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1913年南京反袁独立

1913年6至8月,孙中山继辛亥革命之后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史称“讨袁之役”、“癸丑之役”,国民党称之为“二次革命”。 1913年3月,袁世凯在国会召开前夕,派人刺杀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于上海车站。同年4月,袁世凯又与五国银行团非法签订二千五百万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积极准备发动旨在消灭国民党的内战。对于袁世凯的步步进逼,孙中山坚决主张以武力进行反击,奈因党内意见分歧,迟至这年6月,当袁世凯悍然罢免国民党江西都督李烈钧(6月9日)、广东都督胡汉民(6月14日)及安徽都督柏文蔚(6月30日),并派兵南下时,始起兵讨袁。7月工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独立,15日黄兴在南京独立,18日陈炯明在广东独立,随后陈其美在上海进攻江南制造局,许崇智在福建、蒋翊武在湖南、熊克武在重庆,也先后率部分军队独立,兴师讨袁。在各地独立中,以李烈钧领导的江西独立和以黄     

一位被遗忘的“二次革命”烈士——欧铸

1913年爆发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与最后一幕。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进行了一次悲壮的斗争。这次斗争最后失败了,许多革命忠贞之士英勇地牺牲在袁世凯的屠刀下。在这次革命中,东北有     

试论“二次革命”期间黔、桂、滇的革命斗争

一九一三年,孙中山领导了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的“二次革命”,希望重新夺回已经失掉的辛亥革命成果。过去,学术界多以为二次革命始于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李烈钧江西湖口举兵,中经黄兴在南京、柏文蔚在安徽、陈其美在淞沪举兵,广东、福建、湖南讨袁军之继起,而结束于同年九月十二日熊克武在重庆起义的失败。这种观点却忽视了二次革命期间,在西南贵州、广西、云南所爆发的由革命派领导的反袁斗争。笔者认为,这些地方的革命斗争,是二次革命的组成部分,了解黔、桂、滇地区的反袁斗争,是研究二次革命不可或缺的。     

论中华革命党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

卖国贼袁世凯继窃夺辛亥革命成果之后,又镇压了“二次革命”,然后逐步爬上了“洪宪皇帝”的宝座,终于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复辟君主专制,彻底毁弃民国。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鉴于“二次革命”中国民党涣散软弱,遂另组中华革命党,“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扫除独夫凶焰”,为推翻“专制魔王”袁世凯、重建民国而不懈地斗争。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爆发了护国运动,经过五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埋葬了袁氏王朝,使中华民国得以复生。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

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改良派与革命党人的尖锐对立，梁启超对国内的政治形势采取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方针，既依附袁世凯，又防备袁世凯，两者若即若离。袁世凯上台以后，梁启超出于组织政党、控制国会、相机组阁、以便和革命党人相抗衡的考虑，同袁世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尤其是在二次革命期间，梁启超为袁世凯镇压革命力量积极出谋划策。然而这期间，双方在政党政治与专制独裁、爱国与卖国、以及一些内政外交的具体问题上仍存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袁世凯称帝以后，梁启超断然与之决裂，重新回到了革命阵营。梁袁之间由合作到决裂，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矛盾和斗争尖锐化的产物。     

黎元洪与护国运动

云南起义爆发时,黎元洪是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城中的政治俘虏。护国运动的早期酝酿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华革命党为主,云南起义反袁,又主要是中华革命党成员的中下级军官联合上级军官中的同盟会员、国民党员经过长期组织发动的结果,护国军政府的政治方向、军事计划和政府组织则由梁启超、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掌     

辛亥前袁世凯向黄兴、孙中山输诚

袁世凯是一个权势欲望甚强、多谋善变的强者。辛亥革命前,他在官场处于困境之际,曾先后向黄兴和孙中山输诚,表示愿意和革命党人采取“一致行动”推翻清王朝。 1914年7月,黄兴在《在旧金山民国公会宴会上的演讲》中说过:“袁氏当未辞职（按:指削职回乡）之先,其篡弑之心,尚欲一试也。是时兄弟寄留南京,有直隶总督杨士骥（按:应为杨士骧）代表人来会,据称宫保此时地位颇觉危险,甚愿与革命党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兄弟当时曾答以袁君有此思想,诚为吾辈革命党人所赞同。但吾辈革命党人有一     

