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明变,百川竞发--读《蒙文通文集》兼论蒙文通先生的史学成就

<蒙文通文集>共六卷,内容非常广博,许多篇章已经成为20世纪学术领域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章.全面介绍<蒙文通文集>,并对其史学成就予以评述,揭示其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崇高地位.     

蒙文通与中国史学史

蒙文通是20世纪一位杰出但被忽视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自觉地区别于梁启超等人的模式,具有主通、明变、贵识的特色。蒙文通与同时代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异同以及他本人思想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史学观念的更新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     

表宋风,兴蜀学--刘咸炘重修《宋史》简论

近代学者刘咸炘立意重修<宋史>,目的有二,一是表彰"宋学",二是中兴"蜀学".他之所谓宋学,主要是指浙东学术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一派的史学传统.刘氏认为,宋代蜀中史学大盛,元后而衰,清末民初"宋风"渐为复兴,重修<宋史>正得其时.     

明代后期宋史研究考论

明代后期统治基础动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学者们纷纷从前朝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宋史研究进入繁荣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纪传体全面总结宋代历史;二是以编年体梳理宋代历史进程;三是以纪事本末体凸显宋代重大史事;四是以传记类史著补充正史。此期间问世的宋史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前期,进一步丰富了宋史研究的成果,弥补了前期研究存在的不足;研究的史鉴目的尤为突出,黜虚征实的思想突显,史家修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呈现出宋史研究的繁盛景象。     

蒙文通经学四变述论

蒙文通的经学思想承廖平而来并加以发展。他批评汉学流弊 ,倡鲁、齐、晋之学 ,以地域分今、古 ;破弃今、古文经家法 ,而宗周秦儒学之旨 ;其后 ,蒙文通又提出汉代经学乃融会百家 ,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的见解 ,推崇西汉今文经学 ;后于晚年对今文经学提出批评 ,认为今文经学乃变质之儒学。蒙文通的经学思想内涵丰富 ,经历了四次变化 ,值得认真总结与研究探讨。     

蒙文通先生佚文《〈西洋近世史〉序》书后

蒙文通先生1932年任教于河南大学历史系时,为同事张仲琳教授编著的《西洋近世史》作序,对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情势,提出自己明确的看法,并特别指出借鉴西方史学的必要性.该序是蒙先生在文化观点上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直接证明,为考察其生平与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     

吴天墀先生之治史风貌及特点——纪念吴天墀先生诞辰百周年

吴天墀先生是西夏史名家,1980年代初出版的《西夏史稿》,将我国的西夏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然而在先生漫长的治史生涯中,“西夏史”并不是最主要的内容.先生是我国宋史的早期研究者,且研究领域甚为宽广,其中以唐宋之际至北宋中期的社会变革、五代以降的学术文化、巴蜀文化史最为究心.先生治史,与蒙文通、刘咸炘等人学风一脉相承,通观明变,由博返约.视野宏大而不失细微,关注学术热点而不率尔应时,发扬传统“考异”之法,慎密考订而不流于烦琐,重视吸取新的理论和方法.史无定法,在先生治史生涯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论杨万里的易学思想

杨万里的易学思想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周易>一书是圣人通变之书,在研究<周易>时以古鉴今,古为今用,思考现实的问题和南宋王朝的命运.同时,善用以史证易的方法.他认为易之道是天理.当然,他的易学观有浓厚的理学家的色彩,有时以<周易>为儒家的政治思想作注脚.从整体看,杨万里的易学思想重视适用,重视总结历代王朝兴亡成败的规律以利当世,有独特的个性.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

蒙文通先生治史最重通识,曾提出“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的名言,主张通过多读前后左右之书来认识特定的学术思想。但这与传统的博览取向和现代的跨学科取向均不甚同,而是有意识地从社会视角考察思想学术,同时侧重其学脉渊源和时代精神。一方面,不因史无明文就以为实无其事,当尽量寻觅蛛丝马迹,以连接历史可能割断之处;另一方面,又强调历史上“空言”和“行事”的紧密关联,以因事证明的方式将相关时段的制度和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以见其全貌。     

国内大学最早开设宋史课的准确时间

中国最早开设宋史课的学者是蒙文通教授,依据近年史学史家的研究,这已成为国内宋史学界的共识.但蒙先生究竟在何年何月开设此课,事实上还没有完全解决.     

