述的迅猛发展,曾散见于子、史之中的汉代变异话语终于独立地结集而行,成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重要内容。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空间叙事的结构与功能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内容丰富,既有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空间,也有与现实世界不同的超现实空间、魔幻空间和象征空间等,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主要有两类叙事结构:现实空间与非现实空间的穿越,空间秩序由混乱回复到平衡的过程。这些空间叙事具有实现时间的空间化、空间的主题化,推进叙事视角转换和情节发展等重要功能,对于中国后世文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空间叙事的文化内涵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以现实空间作为物质载体,反映了古人将世界分为仙、人、鬼三重界的宇宙观,其中的体验空间实现了地理学的想象与历史想象的高度融合。空间叙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灾害、农牧业、生物物种等生态环境。宫廷空间叙事反映了皇权统治的暴虐,山水空间叙事反映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官场空间叙事反映了官场官风的腐败。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具有特定的伦理意蕴,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均有所反映。     

小说可以“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观念考

"诗可以观"是儒家对<诗>之功能的经典阐释,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家在时代语境下运用"观"之诗学理论建构起了自己的小说观念,以适应小说传播的需要.志怪小说观念建构根植于儒家尚"学"的精神传统.     

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女性形象分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中有这样一类独特的主题,即男子与偶然结识的女仙、女鬼或女神发生艳遇,结成秦晋之好。但这种关系持续的时间很短,往往以男子的离去而宣告结束。这类故事中的女性均年轻美貌,温柔多情,多才多艺,既近乎完美又不食人间烟火,与当时战乱频仍社会中的现实女性形象相去甚远。这种女性形象的出现是男性文人或者是男人喜新厌旧的猎艳心态和社会底层男性心理渴望的体现,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文化式微、玄学兴起、道教传播广泛,以及妇女悍妒风气流行等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树神”崇拜与生态审美教化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记载了不少“树神”崇拜活动。“树神”崇拜活动具有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教化意旨,其祭祀礼仪、巫术舞蹈中蕴藉着审美意味,整个崇拜活动与初始生态审美教化是合一的,应该属于生态审美教化的一种初始形态。崇拜活动多以“巫术”为主,“巫”表演图腾舞蹈,“事神人之事”,以向所有参与者潜移默化地传达出一种敬畏“树神”,尊崇自然、爱护树木、保护生态、顺应自然,不得破坏树木的生态审美意识。通过祭祀活动以生成敬畏“树神”的心理意念,以实现生态审美教化。生态审美教化与信奉、敬畏、信仰精神密切结合,教化功效呈现出多元性,诸如“人”“树”互济与互佑、人神和煦、天地圆融、人世和睦,期盼与祈求合一。祭祀场景、祭祀仪式,一切都井然有序,使参与者通过强烈的情绪感染而获得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     

从《山海经》到《神异经》《海内十洲记》--博物志怪走向道教仙话的叙事丕变

从撰者、写作时代、结构设置等多角度来看,《山海经》与《神异经》《十洲记》客观上构成了前后相承的博物志怪系列。博物志怪可谓蕴涵神仙叙事的天然载体,战国以来“长生不死”观念的深化和造仙运动,使得儒士、方士和道徒们在博物志怪系列文本中,通过书写神祇和神仙、陈述神异物产、描绘仙境美景等三种较为典型的表达方式,来具体演绎主体对神性世界的华美构想。从《山海经》到《神异经》《海内十洲记》,博物志怪客观展示出其自身走向仙话的叙事丕变。     

论道教对魏晋志怪小说的影响

魏晋时期是志怪小说兴盛的时代。志怪小说以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和话语角度 ,在文学王国中自成一体。综观其发展过程 ,道教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宣扬教义的载体 ,志怪小说借道教在魏晋这一特殊的时期 ,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 ,还丰富和充实了创作的题材、内容 ,在艺术表现方面 ,更是取得了新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于阗佛教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内地和北方甚至西域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的时期。220至589年，是我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上河中．中原地区政权更迭频繁，一个个王朝就像走马灯似地一掠而过。这一时期，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各地诸民族之间的大融合，不仅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     

