曶鼎王年考

已见有历日铭文的西周铜器中,唯曶鼎王年说多纷繁,实有深究的必要。铭文分三段。首段记王命曶司卜事及作器,次段记小臣允的讼事,三段记匡偿所寇禾事。前两段分别记有历日,后一段用一“昔”字交代,明确是追忆往事。二三两段又是两个独自的讼案。作鼎者为曶,三段的文字都与他有关。关于曶鼎铭文的最新考释,可参阅李学勤同志《论曶鼎及其反映的西周制度》。(注1)曶鼎铭文载有王年、月日干支、月相,作器的年月日似不难推求,但仅前段历日“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与次段历日“惟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就有许多不好解释的问题:     

大盂鼎铭文补释

大盂鼎铭文补释殷伟仁庶人的身份一度被视为探讨西周社会性质的关键。大盂鼎铭文记周康王对贵族盂的话说：“锡（赐给盂）……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对于这句铭文的权威解释是：“人鬲”就是“鬲”，指奴隶；“人鬲”包含了“自驭至于庶入”；既然，“...     

晋公戈铭文历朔研究

晋文公铭文“岁之禁车戈”是车戈的名称,此戈非西周晋釐侯四年之物,也非周妖王四年和晋武公四年之物.铭文“初吉”是实际历日而非吉日习语.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仍使用周王纪年的情况看,此戈铭文所记历曰符合周顷王四年六月的历朔.     

商周青铜器铭文概述

<正> 铜器铭文,前人称为彝器款识或钟鼎文,现在通称金文。古人在铜器上铸刻文字,最初只是自记其名以表示器物归其所有,所以后人把“金”与“名”合成一个字,称之为“铭”。商周有铭铜器总数五千多件,铭文所包含的单字约3500个,目前已能辨识的字约     

“锡……人鬲,自驭至于庶人”解

大盂鼎铭文记周康王对贵族盂说:“锡……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通常对这句铭文的解释是:“人鬲”就是“鬲”,指奴隶;“人鬲”包含了“自驭至于庶人”;既然“驭”是养马赶车的奴隶,那么排列在最后的“庶人”自然是最下等的农业奴隶了。我认为上述解释似不够妥当,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 大量的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表明,西周庶人的身分与奴隶是有区别的。庶人     

"对扬"再释

铜器铭文中的熟语“对扬”,前辈学者已有讨论,但各家观点并不统一。若全面分析铭文材料和文献用例,可以认为,“对扬”是一个感谢用语。限于铭文的体裁,一般是作器者对有恩于他的人表示感谢时所用。“对扬”的使用是西周时期礼制隆盛的一种外化形式。     

启封戈

一九七五年三月旅大市新金县元台公社后元台大队的社员平整土地时发现青铜戈、青铜矛和青铜短剑各一件。其中戈、矛有铭文。戈的正面铭文是:“二十一年,启封(立命)(令)(广邑隹)(广乡隹)工师钞冶者”。背面有“启封”二字。根据戈的铭文,我们将此戈定名为“启封戈”。“启封”应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属地,因避汉景帝讳而改名为开封。《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开封县,战国魏邑。〈史记·韩世家〉记,韩釐王二十一年,秦攻大梁,‘使暴(?)救魏,为秦所败。(?)走开封’。故城在今河南开封县南五十里。”启封戈是魏国之器,这已是无可争议的了。至于它是怎样到了辽东半岛?亦有史籍可证:《史记·六国表》记:“魏安釐王五年击燕”,《史记·     

西周金文与“修辞立其诚”的原始意义

西周铭文是现存较早的单独成篇的文本,《易传·文言》中“修辞立其诚”之观念虽是后起之说,但其所强调的“诚”应与早期铭文之类写作活动相关,可能就是对这类文本写作经验的总结。西周铭文是祭祀者与神对话的记录,以诚心获取神之佑助是铭文写作的动机,向神展示诚心是其核心的内容,诚也是铭文行文的基本要求与行文风格,故借助西周铭文,可以为这一文论观念作更具体的文化溯源。     

西周铜器铭文中的文学功能观

本文首次讨论了西周铜器铭文中的文学思想问题。从创作主体、接受主体及铭文对创作目的的表白看 ,西周已有了相对独立的文学活动和初步的文学功能观。其文学功能观表现为两大方面 :一、揭示了文学歌功颂德、记彰功烈、宣扬孝道的社会功能 ,这一揭示早于《诗经》“美刺”说中的“美”说 ,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认识到了文学的娱乐审美功能 ,这一认识虽然是初步的 ,却有重要意义。     

殷代的“卢方”——从殷墟“妇好”墓玉戈铭文论及灵台白草坡“潶白”墓

在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中,有一件玉戈(M5:580)上的铭文,原报告隶定为“卢方皆入戈五”。该戈长38.6厘米、厚0.6厘米,援部呈长条三角形、有中脊和边刃,直内,铭文刻于内的后部(图一)。玉戈铭文虽然简短,却向人们提出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即有关“卢方”的问題。此方国见于甲骨卜辞。据此玉戈铭文,说明至少在武丁的时候(关于该墓之时代,详拙著《“亚其”考》),“卢方”与殷王     

“廪人”别解

王辉同志《二年寺工壶、雍工(民攵)壶铭文新释》一文(本刊1987年3期,以下简称“王文”),发表了两壶铭文的正确摹本,并作了很好的考释,读后获益良多。但是王文对二年寺工壶铭文中“廪人”一词的解释,似尚有商榷余地,下面提出笔者的浅见,以供参考,不当之处请王辉同志及读者指正。     

