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展的几个阶段

漕运是封建王朝政治活动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以政治中心为转移,以满足都城物资需求为目标,以连接都城与漕粮产地的水路为载体;同时漕运又是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发展又受经济活动规律和运河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根据王朝都城的位置变迁、漕粮主要来源地的变化以及运河网络的发展,可将中国古代漕运系统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即以长安为中心、以"关东之漕"为内容的发生阶段;以洛阳为中心、以"关东之漕"向"江淮之漕"的转折为内容的蓬勃发展阶段;以汴京为中心、以"江淮之漕"为内容的繁荣发展阶段;以北京为中心、以"江南之漕"为内容的高度发展与终结阶段.漕粮来源地的变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生、发展、繁荣和终结的全过程.     

张居正《答潘季驯书》注释和分析

比闻黄浦巳塞,堤工渐竣,自南来者,皆称“工坚费省”。数年沮洳,一旦膏壤,公之功不在禹下矣!仰睇南云,曷胜欣跃! 本文选自《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十一》。原题作《答河道潘印川论河道就功》。按印川即潘季驯的字,他是明朝的水利专家。张居正于1578年初荐吴桂芳为工部尚书、总理河漕都御史,负责治河,并兼理河漕事务。同时裁撤了“总河督御史”一官,以统一治河治淮和督理漕运的事权。但不久吴桂芳就病故了,乃以潘季驯为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其职。因此编全集的张懋修称潘的官职为“河道”,不妥。     

宋代浙江的粮食商品化述评

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空前的,两浙路又居于全国的首富之区。苏轼说:“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富供馈不可悉数。稻米在宋代除了作为主要民食外,并属主要税收之一,当时全国每年漕粮600万石,两浙路就占四分之一。粮食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到了宋代,由于两浙路粮食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官府、军队对粮食消费的巨额增长,赋税制度的变革,高利贷的     

农业生态与漕运兴废--以鲁西为个案

明朝和清前期，国家为保障运河漕运，严禁沿运河两岸农民引用运河和其他河湖之水灌溉田地，致使鲁西农田水利事业荒废，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运河停漕后，山东运河流域河道淤塞、闸坝失修的现象日趋严重，招致沉粮地和缓征地面积大增，山东西部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明代漕抚创制史迹考略——以王竑为中心

以王竑为中心的明代漕抚创制过程,实际包含两条线索轨迹:一是由永乐以来的单一武职总漕,演变为文武双轨制;二是由宣德以来对南直隶江北派设的巡抚,演变为由文官总漕的兼职.明清以来史家多关注前者(漕)而忽略后者(抚),导致一方面混淆了二者的概念和时间次序,另一方面则忽视了王竑之前南直隶江北地区行政管理体制不断调整并日趋稳定的史实.漕抚定制的真正意义在于使永乐北迁后明廷必须解决的南漕北运和加强对南直隶行政管理得以有效兼顾.此外,王竑两任总漕之间的七年间,文官漕抚的职位虽无人填补,但其权力却有所分散、转移,其中监督各府州仓粮和卫所屯粮之权由"总督南京粮储"都御史接收,而管理河道和镇守淮安之权,则重新归属于漕运武臣之手.     

清代浙江漕政与农民的抗漕斗争

清王朝建立后,沿袭明代成法,规定每年从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和山东八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经京杭大运河输往北京,以满足其官俸、军饷和宫廷糜费的需要。漕运的推行,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向来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所谓“漕粮为天庾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时至清末,仍有“中国之大政有三:曰运漕,曰治河,曰行盐”的说法。地处东南沿海、物产丰富的浙江,是明清时期有名的重赋地区之一,也是征纳漕粮的主要省份。有清以来,浙江每年额征漕粮六十三万石,仅次于江苏,在有漕八省中位居第二。而这六十三万石漕粮,连同随漕征收的耗米、     