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教育与医事制度考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政局动荡。但由于受到社会发展巨大推动力的影响,各封建政权统治者在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些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举措。医学教育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医事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为以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繁荣与进步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中国佛学三大理论述评

中国佛学虽然宗派众多,但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还是禅宗与净土宗,其次是天台宗与华严宗。这些宗派虽然都创立于隋唐时代,但其思想学术源流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追本溯源,它们的思想渊源与当时都曾盛极一时的般若、涅槃、净土这几家理论关系最大。因此,本文拟通过对般若、涅槃、净土三家理论的评述,对其与后来所形成的禅、净、天台、华严数宗理论之间来龙去脉的关系作一简略探索,以此就教于学界方家。最早于东汉桓灵之世来华传教兼译经的名僧安世高与支娄迦谶曾分别译出一批小乘经典与大乘经典,安世高所译之小乘经典主要介绍了原始佛教基本教义…     

魏晋南北朝东西曹制度考略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府东西曹是公府自辟的僚属机构,是中央主管选举、考课的人事部门.东西曹制度盛行于魏晋时期,南北朝转衰,至隋后则基本消失.对公府东西曹和州西曹的职责地位、选任升转制度及其在选举体系中的地位进行探讨,有助于对该制度的深入了解.     

葛洪与魏晋玄学

玄学是一种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潮,其中包含着浓厚的生命哲学和养生思想.玄学家在魏晋时期政治动荡的社会中,通过对虚伪名教的批评和对生命本真的关注,使养生之风盛行一时,也影响到道教的发展.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对神仙存在的论说,对得道成仙途径与方法的介绍,充满着玄学的清谈思辨和养生追求.本文将葛洪的道教思想放到与魏晋玄学的相互关系中来加以考察,以期展示葛洪通过借鉴魏晋玄学的养生思想推动了道教仙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的市场管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市场管理首先是对秦汉制度的继承,同时根据当时市场的实际状况而有所变化。魏晋南北朝虽然历经持续的动荡、分裂,但市场没有因此而萎缩,除了沿袭秦汉的大市、小市之外,这个时期市场的种类、规模、数量以及地点等都有了大不同于以往的发展,因此市场的管理也就更加复杂和成熟,从而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魏晋时期祭祀礼制与儒家教化

魏晋时期的祭天礼制,主要以郑玄的经学思想为基础。魏晋时期的宗庙祭祀主要承续两汉礼制,在围绕孝和礼,私和公的问题上,曹操从公的角度主张遵从礼,晋元帝从私的立场寻求孝,这有助于从儒家教化角度建构社会民风。魏晋时期民间层面的祭祀,随着佛道两教逐渐推广,新的神灵崇拜祭祀模式形成。     

魏晋南北朝遗训初探

遗训是家训的主体在临终之际对子女或其他亲人的训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训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遗训的内容丰富多彩,体现了将死者对后事的安排,以及对子女亲人的训诫、对家庭事务的交代等.遗训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思想,魏晋南北朝遗训在思想史、 教育史、 经济史等多个方面,对了解该时期的社会生活,均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魏晋士风与庄子

庄子与庄子思想对魏晋士风的产生及其各方面均有一定影响。魏晋时期,庄子思想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其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的影响。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尚药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尚药局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东汉的尝药监、曹魏和西晋的尚药监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北魏太和新官制在门下省创设了尚药局,这是一个专门为皇帝提供医疗服务的机关。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改革官制时,将尚药局划归新设立的殿内省,最终完成了皇家医疗事务与国家医疗事务分离的过程。尚药局的创设是北魏后期进行官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皇家事务与国家事务分离的趋势,同时也是顺应这种趋势进行改革的标志,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魏晋南朝时期帝王诏书中的生态意识

以追求和谐、关爱生命、顺天应时、劝勉农桑等为代表的生态意识,一直是中国传统生态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朝时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生态意识演进的重要阶段.魏晋南朝帝王诏书在布告国家大政方针的同时,也蕴含着有益的生态意识,表现为:调和阴阳、济育群生的生态和谐意识,采捕以时、宽刑育物的生态保护意识,弛禁山泽、劝课农桑的生态经营意识.三者相互联系、层层递进,对传统生态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