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论汉代辞赋"诗源观"的形成及其原因

汉代辞赋“诗源观”的确立经历了在“讽谏”功能上比附于《诗》到用论《诗》的标准评论辞赋,再到“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提出这样一个历程。究其原因,首先是汉代从帝王到士人的好赋风气需要寻求一个舍符儒家思想的理由;其次,汉代政治思想的大一统,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为辞赋提供了《诗》之“讽谏”论;最后,作赋者身份由言语侍从向儒家学者的转变也使辞赋“诗源观”的确立具有一种自觉性。在“诗源观”确立的同时,更符合辞赋自身特点的娱情说也依然存在。然而从辞赋发展史来看,“诗源观”并非客观之论。     

从"文"、"象"的空间性看中国古代的"诗画交融"

诗与画的关系在中西美学史上都是一个倍受注目的问题 ,但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中西传统却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西方 ,不断有人对诗与画的界限进行区分 ;在中国 ,“诗画交融”却一直是衡量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古代时间意识的空间化是“诗画交融”的深层思维基础 ,“文与画”、“书与画”、“诗与画”之间以空间化、视觉化的“象”为核心的同源性关系 ,则为“诗画交融”提供了内在形式依据。通过对“文”、“象”的原始空间含义的考察 ,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问题。     

"诗意"与"诗义":欧阳修"诗本义"的现代阐释

以欧阳修《诗本义》阐释实践为依据,详细分析欧阳修《诗》学重要范畴之一“诗本义”的丰富内涵,指出其主要有二个意义层次:“诗意”与“诗义”。扼要地阐明欧阳修《诗经》阐释学的宗旨与特点及“诗本义”二层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宋代《诗经》阐释学的意义。     

浅谈"古诗英译"

翻译家也是创造者 ,必须要直接参与诗的再创造。因而诗的翻译 ,要求译者用另一种语言 ,再创造出和原作尽量相似的作品。即便不能相等 ,也就有尽量相似、尽量吻合的艺术感染力。当然 ,这种再创造是有限度的。译诗有“神似”和“形似”之说 ,“形”和“神”是应当紧密结合而不能分割的 ,既要“神似” ,也要“形似”     

试论"新诗"概念的发生

“新诗”概念是研究早期新诗的一个关节点。这个概念的发生、确立,构成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新诗”概念的来源显得相当复杂,既有纵向的来自晚清“诗界革命”的某种继承,也受到美国新诗运动等外来影响。作为“新诗”发明者的胡适,是这个概念的大力推行者。     

"《关雎》之改"与"四家诗"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第十简有“《关雎》之改”句,关于“改”,各家释说不一,李学勤释为“改”,学者们多从之。本文在儒家诗教的前提下,对《诗论》关于《关雎》的评说和汉以来“三家诗”关于《关雎》的评说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该字释为“改”,完全符合“三家诗”对《关雎》的理解,从而对李学勤的释说,又提供了新的证据。     

何以《诗》无楚、吴风--三论"风"诗的"邦""国"限定

在西周和春秋前期政治舞台上 ,楚、吴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其文学创作也是出色的。但是 ,现存十五“风”诗却缺楚、吴之风。究其原因 ,在于楚、吴对于周朝的离心倾向 ,故而不为周期的邦国体制所接纳。十五“风”诗 ,楚吴“风”缺 ,说明了中原政治对异己政治的拒绝 ,说明了《诗》的政治倾向性 ,也说明了孔子“删诗”说的成立 ,从而证明了《孔子诗论》中对“风”诗的“邦风”限定的成立。     

诗:"此在"的一种"反话语"

我们在与“话语”同在的同时 ,又不能不与“诗”同在。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与“话语”同在时不能不思考起的哲学问题 ,以汉字为例可以使我们加深这一思考 ;海德格尔提出了与“诗”同在时不能不思考起的哲学问题 ,以中国古诗为例能不能加深这一思考呢 ?     

"闲人"、"闲居"与"闲味"——白居易闲适诗语词的文化解读

白居易在仕途中,由无奈到自觉,执意于任“闲官”和当政治“闲人”;在生活中走“中隐”之路,晚年执迷于在城郊“闲居”、“闲游”和“营闲事”;在美学上执著于对“闲味”与“闲乐”的探求,从而为我们展示了其丰富和特殊的人生美学与诗歌美学的历程。“闲人”、“闲居”和“闲味”等语词的解读,有助于对白居易的闲适诗进行深层次诗蕴探索和文化特征分析。     

