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监察行为刑法规制的困境及其疏解——基于《监察法》与《刑法》衔接的视角

为了保障职务犯罪调查活动顺利进行,维护监察权威,《监察法》已将有关人员作伪证、拒不配合监察机关调查等妨害监察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然而,现行《刑法》规定中存在漏洞,无法有效规制发生在职务犯罪调查过程中的证人作伪证、被留置人脱逃、有关单位拒不执行监察机关的监察决定等妨害监察行为。基于法律秩序统一原则和新法优于旧法原则,为了实现刑法对妨害监察行为的有效规制,应当通过立法路径,完善《刑法》相关规定,包括增设独立的"妨害监察罪"、修改相应犯罪中有关行为所处诉讼阶段的规定、将"监察人员""监察机关"新增到相应规定中、扩充打击报复犯罪对象的范围、将监察决定与监察建议补充规定为相应犯罪的对象、将被留置人补充规定为相应犯罪的主体或对象。     

论敲诈勒索罪的立法完善——兼评《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条

敲诈勒索罪不应以数额较大为唯一的定罪标准,多次实施敲诈勒索行为也应构成犯罪。对于多次敲诈行为应当理解为一年以内三次敲诈勒索,且均未达到较大数额的情形。作为加重构成的其他严重情节应当如何理解,理论界存在诸多争议,应综合考虑行为的时间、地点、方式、次数等因素进行认定,并避免重复评价。对于性质上属于敲诈勒索罪的累犯、共犯的情况,应严格按照刑法总则的规定处理,不宜作为本罪的加重情节。《刑法修正案(八)》对敲诈勒索罪增设罚金刑的规定,兼顾了刑罚衡平性要求与犯罪预防功能的发挥,具有合理性。本罪的最高法定刑仍需进一步加重,使之提高到与盗窃、抢劫等犯罪相当的层次。     

票据变造论——兼评我国《票据法》第9条

本文从票据伪造和变造的区别入手,界定票据变造的涵义,进而论述票据变造的构成要件和责任的分配与承担,从上述票据变造的相关原理中,引发对我国<票据法>第9条的相关思考,揭示其存在的矛盾之处,从而提出废止"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的规定以及修正票据变造相关立法的建议.     

遗址保护立法中文物保护单位范畴研究——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条、第十八条

文物保护单位等范畴是遗址保护立法面对的最基础和最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遗址保护立法的区域划分和保护模式选择。目前人们在理解文物保护单位的概念上存在偏差或泛化迹象,典型表现在将文物保护单位视为保护文物的单位或者认为其内涵包括周边环境,这不仅扭曲和消解了文物保护单位的概念,而且引起遗址保护立法中表述的混乱。通过对文物保护单位等基本范畴的对比,结合地方性遗址保护立法的实证分析,认为文物保护单位是指被有权机关核定为重点保护对象的不可移动文物,建议修改《文物保护法》第十条和第十八条。     

举证时限制度的证成及体系化——兼评新《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

2013年新民事诉讼法开始实施,举证时限制度规定在第六十五条,由司法解释正式迈向法律的位阶。该制度自引进以来便备受争议,当下研究的重点是:一方面要正确理解与适用。探究制度的正当性,平衡制度内在的价值冲突。另一方面应认识现有规定的缺陷,再行完善。本文旨在证成举证时限制度;立足于诉讼程序整体,进行体系化修改;合理设计多元化失权缓和机制;确定法院释明的范围;由法院指定首次举证期限和协商确定补充举证期限。     

当前欧美的“第三条道路”实践——兼评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理论

当前的“第三条道路”思潮是有一定理论支撑的系统的政策思想。过去的“第三条道路”指的是在政治制度根本对立的东方和西方两个制度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现在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市场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想之间的某种政策要求,在西方的政治光谱中应该排在中间偏右的位置上     

表见合伙之价值评判——兼新新《台伙企业法》第76条

2007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合伙企业法》是一部非常有效地法律，但其最大缺陷是仍然没有规定表见合伙制度。表见合伙与表见代理、与民事欺诈是有明显区别的，不能用表见代理与民事欺诈解决实践中的表见合伙纠纷。新《合伙企业法》第76条的规定让人困惑，像似表见合伙，实则不然。建立表见合伙制度更有利于保障交易公平和安全，彰显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充分救济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因此，我国应当建立表见合伙制度。     

论限制股东表决权的正当性——兼评“公司法解释三”第17条

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对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表决权进行限制是完全必要的,但在限制股东表决权时,应将股东表决权的限制与股东表决权的排除作出严格的区分,不能混淆二者的区别。限制股东的表决权,应充分考虑限制的可操作性,还应借助适度的司法干预,以实现这种限制。如果以维护公司自治为由,只认可对股东自益权的限制,而否定对股东共益权的限制,那么对股东股权的一切限制,就将很难落到实处,因此,限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股东的股权,首先应该限制此类股东的表决权,只有从限制表决权着手,才能将限制股东权落到实处,如果不对其表决权进行限制,那么其他一切对股东权的限制都会形同虚设。     