商周青铜器铭文书法艺术研究及其风格问题初探

商周青铜器铭文是我们研究商周历史的第一手史料。青铜器铭文的书法特征为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深入研究商周青铜器铭文的书法特征，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商周青铜器铭文书法艺术风格的判定作些客观铺述，以求教于诸位学者。以西周为例：青铜器利器是政治权力、财富、身分等级的象征。“西周铜器铭中所记‘命书’很多，都是派史或内史册命，《师部篮》由作册内史册命，《师展鼎）｝、《免篮》、《走篮》、《休盘》，则都由作册尹册命，可证”。①《周礼》卷六“大史··，…与群执事谈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     

西周七铜器历日的推算及断代

西周铜器铭文备记“王年、月、月相、日干支”者达五十余件之多,这对研究西周历史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是,我们的文史界长期以来没有科学而便捷的推演历日的方法,不得不比照近代外人的资料,或者是William和Owen的《Solor and Planetary Longitudes for Years -2500 to     

楚辞“乱曰”义释

一近年来,出土了一批蔡国铜器,铭文上有一个“■”字,很难弄清楚。经过许多古文字学家的努力,较多的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字,是“(?)”的繁体,“吕”即“(?)”。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较多同志认为:是蔡昭侯的名。蔡昭侯名“申”,那么,“(?)”就是“申”了。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写了《寿县蔡侯墓铜器铭文考释》(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指出:“(?)”与“申”,古声近通用。另一个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略持异议,他在《蔡器三记》里说:“小篆之卵与申字形近易混,《蔡世家》昭侯名申,当是卵字之误。《番生(?)》的‘朱(?)’,《毛公鼎》作‘朱(?)’,即此字。”《说文》云:“亂,从(?),(?)亦声。”亂,《集韵》、《韵会》、《正韵》并云:“卢玩切。”而卵呢?《唐韵》云:“卢管切。”二字声本同。陈先生之说,正好进一步证明     

西周共孝懿夷王序、王年考

关于西周中期这段历史,《史记》中记叙简约:“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共王崩,子懿王立。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共王以后,除了承继关系外,别无史实可记。 两千余年来,司马迁留给我们的“共懿孝夷”这一西周王位顺次,历来均无疑义。不知司马迁所据何本,将“共孝懿夷”记为“共懿孝夷”。近年来,众多的西周中期青铜器出土,铭文所记人名、历日都是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司马迁的误记应当纠正,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战国秦汉漆器铭文浅论

战国秦汉漆器往往在其底部内外烙印、针刻和漆书少者一、二字,多者几十字的铭文。它们大多是制作时戳印上去的,但也有少数为使用者刻写的。这些铭文、题记不仅对研究漆器手工业的性质、生产程序和产品销路等提供了确切的文字依据,而且也是研究当时社会状况的宝贵文献。我们根据出土该时期的漆器铭文,将其内容大体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带“亭”、“市”、“工官”戳记;二是写有使用者姓氏或兼吉祥祝福之言;     

集安卷云纹铭文瓦当考辨

我在《集安高句丽墓研究》一文中,曾提到在集安地区出土的两枚黑灰色卷云纹铭文瓦当,一是“丁巳”纪年瓦当,一是“太宁四年”纪年瓦当。通过这两枚瓦当的对比,考证和“丁巳”纪年瓦当有关联的3319号方坛阶梯积石墓的年代,应在四世纪中叶。1981年秋季,日本考古学者友好访华团在长春访问期间,在一次座谈会上,日本考古学者永岛先生曾就拙文提到的黑灰色卷云纹铭文瓦当,提出如下三问:1、在集安地区共出土过多少枚黑灰色卷云纹铭文瓦     

何尊铭文补释——兼论何尊与《洛诰》

西周时期的何尊铭文对周初历史的研究,其重要性决不亚于《尚书》中《周书》的一些文献资料。两者在研究周初历史时,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何尊于一九六三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铭文为十二行,共一百二十二字。全部释文为: 惟王初(?)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白天。 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辶来)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 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虖乌!尔有唯小 子亡识,视于公氏,有昏于天,彻命。敬享哉!”(?)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 诰,何锡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惟王五祀。 对这篇重要的铭文,诸家都做过较详尽的考释。考释者无不认为,这是周初的一篇至关紧要的文字,它所记的大致意思是,宗小子何这个人在周的京室接受了周王的一番诰令后,并被赏赐了卅串贝,为此,何铸此尊特以观耀。其大意虽则如此,但对铭文中     

青铜器研究与安徽古代史

建国以来,安徽考古事业发展很快,发现有铭文的铜器约104件,连同无铭文的铜器计算,估计约达千件以上。自前青铜器研究已成为我省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就青铜器研究,讨论有关我省古代史的几个问题。 一、商殷时期的安徽“淮”、“南土”的问题 “淮”字最早见于帝乙、帝辛“征人方”卜辞,“南土”、“南邦方”和“夷”字最早见于武丁卜辞。对“淮”、“南土”、“淮夷”的解释,学术界并不一至。大体讲     

殷商至周初的照与[戈丮]臣

方[戈丮]乳各鼎属西周早期后段器,系器主为妻作器。铭文中“方”是地名,“[戈丮]”是爵或职名,“各”是人名。“[戈丮]”作为爵或职名,在晚商青铜器铭文屡见,而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玉戈刻铭等均表明讯的地位很高。殷墟出土的跽坐执戈者以及西周较晚的铭文,也反映出称[戈丮]者可能是执戈拱卫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