初唐时期的江淮漕运

《新唐书·食货志》记唐都长安“常转漕东南之粟”,学界通常认为这是安史之乱后的事,这种观点值得进一步分析。唐初武德、贞观年间,“漕事简”,漕粮主要来自传统的赋税基地即黄河中下游流域。高宗、武后时期,随着中央用度的急剧增加,漕运进一步发展。而此时由于东北、北部边境屯驻重兵,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租赋主要供应军需,上解京师的数额大为减少。这种形势下,江淮地区就成为入京漕运的主要来源。     

漕运发展的阶段性分析

《说文解字》诠释:“漕,水转谷也。”追溯本意,漕运即是通过水路转运谷物的一种形式。但是,封建社会中的漕运有其特定的历史含义。很早以前,我国民间便久已利用沟渠和自然水道转运百物,但是,都不称为漕运,漕运是一个历史概念,专指历代封建政府将所征粮食运至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     

唐代河南漕路续论

唐代河南道黄河段漕路,是汉代已有通漕记载的古老漕路.其水道"湍悍",三门底柱为航行最大障碍.唐代河南道段黄河承担漕运任务空前繁重,对航道进行过多次大规模整治工程,留下可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裴耀卿、刘晏、李泌、李巽、裴休等为之做出过重要贡献.陕州是河南道黄河漕路的转运中心.唐朝最早于此设置地方运使.元和时运使停罢,并不表示陕州失去漕运的重要性.河南道两段漕路各有特点.     

合族共漕:清代地方基层的一种漕务应对实态

漕制,在传统社会当中是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的一项重要国家制度,尤以明清两朝为盛.明末,漕运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诸如摊派、腐败等.清代所延续的明代一条鞭法赋税制度实际是整合了明末各种摊派后的结果,给基层民众所带来的负担颇为繁重,作为“天庾正赋”的漕赋则更加如是.清代基层社会民众对于漕务的主要应对实态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积极完漕;二是极端抗漕;三是消极拖逃.近年学界对于抗漕与漕粮拖逃的样态关注相对较多,因为碰撞冲突能够较为直观地呈现社会结构的动态.而对于地方基层多数民众如何完漕及其影响则关注相对较少.事实上,合族共漕可以说是清代地方基层社会的主要漕务应对实态,其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样态:一是通族共漕,即能以一族之力应对;二是联族共漕,即多族联合应对.基层社会正是通过这种灵活多变的形式得以突破困境进而求得发展,同时也在较长时期内维护了地方基层乃至整个王朝社会的稳定.     

清代前期漕运及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

清代前期漕运及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周祚绍漕运是有清一代的大政，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居有性要的地位。清代历朝统治者对漕运极为重视，顺治二年，顺治帝就采纳巡漕御史刘明所奏：＂额数宜清，运法宜定，修造宜急，运道宜豫；＂①恢复明代的漕运旧制。康熙帝曾将漕运与河...     

北宋漕运发展原因初探

北宋时期 ,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漕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漕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统治阶级的重视为漕运大开绿灯 ;造船技术的进步又保证了漕运业对漕船的需要 ,在诸因素互相作用、影响下 ,漕运业不断推进。漕运业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结果 ,是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促进了北宋漕运的进步     

唐代江淮地区的漕运

《新唐书·食货志》云:“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东南漕运,必经运河,这就成为扬州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战国末期,秦开郑国渠,溉田四万顷;     

论社会主义契约文化的“三纲五常”

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建设社会主义契约文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既是需要改造和超越的对象，又是可以开发利用的宝库，其建构自身体系时所采用的“三纲五常”的结构方式，就不乏借鉴作用。本文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尝试以“自由为人本之纲”、“平等为社会之纲”、“民主为政治之纲”等三纲为主轴，以“利（利益取向）”、“理（理性精神）”、“义（正义原则）”、“信（信用观念）”、“法（法治思想）”等五常为基本准则来建构社会主义契约文化形态的理论体系，以期达到纲常相济、纲举目张的系统效应。     

