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析“两可之说”的辩证法思想

邓析(公元前546年——公元前501年),春秋后期郑国人,与子产,孔子同时。他的身世不详,一说他当过郑大夫,是一个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激进的革新派人物。曾著《竹刑》,后人都认为他是法家的先行者。今传《邓析子》一书,除个别观点可能属于邓析的外,就全体而言,都属西汉人杂凑而成。 西汉刘歆在编次《邓析子》一书时说:“邓析者,郑人也,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什么叫做“两可之说”、“无穷之词”呢?     

关于宁夏古长城的二个问题

战国秦长城的修建时间对这个问题、有的著作原文是这样引用的:“《史记·匈奴传》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1272年),起兵伐残义渠,于的秦有北地、陇西、上郡,筑长城以拒胡。’”但《史记·匈奴传》的原文并无“三十五年”四个字,而是用倒叙的口吻说:“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宫,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汉书·匈奴传》亦如此,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一事,在《后汉书·西羌传》中记有时间,为“赧王四十二年”,即秦昭襄王三十五年,但只字未提筑长城。可以分析一下,秦昭襄王18岁即位,“三十五年”时,他已53岁。宣太后是秦     

“鹑火中”注、译订误

“鹑火中”注、译订误吴宗海《左传·宫之奇谏假道》中卜偃对晋献公说的关于天象的一段话：“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释道：“丙子旦四句：谓丙子日的清晨，日在尾星的地位。月在天策星的地位，鹑火星在当中。...     

颜回思想的积极因素

颜回,名渊,字子渊,春秋末年鲁国人,孔门弟子之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回年二十九,发尽白,早死。”其生卒年说法不一,主要有享年四十一岁(公元前521—481年)说和享年三十一岁(公元前521——491年)说。《论语·雍也》记他“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知他家并不富裕。《庄子·让王》则记他家有“郭外之田五十亩……郭内之田四十亩。”《史记》又记他和父亲颜季路“父子尝各异事孔子。”父子二人同     

鲁公年数与西周积年

一、探索克商之年的途径探求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代，学者们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将《汉书·律历志》所引真古文《尚书·武成》的克商之月、月相、日、干支，验之于精确的历表，如果与历表中公元前１１－１２世纪某一年的月日干支相合，则该年即被定为克商之年。但是，通过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唯一的。迄今为止，克商之年的结论不下五十多种①分布于公元前１１３０－前１０２０年之间，上下浮动达百年之大，而这些结论又都自称合于《武成》之月日干支。因此，在通过历表验证克商之年是否合于《武成》之前，应先走出这个年份大致所在的时间范围…     

武王克商与周初年代的再探索

周武王克商之年,至今还是西周历史上一个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由于《史记》中《周本纪》及各国世家都只有共和元年以下各王年数,武王克商之年及西周共和以前诸王的在位年数都付之缺如。因此,这个关键问题就很难解决。自汉刘歆以来直到今天,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在国内外史学界有二十余种说法,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以刘歆的《世经》(见《汉书·律历志》)为主;一派以古本《竹书纪年》为主。然而,由于根据薄弱,推     

周武王伐纣克殷暨牧野大战时间考

董作宾先生,曾把古今学者对周武王伐纳克殷肘间的百种导说作了个不完全统计,并作了公元换算①：（唐）孔颖达《诗经正义》、（南宋）郑樵《通志》定党殷在（辛未）前1130年,（元）金履祥《通鉴前编》定伐纣在（戊寅）前1125年,（西汉）刘歆《三统历》定伐纣在（已如）前1122年,（北宋）刘恕《通鉴外纪》定代纣在（甲申）前1117年,（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南朝宋）装《史记集解》定克殷在（乙酉）前1116年,（唐）一行（大衍》定伐纣在（庚寅）前1111年,（商）史官《商历》定伐纣在（癸亥）前1078年,（今）姚文田《周初年月岁…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辨

《诗经·(?)风·七月》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汉儒以来的解释都说“七月流火”就是大火星到七月便偏西降下。但是,把大火星和其他有关星辰的出没中天的对应关系作比较,并同近年出土文物提供的资料进行对照,就可知道这个传统的解释不符合实际情况。弄清了这一点,也有助于澄清“授衣”的解释。一、根据星象实际观测的推算,西周时期在七月由正南偏西而下的火星不是大火,而是鹑火。“火”在甲骨文、金文中是象火焰上腾的形状。据《说文》载:“火,毁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行炎”源出于五行学说,而“火”也成了哲学概念。许慎把地上和天空联系起来,另把“炎”看成一体,等于把地上的火和天上某种明亮的星体看成是同类。有关火星的记述,先秦文献层见迭出,除了是指大火以外,还指鹑火。而大火出没和南中的时空点,文献的说法却是不一致的。清朝陈奂说:“考《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据《夏小正》载:“五月初昏,大火中。与     

战国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的思想

许行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15年之间,与孟子是同时代人。他的事迹和主张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他依托远古神农氏之言来宣传他的主张,是战国时代农家的代表人物。从孟子骂他是“南蛮鴃(jué音抉)舌之人”,和“自楚之滕”看,他是楚国人。有人认为《吕氏春秋·当染篇》所说的墨子的再传弟子许犯就是许行,但也有人认为此说并无确据。《汉书·艺文志》有《神农》二十篇,是农家的著作,可惜早已失传。农家的材料还见于《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同书《爱类》篇和《淮南子·齐俗训》也有部分材料。     

