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刑法理论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借鉴与启示——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背景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以"人本"为特征的人格刑法理论应当成为我国刑法学界关注的重点.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消除"重刑主义"的影响, 真正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而且对大力推动"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意义重大.人格理论对刑事政策的启示主要是: 在制定刑事政策时我们应当反省社会因素对犯罪的影响;重视刑罚的人道性;实行非犯罪化和刑罚轻缓化;重视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努力.     

“宽严相济”：一个被误读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为构建和谐社会而作出的重大政治决策。现阶段,＂宽严相济＂是轻刑政策与重刑政策的统一;它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而不是基本刑事政策。它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组成部分。     

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罚执行

刑事政策与刑罚执行具有密切联系，刑事政策指导刑罚执行，刑罚执行是刑事政策重要的实践路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当前基本的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中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思想有利于我们转变刑罚执行方式、更新刑罚执行理念，有利于纠正我国当前刑罚执行领域存在的各种弊端，完善刑罚执行制度。     

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刑事政策的选择

中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对刑事政策进行科学定位是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实现恢复性正义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国家与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取代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是当代社会刑事政策的最佳选择;以“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替代重刑化的刑事政策是其基本取向。     

法经济学视阈下我国禁毒刑事政策的实践反思与革新路径

面对复杂的毒品犯罪情势，我国现行禁毒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方面存在挤占司法资源、激励不相容、刑罚边际威慑力递减等缺欠，在刑事司法方面存在罪刑信息不对称、严重负外部性、司法资源配置失衡及预期惩罚威慑力低等不足。在禁毒司法成本既定与禁毒司法负荷繁重的约束性语境之下，这些缺欠和不足使得现行重刑化禁毒刑事政策未能实现毒品犯罪治理绩效最大化。从经济效率视角来看，推动现行禁毒刑事政策优化的具体路径包括：明确罪刑信息以指引毒品犯罪供给，加大适用罚金刑而减少适用死刑，提高刑罚确定性而降低刑罚严厉性，认真对待诱惑侦查的负外部性效应。     

和谐社会轻罪刑事政策的完善

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应当重视轻罪的妥善处置,树立宽严相济、宽缓为主的理念以及惩罚与矫正相结合、重在矫正的理念。我国现行轻罪刑事政策存在一些明显不和谐的因素,包括劳动教养制度以行政处罚之名行刑罚之实;过于倚重监禁刑,社区矫正刑太少;自由刑的执行重惩罚和隔离,轻教育改造。应当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予以完善：从立法上实行重罪和轻罪的分类;从根本上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制定保安处分性质的《违法行为矫正法》;立法上完善社区刑罚的设置,司法上和刑罚执行上提高社区刑罚的适用率;建立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防控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金融犯罪是高发性、高危害性犯罪,要达到整治和预防金融犯罪的目标,必须对相关刑事政策进行研究和调整。通过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总结和分析了金融犯罪以往的刑事政策,并对金融犯罪应采用的刑事政策提出了设想。认为应根据＂宽严相济＂的总体要求,按照＂严而不厉,渐进调适＂的思维设计刑事政策。其中＂严而不厉＂指保持高压性的刑事规制姿态的同时,妥善解决＂刑罚过分依赖症候＂的倾向;＂渐进调适＂指充分考虑制度环境,采取连续性、平稳性、阶段性的方式来构架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刑事政策,避免对金融生态造成过于剧烈的扰动。     

俄罗斯刑事执行法典的发展变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俄罗斯现行刑事执行法典源于沙俄监狱规范与苏维埃劳动改造法典,该法典借鉴二者基本框架与内容构设了俄罗斯现行刑事执行立法体系,对刑事执行法律的各项基本原则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较好地反映了俄罗斯当代刑事执行政策的立法导向,对刑罚执行人道化、刑罚执行差别对待与个别处理等价值目标贯彻得比较彻底,既有利于被处刑人员的矫正,也有利于其释放后回归社会。该法典对我国刑事执行立法法典化及刑事执行政策的推行与贯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刑罚轻缓化理论探析——兼论我国盗窃罪刑罚结构

虽然目前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但从现行刑法典的刑罚体系上看,我国现行刑法在量刑上还是一部偏重的刑法.在刑罚轻缓化的世界大潮下,我国也应该充分考虑国情,摈弃重刑化思想,这是由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死刑的严格限制适用政策以及罚金的适用与刑罚轻缓化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刑罚轻缓化、文明化、科学化.在刑罚轻缓化语境下修正盗窃罪刑罚之不足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这也是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     

《刑法修正案（ 十一） 》的重刑化倾向及其司法限制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既有罪名死刑不减、增设无期徒刑、加重有期徒刑、削减拘役刑和管制刑、增设无限额罚金刑,体现了明显的重刑化倾向.其理论依据在于对刑罚一般预防理念之过分迷恋,现实依据在于对重大社会热点事件之过分回应,但以上依据均不能解释此次修法的正当性.刑法重刑化倾向既违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刑法定等刑事立法应有理念,也可能导致司法实践陷入过度刑法化的治理困境.为限制重刑化倾向,刑事司法应当发挥能动作用.一方面,定罪时要目的性限缩入罪边界,坚守刑法谦抑主义,将不值得刑罚处罚的行为排除出犯罪圈,避免不当入罪;另一方面,量刑时要端正量刑理念,区分责任刑与预防刑,限缩重刑的适用范围,避免不当处刑.     