从张经之死看嘉靖政局

张经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一位抗倭将领。他临危受命,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任职仅一年多,便取得王江泾大捷。然而就在捷报频传之时,他却蒙冤被杀。严嵩专权结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皇帝的个性以及嘉靖中后期特殊的政治格局才是导致张经悲剧的根本原因。     

京口集团与刘宋政治

东晋后期,京口集团中衰,刘裕以京口、晋陵地区的流民为基础,重振京口集团,并以其为主要的军事力量,内征外讨,完成了覆晋建宋的大业.京口集团亦成为刘宋政权支撑性的政治、军事力量.刘宋前期,京口集团的势力由中央扩散到重要的藩镇,参与重大的政治事件,其力量的兴衰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随着京口重镇地位的丧失、流民来源的枯竭、京口主将的死亡、其他方镇的兴起,京口集团逐渐衰落.刘宋后期,已很难寻觅京口集团的踪迹.     

吴澄《别赵子昂序》的文论价值

《别赵子昂序》是吴澄散文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其文学思想的最早最集中的阐述,其中蕴涵了以“文本乎气”为核心的文原论、以唐宋“七子”为标志的文统论以及以“通经为本”为宗旨的作家修养论等文学理论,在元代乃至中国古代文论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杜诗对王安石诗歌创作的影响

王安石对杜诗有很高评价,杜诗对其诗歌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安石诗歌关心国事民生,并化用了许多杜诗。他的集句诗直接使用了很多杜诗。王安石使用了很多杜诗典故,注意诗句锤炼,也学习了杜诗句法。但是,王安石诗好发议论,以秽恶入诗,多应酬之作,又用典太多,有以文为诗之病,表现出与杜诗的很大差异性。他成就最高的晚年绝句也与杜诗无涉。总体上,王安石诗与杜诗有较大差异,艺术上也相差很远。     

12～13世纪的南北词派及其关系

北宋亡国后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分治 ,词文学创作也分化为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南宗与北宗两大体派 ,两派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审美祈向及词体形式等方面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 ,但南北词坛并非绝对封闭和隔绝 ,而是始终存在着一个交流、互动和融合的关系     

《诂经精舍文集》与诂经精舍早期学风

《诂经精舍文集》是阮元编选的唯一一部有关诂经精舍诸生经史文赋之作的结集,入选文章都由其"亲为点定",其中删繁就简,首尾排序,颇有抉择。考察入选文章,可知阮元意在引导诂经精舍诸生于治经研史上摆脱"庸近",树立治经宗尚汉人训诂的门径;于诗歌文赋方面,也与经史研究相配合,提倡"小学辞赋同源共流"的文风。     

《太平经》注释辨误

《太平经》是中国道教的第一部经典，其中包含许多口语成分，是研究东汉时期语言的珍贵语料。近年来，有关《太平经》的注本、译本不断出现，但各注本对于《太平经》某些语词的解释仍存在一些分歧。选取该经“观古”、“过觉”、“赤子”、“儿”、“颇”、“克志”、“愉愉”、“开心”、“仓皇”、“大神”等词语，利用传统训诂学手段，针对现有注本关于这些语词的不同注释予以分析辨正，可正前人之误读。     

传教士与经正女学

鉴于"堂堂之中国,而无一女学堂",经元善等创办了经正女学。作为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打破了教会女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同时,不管在办学过程中,还是在办学思想、课程设置、管理制度等方面,它都深受传教士和教会女学的影响。     

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

宋初与唐代一样 ,也存在进士行卷。真宗、仁宗时行卷风逐渐止息的原因 ,是由于科举制度的改革 ,由“采誉望”变为“唯卷面”。又由于历史政治背景的差异 ,宋初进士行卷具有不同于唐代的特点 ,即主要定位在文学上 :文人由文学主张相同而相知 ,不再象唐代那样是政治上的“相须”、“相资”。这使宋初进士行卷成为集结诗文革新运动基本力量的手段 ,同时也为文学派别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敦煌疑伪经三种残卷缀合研究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一百多种疑伪经,绝大多数都不载于清以前的藏经,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但其中不少都是残卷（片）,给整理研究工作带来了严重影响。《斋法清净经》《法王经》《十王经》是隋唐五代宋初时较为流行的三种疑伪经,通过考察这三部疑伪经在敦煌文献中的现存面貌,厘清其所存卷号以及完整或残缺的情况,并从内容接续、残字拼合、行款相同、字迹书风相近等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可将这三经中的32号残卷（片）缀合为10组。通过缀合,这些原本分裂的残卷得以重聚一处;借助缀接后的写本所显示的较为完整的信息,不仅可以为这些残卷（片）进行准确的定名,还可以对其形制、内容与性质做出更为客观、可靠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