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籍冲突的解决原则

国籍冲突问题直接涉及到主权国家与其公民之间的关系 ,是国际公法上一直在着力解决的一大“瓶颈”;由于国籍是涉外民事关系中常用的连结点 ,国籍冲突问题也是国际私法中必须解决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解决国籍冲突问题时 ,国际公法旨在彻底防止和消除国籍冲突现象 ,以实现国籍唯一原则 ;国际私法则只是在已存在国籍冲突的情况下 ,选定其中一个国籍作为连结点或寻找一个替代连结点 ,以确定应适用的法律。     

论投资者功能性国籍冲突及其解决——基于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分析

由于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于投资者的国籍采取了不同的确定标准,因而极易产生投资者国籍的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解决投资者国籍的冲突有助于界定缔约方和投资者的权利义务的范围和程度以及投资争议的解决。     

海外投资者的外交保护及困境——以国籍原则为中心

国籍原则是“中心”仲裁机制和外交保护制度的共有原则,但其具体内容和要求存在重大差异。《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17条在投资者外交保护事项上似乎确立了“中心”仲裁机制优先适用的特别法地位。然而,由于《关于解决一国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第27(1)条建立在投资者始终拥有单一国籍的假定前提之下,在多重国籍投资者以及投资者国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此类投资者的外交保护便会面临众多困境;同时,坚持ICSID仲裁机制的优先性将对外交保护制度形成严重冲击。     

论公司外交保护制度中的国籍确定规则

文章在论述公司外交保护制度中国籍确定规则的意义的基础上,阐明了国际上通行的认定公司国籍的标准、巴塞罗那公司案确认的规则、<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规定是公司国籍认定的三个原则.以国际立法和司法实践确认的规则、自然人股东国籍国的确定、股东的持续国籍作为公司股东外交保护的依据,立足我国立场,结合实践,针对公司外交保护制度及国籍确定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人一籍原则的再论证

随着我国旅居海外的华人日趋增多和港澳的回归 ,有人提出应修改我国“国籍法”,承认双重国籍。本文认为 ,国籍冲突既危害个人也危害国家 ,承让双重国籍既不利于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保持中国同华侨众多的外国间的友好关系。基于法的本质和国际法原则 ,联系中国的历史及现状 ,我国应坚持一人一籍原则     

论外交保护的国籍持续要求及其例外规则

外交保护是国家保护海外国民最重要的法律手段之一。国家实施外交保护的首要前提是国籍持续,即个人或公司从发生损害之日到求偿提出之日持续地具有保护国国籍。如果在上述两个时间点上个人或公司都具有保护国国籍,那么可以推定这期间的国籍状态是持续不断的。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国籍持续可以存在例外,其中"国家继承"和"公司因损害而终止存在"是较为特殊的情况。但就个人而言,国籍变更后,现国籍国不得针对原国籍国就该受害者所受到的损害实施外交保护,除非原国籍国放弃反对的权利。中国的政府声明没有明确涉及该问题。因此,我国有必要在该领域进一步完善自身的法律规范与外交政策。     

劳动争议与人事争议的主体冲突及解决对策

分析了劳动争议与人事争议的主体冲突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法律上的原因,提出以属人原则处理交叉部分的主体关系,以避免主体冲突。     

渠道冲突的原因及其解决途径分析

营销渠道作为4P中的策略之一,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认知。由于渠道成员的相对独立性,发挥作用的不同性,以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特性,使得他们在商品流通的各个阶段出现矛盾和冲突,导致渠道成员关系恶化。本文在渠道冲突及其主要表现形式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导致渠道冲突的主要原因,从价格因素和非价格因素两方面提出了化解渠道冲突的主要途径。     

现代国际法上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的冲突及解决

现代法律体制下,人权既是国内法调整的对象也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调整领域,基于国际社会的主权性和人权问题的敏感性,在现代国际法上人权与主权冲突不断.主要体现在国际法若干基本原则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冲突.而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也是改善国际关系推动国际人权法的必然要求.     

税法与私法的冲突及其解决途径

传统税法是公法,税法与私法的交叉与融合,对税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从税法自身的特殊性和税法的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税法应当寻求自身的相对独立。如何兼顾国家和个人的利益是渗透着私法精神的税法必然要面临的问题。税法“私法化”带来的不仅仅是税法原则、税法制度上的变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全社会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     

论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以权利冲突为视角

权利冲突的实质是社会主体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利益的冲突。而现行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采取的是“非黑即白”的禁令救济方式,这忽视了冲突的利益协调,有悖于效益原则,不利于纠纷的根本解决。因此,应引入补偿法则,由善意一方对对方利益予以补偿,实现冲突权利的共存,寻求权利的调和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协调知识产权权利的冲突。     

我国对越南投资的国际法框架及完善

我国对越南的投资需要相应的国际法保护。根据对中越多边及双边投资国际规范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前者存在作用有限、成本较高等问题。为此,我们应把保障中国对越投资的重心放到中越双边投资协议上,并利用我国所参加的双边或区域性投资协议推动全球性投资国际法制的确立及完善。     

欧美冲突法趋同化之晚近发展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正驱使欧美冲突法经常性地会同时面对两种冲突难题,即独立国家间的国际法律冲突问题和联邦制下的州际法律冲突问题,因而欧美冲突法亦将告别两个不同版本,逐渐向同时兼具国内和国际冲突法两种属性或功能的方向发展。欧美冲突法趋同化之晚近发展对中国冲突法制度的构建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适用——以国际条约为视角

国际条约生效和失效日期的特殊性使得国际刑法中的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与国内刑法的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有显著的差异。国际条约严格解释原则包含禁止类推解释和有利于被告的解释两重含义。国际刑法的解释主体也与国内刑法的解释主体不同。     

从美国BIT范本看国际投资与环境保护之协调

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仲裁实践中环境争议的日渐增多,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的环境规则不断调整。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在《2004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立法模式的基础上对环境条款进行了较大的调整,细化了环境权利和义务,增加了公众参与环境条款,肯定了环境条约的作用,完善了环境争端程序条款等,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还是远远低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要真正协调国际投资自由化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需要确立可持续发展宗旨,全面引入环境评价机制,突出环境问题专家在争端解决中的作用,明确投资者的环境保护义务等。     

论新干涉主义的不合法性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国家以新干涉主义为借口,频频干涉别国内政,民主和人权日益被作为意识形态武器而成为地缘战略的掩护,我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应对此保持警惕.从国际法角度出发,着重分析了新干涉主义对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原则的违背,并指出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原则才是国际关系的基石,任何状况都不能动摇这一点.     

试论授权立法的法律冲突及其解决途径

因为《立法法》存在缺陷 ,所以远不足以解决授权立法所引起的法律冲突。冲突成因在于授权主体的广泛性、授权期限、范围、授权标准不明确、超越授权立法以及监督不力。为解决这些冲突 ,应当限制授权主体范围、实行更严格的法律保留、坚持授权必要性原则 ,不同类型的授权立法应当确定不同的位阶 ,应当完善立法机关监督和裁决的机构、程序和标准 ,还应当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和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     

中港两地法律冲突的解决原则及其现行的国际私法规范

“一国两制”已从理论的构思即将跨入社会实践阶段.香港特别行政区1997年成立后,我国将出现一崭新的法律现象——“一国两法”。那么在一个主权国家之内,如果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区域,而这些不同法域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又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交往,这就产生了这种跨区域的民事法律关系受哪一区域的法律调整的问题。这种法律上的矛盾和抵触状态,法律上称之为“区际法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