"刑期于无刑"思想与和谐社会刑事政策的构建

"刑期于无刑"的思想源于三代,后来被历朝历代奉为最重要的刑事策略,成为始终指导着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最基本刑事政策.对"无刑"的追求,法家主张"以刑去刑",而儒家则主张"以德去刑"."以刑去刑"的政策最终导致重刑主义,而"以德去刑"的政策却具有轻刑的趋势.历史证明,"以刑去刑"的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后被"以德去刑"的政策所取代.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有重蹈"以刑去刑"政策覆辙的危险.构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应当吸取和借鉴"刑期于无刑"刑事政策化进程中的教训和经验.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保安处分中国化

刑事政策是保安处分的立论核心,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视野下,我国的刑罚结构必须进行改革.保安处分制度中国化是改善我国刑法结构体系的题中之意,改善我国刑罚结构的轻重悬殊现象,发挥刑罚的最大功能.本文对保安处分中国化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对保安处分中国化提出了自己的立法构想.     

论在检察工作中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过去曾经过分强调刑事政策中"严"的一面,忽视"宽"的一面,在大力推行轻刑化、非刑罚化的世界潮流中,我国力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司法理念的一大进步。在检察工作中正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且在已形成健全"严打"工作机制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宽松的刑事政策和制度,如慎捕重教、暂缓起诉、轻罪和解、未成年人犯罪轻缓化等,并从立法上健全轻罪非刑事制裁制度,使之统一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中。     

论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刑事政策之贯彻与完善

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是适用“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前提和基础;特殊法律规定是贯彻“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法律保障.但我国“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内容并不明确;“两少一宽”刑事政策还没有上升到立法或司法解释的高度;民族地区司法人员理论水平较低,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理解不够.有些司法人员缺乏法治观念,重刑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各地司法机关适用“两少一宽”刑事政策标准不一.为此,应增强少数民族司法人员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加强对刑事政策理论的研究,推进民族刑事政策领域的创新;加强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宣传工作;使民族刑事政策法律化,进一步明确其适用范围.     

浅析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和发展

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等国司法实践中适用以来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这种纠纷处理方式节省了被害人、加害人的诉讼成本和国家的司法资源,目前已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是实现刑罚目的、推进刑事民主化、改革重刑化的刑罚体系以及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概念分析

作为概念,“宽严相济”有一个从统治方略到刑事政策的转变过程,而当下所说的"宽严相济"指的是一项刑事政策,它有着特定的权力结构背景和理论知识语境。作为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特别是在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刑事政策运行方式、保持刑罚适正性等方面都实现了质的飞跃。     

报应主义与刑事政策

只有将刑罚目的奠基于报应主义为基础的功利主义之上,现代刑法才真正有可能不仅成为保护人民的大宪章,而且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报应主义一经脱胎于原始的报复便与其分道扬镳,它以意志自由为立论前提、道义责任为归责基础,主张罪刑均衡,彰显公正、人权、秩序之现代文明社会三大价值.虽然单纯的报应并不足以解释刑罚的目的,与预防相结合才是其真正归宿,但是报应优先、兼顾功利的一体化思想应当成为我们坚定的立场并贯穿于死刑、刑罚个别化和"严打"等诸多刑事政策的考量之中.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累犯适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从刑事立法层面走向刑事司法,并在具体的刑罚裁量中发挥其现实作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内涵在于“区别对待”,其整体从宽的刑罚倾向并不能否定其内在的从严惩罚的必要性。累犯从重处罚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法定量刑情节但同样需要呼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精神,并在对应刑罚更为严厉性处罚的同时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的差异化内核贯彻其中,在具体的刑罚裁量中实现刑罚均衡的价值追求。     

论从严刑事政策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的运用

从严刑事政策是从严刑事立法政策与从严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体。基于恐怖活动犯罪危害严重、难以矫治的特点以及国际社会和我国对待恐怖活动犯罪的态度与立法、政策倾向,需要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加强对从严刑事政策的研究与运用。具体应采取如下措施:在从严刑事立法政策方面,增设罪名、完善罪状从而严密反恐刑事法网;调整刑罚结构、规范刑罚裁量、执行制度与刑事追诉程序;在条件合适时制定统一的反恐怖法。在从严刑事司法政策方面,依法司法,严格按照我国已有的反恐立法从事恐怖活动犯罪的侦查、审判、执行工作;突出工作重点,作好司法解释工作;成立反恐机构,防止恐怖罪犯的交叉感染;加强反恐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导向

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切入点,以犯罪圈和刑罚结构为解剖对象,对现行刑事立法进行反思。主张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将酒后驾驶行为、危害环境行为入罪化;将纯道德的无被害人的犯罪行为、安乐死行为、客观上不能犯的行为和预备行为去罪化。主张在刑罚结构上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适当提高有期徒刑的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