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及其文化构建一以“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由于历史语境的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始终充满矛盾和张力,并且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就“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而言,它们在自身历史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书写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构建和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四”新女性自我意识张扬与萎缩的心路历程

本文从女性追求自由平等、人格独立;反抗封建礼教,追求婚恋自由,追求经济独立,确定社会主体地位方面探索“五四”新女性在五四思想文化背景中从觉醒到反抗到无路可走的心路历程,对“五四”妇女解放运动进行反思与探索,以期揭示女性意识的彰显和遮蔽,再现“五四”背景中女性的真实感受和思想文化转型时期的心路历程。     

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的现代化地位

“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性事件,是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五四”运动期间的李大钊得益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向新的方向发展,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提出了革命—现代化的新途径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这些,为“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地位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与“五四”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比较

从＂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到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从未中断。＂五四＂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主要是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来唤起民众觉悟,挽救民族危亡,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改革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启蒙教育,经历了如何冲破＂左＂的思想禁区到姓＂社＂姓＂资＂争论,＂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个阶段。＂五四＂运动与改革开放在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中,既存在思想局限性的区别,又存在历史任务的相似性。     

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开启——五四启蒙运动中的“觉悟”话语

五四启蒙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新阶段:从技术到政治、再到伦理问题层层递进,达到了"吾人最后之觉悟";从鸦片战争时期少数先驱者个体觉醒,到甲午战败后士大夫阶层"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再发展到五四时期实现"全面觉醒";从近代初期少数先驱者的被动惊醒,发展到五四时期对民族命运的自觉反省与对唤醒民众使命的自觉承担。时人对"觉悟"的定义包括:启蒙者的主动"自觉""自己觉悟"与启蒙者唤起工农的"觉人""人人觉悟",科学(学术)觉悟、"政治的觉悟"与"伦理的觉悟"(傅斯年等人还提到了"社会的觉悟"),对外不许列强侵害主权的民族主义觉悟与对内不许军阀把持政权的民主主义觉悟,个体意识的觉悟与群体意识的觉悟,从一般倡导"国民觉悟"到重点启发"阶级觉悟"。通过创办报刊进行启蒙宣传是五四思想家非常重视的传播渠道、觉悟途径,《民国日报·觉悟》《觉悟》等报刊在实现"第一次全面觉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的扬弃及其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民族复兴的起点。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扬弃。“五四”运动体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面光辉的旗帜。“五四”运动开创的现代中国青年爱国主义传统应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展。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重读鲁迅《呐喊.自序》,我们能够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之间的思想分歧。鲁迅的“五四”有别于一般“新青年”的“五四”,对这种差异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并最终走出今天关于五四评价的种种争议,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     

误解科学与错失法治:“五四”运动的两大缺陷

尽管"五四"运动功不可没,但也存在严重缺陷。"五四"运动没有认识到科学首先是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其次才是具体的知识;科学与技术不同;科学不仅是一种精神和态度,更是一种技术和能力。更为严重的是,"五四"运动几乎完全无视法治的重要价值。"五四"人物没有认识到可控性这一因素,重实质正义、轻程序正义,仍陷于古代的重人治、轻法治的窠臼。我们今天既要继承"五四",也要反思"五四",批判其不足,才能超越"五四",也才能实现"五四"的初心。     

走近／走进“五四”

又值“五四”。 这是她的第九十个纪念日。白云苍狗,世事变幻,在风风雨雨中“五四”的背影渐行渐远。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主义关联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倾向是复杂的,它以个人为本位,同时又带有一定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色彩,但仍然与民族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关联。从兴起的原因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民族危机的产物;从发展的结果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民族主义的高涨;从运动的特点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个人为本位,并具有一定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倾向,但它所推崇的＂个人＂和＂自我＂,绝对不是执著于一己痛痒的＂个人＂和＂自我＂,它所关注的＂世界＂和＂人类＂,也绝对不是完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世界＂和＂人类＂。     

历史的“五四”与文学史的“五四”

历史的神话往往是被历史的书写者有意或无意缔造的,人们一旦接受了神话化的历史,便不再对神话以外的书写感兴趣,对已浮出水面的新鲜史料也视而不见.被许许多多部文学史约定俗成书写出来的"五四",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五四".历史呈现出的多元复杂相貌的"五四",也许因为书写者习用非第一手资料,甚或因为意识形态化的缘故,在文学史中编排成了单色调的统一面孔.几乎任何一部文学史书写出来的"五四",都是出自同一模具的产物,近乎千部一面.尽管时至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但有关"五四"诸多历史的细枝末节仍被文学史遮蔽了,与之相关的许多人与事和因果的逻辑关系常常呈现出史料不足的简单,学术结论也往往显出缺乏实证的草率甚至武断.我们对真正读懂"五四"还有不小的距离.     

信息传递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能够发生并发展成为全国规模并长时期持续,影响深远,与信息传递密切相关。信息媒介网络(报纸杂志)、学生组织网络以及交通与邮电网络在五四运动信息传递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五四运动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又是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     

对“五四”激进主义发展命运的另类解读

“五四”是一个张扬激进主义的时代。它以思想启蒙为指归,但为什么它没有沿着欧洲式的启蒙道路走,相反却采取苏俄式的激进方式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在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作家的文学观以及现代文学史叙述作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从沉浸在历史的具境中的角度真实地考察“五四”激进主义的发展轨迹和在历史上的是非得失。     

赵树理与五四问题小说

赵树理延续了“五四”问题小说的创作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注重现实人生的切实方面的创作姿态,把“问题小说”作为他实现其使命意识的最佳方式。文章在提出问题的性质、问题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三方面对赵树理与“五四”问题小说进行了分析比较。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化

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和思路作一番认真的考察十分必要,通过正确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可以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五四”精神的实质和内涵。并且从中探讨“五四”运动带给人们的当代意义。     

被解说的与被建构的：“五四”研究史评析

“五四”运动被认为是20世纪现代中国的思想元典,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五四”运动这个现代中国的本源性事件不断被“当代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叙述,大致存在“文艺复兴说”、“破坏传统说”、“资产阶级启蒙说”和“新民主主义说”等关于“五四”运动的主要话语表述方式。     

五四爱国运动中心新探

从1919年6月3日北京军警大批逮捕学生,到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是北京,而不是上海。根据是:北京是这期间全国人民同皖系军阀政府及其后台日本帝国主义斗争最激烈,最关键的所在,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都是响应、支援,配合北京学生的。     

蔡元培教育革新思想的基本精神及其对“五四”运动的影响

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教育革新思想和实践,使北京大学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心．其教育革新思想的基本精神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这一办学方针的指导下,“五四”运动时期的风云人物齐集北京大学,各种学术研究团体、革新社团和进步刊物成立,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在北京大学盛行。使北京大学成为了“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蔡元培在“五四”运动这场爱国主义运动中起了关键作用。     

五四时期社团繁荣对中国政党运作的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政党并不是原生的，而是多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在中国政党的初起阶段，很多方面都是不成熟的。而在政党按照其自身规律发展的同时，五四时期却突发性地产生了一个社团大繁荣的局面。这些社团，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政治性社团强烈的作用于政党。中国的政党在这突发性一击的震荡下迅速由不成熟走向成熟，而且，这种影响并未即时消失，而是溶入到政党运作之中，不断的作用于中国的政党运作。这种作用是长期的，也是深层的。可以说，中国的政党，无论政党思想，还是组织形式、运作方式都从五四时期的社团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