“秦汉新儒学”与近现代儒学之重建

重新梳理、评价周秦两汉儒学的流变是民国学界超越经今古文之争、重建中国文化的题中要义,儒道抉择与孟荀分野,今文学方士化与改制学说成为各家判定秦汉新儒学“变质”抑或“发展”的关键。胡适认为秦汉新儒家是儒、墨、方士的糁合物,逐步宗教化,郭沫若视之为完全变质;钱穆着眼于宇宙论与人生论,认定秦汉新儒家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枢纽,董仲舒改制学说却误入歧途;顾颉刚认为董仲舒沿袭阴阳家系统理论提倡公羊改制,旨在彰显汉朝功业;蒙文通融会秦汉新儒学的革命精神与制度设计,以实践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考察民国各方学人阐释“秦汉新儒学”的分合,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当可展现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或能在现代知识与学科体系中建构中国文化义理、制度与历史事实的有机系统,实现“能尊而有立”的文明复兴。     

经史嬗递与重建中华文明体系之路径————以傅斯年与蒙文通学术分合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新旧嬗替,转化传统与引介西学成为重建中华文明体系重要的知识与思想资源。傅斯年、蒙文通二人皆经历了出入今古、由经入史的学思历程。傅斯年贯彻以历史观点探究中国文化演变,考察思想意识历时演进的轨迹,估价与建构文明价值|蒙文通阐发儒学义理与经史之学,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学以塑造中华文明主体性。若以傅斯年与蒙文通的学术分合与经史纠葛为中心,考察民国学界划分夷夏、辨证性命、沟通汉宋的关联与旨趣,或可阐发“通识”与“专家”、“求其是”与“求其古”等学术理念,重估进而转化中华文明体系的多元路径,为实现“以国故整理科学”的学术转向提供参考。     

浙东史学与民国经史转型——-以刘咸炘、蒙文通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重新阐释、构建中国学术的渊源流变成为近代学人沟通中西的重要环节。巴蜀学人蒙文通、刘咸炘试图重塑浙东史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刘咸炘构建以章学诚为核心,以宋世婺州史学为表,明之姚江理学为里的浙东学术系谱,旨在塑造、贯彻浙东史学以公统私、广大圆通的学术特质,以此重建中国文化,回应中西古今之争。蒙文通强调南宋浙东史学与清代浙东史学的差别,以秦汉新儒学为根本,将南宋浙东史学构建成为儒史相资的典范,以此阐扬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希冀推昔人之陈说,示大法于将来。以疏源浚流的方式呈现晚近各派学人转化传统学术的本意与主旨,或可探明传统学术的流变,以资当下构建中国学术本位借鉴。     

“超今文学”与近现代经史转型

1930年前后,“今古”之见支配民国史学界,顾颉刚有意发起新一轮的“今古文论战”,“超今文学”逐渐成为学界焦点。胡适提出“回到廖平”,重审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合理性;钱穆以史事澄清秦汉学术演化轨迹,解决近代今古文之争,反对于经说中强求异同;钱玄同、顾颉刚进一步将今古文问题史学化,从“辨伪”与“析学”的层面明确主张超越经今古文问题;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发展经史分流观,以“理想”与“陈迹”区分今古,实践以国故整理科学。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学界“超今文学”的学术纠葛为线索,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展现近现代经史转型过程中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融汇各家超越经今古之争的方法与宗旨,或利于反思进而丰富时下史学研究,使史学研究成为确立文明主体性的源头活水。     

经今古文之争与国难之际儒学走向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章太炎、廖平二人分别代表的历史化的古文经学与哲学化的今文经学,使民国时期章黄学派与廖平门生形成两种截然分流的儒学观念。20世纪30年代,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游学江浙,问学于章太炎、黄侃,两派学人在汉宋、今古、经史等问题上往复论辩,澄清儒家哲学思想及其渊源流变成为其中要旨。章太炎以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为中心,重塑国学正统,探求民族文化的变迁;廖平门生则重构今文学义理,以秦汉新儒学整合汉宋、今古、经史之争。以此为线索,考察民国时期廖平门生与章黄学派转化传统学术的不同旨趣,当可揭示国难之际儒学的多元走向。     

杨慎史学批评研究

杨慎是明代一位有着浓厚批评意识的学者。杨慎的史学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史记》《汉书》的史学审美、对宋代史学的有意求瑕及基于史料价值和史书编纂方面对其他史著的批评。其史学批评呈现如此特点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明代中叶的《史记》《汉书》研习风激发杨慎对《史记》《汉书》的批评;其治学理路崇汉学而抑宋学,引发杨慎对宋代史学的苛责;其博学的治学视野促成杨慎对史料价值的多元审视及对史著编纂者资质的求善求全。     

明道与经世——江藩《汉学师承记》的编纂旨趣解析

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长期以来对它的评价见仁见智,总体上总是将它与清代汉学和宋学派的斗争相联系,其实江藩作此书的旨趣不完全为了推尊汉学而排斥宋学,根本的动机是为了明道、传道、经世,这是传统儒士身份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体现。      

宋初主流士风述论

赵宋立国奉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策，士大夫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其风气状况如何，关系到社会的安定，机构的效能，政治的清明以及宋王朝的兴衰成败。因此士风研究是宋代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笔者认为：宋初三朝是宋代各项政策体例的草创期，对于有宋以来的士风建设，士人精神格局影响深远。宋初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精神风貌表现为隐逸、变节、奢靡和因循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