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述略

1995年8月21日—25日,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房山县召开,来自国内和英、美、日、韩等国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出席大会的著名学者有宿白、田昌五、邹衡、严文明、李民、郑振香、王宇信、齐心、罗森(英)、夏含夷(美)、江伊莉(美)、池田末利(日)、丁一(韩)等.本次会议是由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60余篇,分别就北京初始建城的年代、房山琉璃河遗址古城址的年代和性质、燕文化的渊源、内涵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关于北京初始建城的年代距今3040年,多数学者持赞成态度.其立论依据主要是:一、《史记》等史籍所载武王克商封召公于北燕的史实,表明武王克商之年便是燕园建国之年.二、房山琉璃河遗址1193号大墓出土的克(?)、克盉的铭文,表明该墓墓主为就封燕国的第一代燕侯,进而表明与此基同期的房山琉璃河西周古城址,应是燕国就封时所建城址.它的建造,便是北京始建城的标志.三、依据武王伐纣时“岁在鹑火”、“惟甲子朝”天象,现代天文历法研究成果推断武王伐纣之年为公元前1045年,距今恰好3040年.     

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比较试析

一 欧洲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4年),他写的《历史》一书,主要记载了公元前491年至449年的希腊、波斯战争。他在卷首说明了他的写作动机:“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另一位略晚于希罗多德的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395年),也在其《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中说,他“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     

刘歆的春秋学思想新探

对于刘歆的春秋学,向来认为其是左氏学,并且把其与公羊学、穀梁学对立起来。从现有材料来看,刘歆的春秋学虽然以左氏学为主,但并不意味着其排斥公羊学和穀梁学,因为可以发现其有引用《公羊传》《穀梁传》的情况。刘歆之所以推崇《左传》就在于在他看来左丘明受到孔子的亲自教诲,而《公羊传》《穀梁传》的作者则出于七十子之后,因此他们之间有着“亲见”与“传闻”、详细与简略的区别。这样看来,《左传》毫无疑问要优于《公羊传》《穀梁传》。刘歆对于《左传》的贡献在于其“引传文以解经”,以《左传》来解释《春秋》,使其与《春秋》经文相对应,并创造了左氏学的义理,从而使得左氏学章句、义理都很完备。刘歆的春秋学不仅表现在左氏学的义理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其对《春秋》的总体看法,即认为《春秋》是一部反映“天人之道”的著作。     

从《史记·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对《史记·鲁世家》所载各位鲁公在位年数的研究,证实从鲁伯禽即位至真公十四年之年数为203年,真公十四年乃西周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故伯禽即位当在公元前1043年。根据《召诰》、《洛浩》所载历日的考证,成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42年,而武王克商后只在位二年,故武王克商当在公元前1044年。     

从《史记·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对《史记·鲁世家》所载各位鲁公在位年数的研究,证实从鲁伯禽即位至真公十四年之年数为203年,真公十四年乃西周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故伯禽即位当在公元前1043年。根据《召诰》、《洛浩》所载历日的考证,成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42年,而武王克商后只在位二年,故武王克商当在公元前1044年。     

广西学校教育起始小辩

王元湖在《广西古代教育初探》(见1987年第一期《广西教育史志通讯》)一文中认为,广西的学校教育起始于汉代的陈钦、陈元父子时期(约公元前10年至公元60年)。王元湖说,陈钦,陈元生活在苍梧,他们研究《左传》获得很大的成就,能与当时的《左氏》大师刘歆齐名,“陈氏父子的成就,必然是青少年时代就受了良好的教育”,而陈氏父子青少年时代受到良好教     

命题的提出和恩格斯的改造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最初是巴门尼德在《论自然》中提出来的。 巴门尼德(公元前六世纪末——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出生于贵族家庭。他是古希腊时期直接与唯物主义的米利都学派     

再论周昭王在位年数——兼与张闻玉同志商榷

西周昭王在位年数,史书失载。《帝王世纪》:“昭王在位五十一年”是据刘歆《世经》所加大的鲁公年数而推的,与史实不合。新城新藏在《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据《晋书·束皙传》:“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记载,与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六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四王合计共七十六年的年数相比较,正差二十四年,于是定昭王在位年数为二十四年。这一加减法所依据的“百年”数字出处不明,且有解说上的伸缩性,故拼凑的这个“二十四年”,实难成立。只有晋太康二年汲郡魏襄王墓出土的《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九年,为秦火前的记录,     

武王克商之年问题再讨论——也谈夏商周断代问题

关于武王克商之年问题，历来有二十余种说法。运用张 汝舟先生“取证于天(天象)，于地(出土文物)，于史(历史典籍)”的“三证合一”的方法， 对《尚书》等史籍中的有关记载的考订，推算出武王克商之年应为公元前1106年。由此也可 建立起一个《夏商周年表》。     

秦始县于甘肃二地说

郡县制延续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其发端于秦,首置邽、冀二县,在今甘肃省天水地区境内。史书有明确的记载。本应不存有什么问题。但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又重新提出,都认为中国设县始于楚,其实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一关于县始楚之说,最早见于清人洪亮吉的《春秋时以大邑为县始于楚论》一文。他说: “春秋时楚始大邑为县。《左传·定十一年》(公元前598年)楚子入陈杀夏     

“右玄”生日所推之年非傅山生年

“右玄”生日所推之年非傅山生年何言《傅山全书》所附尹协理先生撰《新编傅山年谱》定傅山生年时，依据的一条重要资料，也是其提出的唯一新证据，为傅山《霜红龛集》中《右玄贻生日用韵》诗。此诗有句：“生时自是天朝闰，此闰伤心异国逢。”作者自注作于乙酉年（１６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