论公司除名制度中的事由界定——兼评《公司法解释三》第17条

除名事由之界定关乎公司除名制度的完善程度。就法律规定的除名事由而言,应当注重定性规定和定量规定。就公司章程所规定的除名事由而言,其应当来自法律的概括授权,且内容不得违反关于除名事由的定性规定,同时,除名事由条款应当经全体股东同意方可成为公司章程条款。就公司选择的其他除名事由而言,除肯定公司可为此种行为之外,应当在除名程序上由法院对该类事由进行审查。《公司法解释三》第17条应当在除名事由的定性问题上予以修正,同时扩大除名事由之列举规定。     

表见合伙之价值评判——兼析新《合伙企业法》第76条

2007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合伙企业法》是一部非常有效地法律,但其最大缺陷是仍然没有规定表见合伙制度。表见合伙与表见代理、与民事欺诈是有明显区别的,不能用表见代理与民事欺诈解决实践中的表见合伙纠纷。新《合伙企业法》第76条的规定让人困惑,像似表见合伙,实则不然。建立表见合伙制度更有利于保障交易公平和安全,彰显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充分救济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因此,我国应当建立表见合伙制度。     

在实践中形成的宪法——兼谈日本宪法第9条

制约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只是宪法的一面，而国民作为主人公，发挥能动性则构成宪法的另一面。护宪派从宪法的社会契约性与普遍的价值性出发认为不应修宪，而修宪派则以日本宪法在制定程序上存在问题为由主张修宪：他们的问题都在于将法律文本绝对化，而宪法，并不仅仅指的是成文的法典，而是与宪法内容相关的各种法、制度、习惯的全体，是人民通过主观能动的政治实践活动形成的宪法。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如何中国化——兼评"新实践美学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有过一次全国范围的美学大讨论.在那次讨论中,形成了大家所熟知的美学四大派,即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实践派.     

诗人的辩证法——评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成果

拿某一个时期的诗人和哲学家的思想来作比较研究,早就有人做过,例如美国文艺理论家赫尔许(E.D.Hirsch,Jr.)六十年代初就曾拿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和德国哲学家谢林的思想作过比较研究.他所著《华兹华斯和谢林:浪漫主义思潮的类型学研究》是一部还有点特色的比较文学著作.赫尔许在该书中说过:他探讨的是华兹华斯和谢林二人思想中的共同点,目的是阐明历     

方克立与现代新儒学研究——兼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人们一谈起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很自然地会想到方克立先生。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近４０万字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以下凡引此书文字只注页码）一书，比较全面地记载和反映了方先生在现代新儒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在此略述一二。一、运筹...     

论行政诉讼的登记立案制度——兼评新行政诉讼法相关条款

新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行政案件受理采取登记立案制度,这是解决立案难问题,将更多的行政争议纳入法治轨道的需要,也是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和保护公民行政诉权的需要.但行政诉讼法中还存在着与登记立案制度不相协调的相关条款,影响了登记立案制度的实施.司法机关要不折不扣地实行登记立案制度,同时要制定相关配套制度,例如由书记员进行形式审查后即予登记立案制度、实行审理前的筛选分流制度、加强行政审判的力量,以及建立对恶意诉讼制裁机制等,确保登记立案制度得到有效实施.     

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局限论——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

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是违约救济的主要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明确规定了这种违约救济形式.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目的是使守约方处于合同得到履行时的状态,但并未考虑到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后的经济状况,且违约方实施违约行为时的主观状态也不会影响承担违约责任的范围,因此在机会违约中,即使守约方赔偿损失后依然可以保留剩余违约获益.加之受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守约方实际获得的赔偿数额远远小于其因违约所丧失的可得利益,因此守约方经常处于无法获得充分补偿的风险之中.     

比较视阈中的中国区域慈善史研究——兼评王娟著《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

中国慈善史研究是近十年来史学界新兴的关注点之一,区域慈善史也日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王娟所著《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在着重考察清末民初北京地区慈善事业总体状况的同时,初步探讨了南北区域之间慈善事业发展的若干异同,为深化中国区域慈善史的研究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结合评述该著,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中国区域慈善史研究的区域范围界定问题,分析了比较视阈下开展区域慈善史研究须把握的地域特征与基本线索、区域慈善与社会环境、区域慈善与国家救济、区域与区域及整体等四个方面的关系,并尝试提出了若干研究方法。     

也论我国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兼论构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原则

新中国的刑事立法重点移植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而刑法理论则主要借鉴的是苏俄上世纪60年代之前的刑法理论内容.在构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时,对于我国现有的刑法知识应当去苏俄化.为了顺利实现这一目标,在去苏俄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三项基本原则:其一,坚持渐进式原则.我国刑法理论,特别是犯罪构成理论的改革,不能采用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方式,而要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略.其二,坚持全面借鉴、系统分析的原则.无论是大陆法系、英关法系还是当今的俄罗斯刑法理论,都值得我们认真、系统地进行比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其三,坚持自主创新原因.我国刑法理论应兼采各家之所长,兼容并蓄,为我所用,以此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     

出卖亲生子女的法律责任——兼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31条第三款的理解

典型案例 1.被告人李某系农村妇女,两年前随丈夫进城打工,2002年10月计划外怀孕,李某身患高血压等不宜流产的疾病,只能将孩子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