篇章风格新辨

篇章是建立在二元（阴柔、阳刚）互动之基础上，以呈现其“多、二、一（0）”结构的；而其风格之形成，便与这种由二元（阴柔、阳刚）互动所组织而成之“多、二、一（0）”结构与其“移位”、“转位”、“调和”、“对比”．息息相关。本文即以唐诗、宋词各一首为例，用这种由二元（阴柔、阳刚）互动所组织成之的篇章结构与其“移位”（顺、逆）、“转位”（抝）、“调和”、“对比”为依据。对整体结构之阳刚与阴柔之“势”。探讨其多寡与比例，并将这种模式探索之结果对应于传统直观表现之结晶作进一步的观察。结果发现：在审辨作品之篇章风格时。除必须参考“直观表现”之成果外。又尝试拓展有理可说的“模式探索”空间，将有助于审辨质量之提高。因此，这种对篇章风格辨析之新尝试而言。是谈有参考价值的。     

明中后期淮安海商的逆境寻机

明代中期以来,漕运河道多遇不畅。漕粮缘河道北运遇阻,南来的漕粮汇聚到淮安后,不得不以山东登莱二州为中转,通过海路向京畿运送漕粮。隆庆以降,由淮安经登莱海运漕粮已具规模,但官方对海运漕粮总是多有顾忌,因而即使是紧急时期,最多只是默许而已。隆万之交旋开旋罢的官方海漕为万历辽东战争期间民间海上力量涉足海运从事粮食贸易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崇祯末期海漕北运再次实现。这条长期以来形成的海运线路曾为镇守东江的毛文龙集团提供了若干便利,淮安民间私人海上团体则成为毛文龙遭钳制后为其输送粮饷的重要依恃力量。淮安海商在逆境中不断寻觅着海运的商机,断续推进着自淮安到辽东的海上商业活动,彰显了海上力量的不竭活力。     

浅析北宋定都开封的原因

北宋定都开封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北宋立国之后，天下未定，时开封虽为“四战之地”，同时却也堪称为“四达之会”的交通要冲。而且开封漕运发达，漕运成为北宋立国之基础，它的发展是开封繁荣的必要因素，它的衰落也成为北宋衰落的重要原因。     

《全宋诗》琐考

１．游似为游仪之误 《全宋诗》册五六卷二九五八页三五二三六游似《黄鹤楼》：“长江巨浪拍天浮，城郭相望万景投。汉水北吞云梦人，蜀江西带洞庭流。角声交送千家月，帆影中分两岸秋。黄鹤楼前人不见，却寻鹦鹉过汀洲。”（清陆心源《吴兴诗存》二集卷八） 按：此游仪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九：“游仪，（字）伯庄，长平之胜士，早游京师，自北方纵览名山；已而浮洞庭，归隐武溪之上。过武昌时，有题黄鹤楼诗，脍炙人口。游默斋尝书置南楼，游受斋漕湖北日，复为之刻石。其诗云云。”（《柳溪吕炎近录》）据此，则当为游仪诗。陆心…     

论章法结构之方法论系统

“章法结构”是以“阴阳二元”之互动为基础，经其“移位”、“转位”与“包孕”之作用而形成整体之“多←→二←→一（0）”之螺旋结构的。这种历程，可归本于《周易》，提升至“普遍性存在”之高度，亦即用方法论原则或系统加以确认。而其中“二元”之“移位”与“转位”所推拓的是各层之“章法结构”，而“二元”之“包孕”所连锁的是上下层以至于整体之“章法结构”，它们功能虽不同，却都是构成“多←→二←→一（0）”螺旋结构之主要内容，缺一不可。     

“日有食之”的结构、语义分析

文章分析了“日有食之”的句法结构。大量的古汉语语言事实表明,“日”为主语,“有”为存现动词作谓语,动宾结构“食之”作宾语。语义上,“有”表示出现,“之”回指主语“日”,“食之”前省略了一个未知的主语。“日有食之”就是“日”身上出现了“（主语）食之”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