林则徐捍卫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斗争

林则徐与澳门的关系,主要是在他受命钦差“使粤”时期和粤督任内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一方面,坚持行使中国对澳门主权,开展反击英国侵略者企图利用、控制、占领澳门的斗争;另方面,以澳门为窗口,组织翻译《澳门新闻纸》“探访夷情”,放眼世界,开始迈出走向“近代”的步伐。本文着重探讨他为捍卫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斗争。这场斗争,就其发展特点而论,大致可以划分为反利用、反控制、反占领3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反利用阶段。以反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企图利用澳门对抗林则徐收缴鸦片的斗争为主要内容。时间从林则徐使粤始,到1839年5月24日义律和所有英国人离开广州前往澳门     

孙中山领导的“第三次革命”在江西的起伏——“江西军政两署招新华社党员自首令”剖折

一 1913年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流亡在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而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则表示要以“以前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继续进行革命,因而极力“主张急进,约束前人,激励后进,重新发起中华革命党。……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于是,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便在日本正式成立,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宗旨,在艰难困苦中,继续坚持组织讨袁的斗争。为此,孙中山曾派人先后在东北、山东、广东、浙江、上海等     

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

迁都之争作为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目前学界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这场民国初期革命党人在共和制度下与北洋军阀势力的严重的政治较量中,发生在北京、保定、天津地区的兵变成为袁世凯最终取胜的重量级砝码,从而达到其踞守北京的政治目的。但“京保津兵变”实际上是袁世凯亲手导演和操纵的,它以政治斗争为目的,并对所涉地区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本文就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的过程及其影响展开探讨。     

论“二次革命”中的黎元洪

1913年3月,宋教仁案发生。革命党人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酝酿二次革命。当时在中国能够左右政局的有三大政治军事力量,即北京的袁世凯集团、武昌的黎元洪集团和据有华东、华南的国民党势力。此时,作为第三势力的黎元洪,其地位举足轻重：从政治上看,黎元洪是副总统,在中间派中很有人望;从军事上看,黎元洪占据湖北,处于北洋军南下之必经之路,如黎元洪支持国民党,则袁世凯颇为棘手,而黎元洪倒向袁世凯,则国民党必败无疑。在这个政治三角角逐中,黎元洪成为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均极力争取的对象。黎元洪权衡利弊,决定倒向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他以湖北不靖为由,电请北洋军再次入鄂,震慑南方革命党人,黎元洪充当了北洋军阀镇压这次革命的得力帮凶,可以说二次革命就是袁黎两人共同镇压的。     

怎样看待李烈钧镇压江西会党

李烈钧是1912年3月19日接任江西的第四任都督的。他上任以后,由于会党“猖獗”,社会秩序混乱,在“接受人民控诉”后,便对江西会党,主要是它的头目,果断地采取了镇压的行动,同时由于执行“歼除渠魁,胁从罔治”的区别对待和分化瓦解政策,取得了“余匪敛迹,赣境又安”的成效。他认为这是他“到赣所办第一大事”。由于李烈钧的果断行动,“终将赣省心腹大患解决,江西全境赖以大定”,因而“当时舆论认为这是李烈钧的一大功绩”,是深受“称许”的。有如当时在南昌,当把“害民最酷者”的会党头目彭木香、龙正文、陈细鬼等人,捉拿归案公审处决时,“人民欢声雷动”。又有如当时在义宁(今修水),当把民愤极大的会党头目陈葵、陈太恩、     

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书后

树碑立传,最易失实,亦最忌失实。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见《广州文史资料》1963年第3辑)对陈炯明的溢美,竟至杜撰,未免可惜!其铭文所谓“民国二年,以兵抗袁氏,败走新嘉坡”。这种说法,稽之史实,相去甚远。当时各省讨袁军兴,江西李烈钧首先发难,安徽柏文蔚继之,而广东还在观望。是年(1913年)六月,袁世凯下令免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即任陈炯明为广东都督。经过讨价还价,陈炯明终于接受袁世凯的伪命。后来,迫于形势,“不能     

中华革命党与护国战争

民国初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夺取辛亥革命成果,进而复辟封建专制,爬上“洪宪皇帝”宝座。对此,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表达“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扫除独夫凶焰”,重建中华民国。经过广大革命者的共同努力,1915年12月25日。以云南宣布独立护国讨袁为标志的护国战争爆发。结果,袁氏王朝垮台,民国得以复生。在这场战争中,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所起的作用,学术界长期缺乏深入的研究,以致许多人一谈护国战争就只称许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忽视了中华革命党,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关于评价陈其美的几个问题

陈其美在辛亥革命时期曾任沪军都督,后来领导过反袁斗争,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被袁世凯派人刺死于沪上,成为著名一时的“上海闻人”。几十年来,人们对他毁誉不一、褒贬各异。褒他的人,称他是“民国伟人”、“共和长城”、“伟大的革命家”;贬他的人,则斥之为“上海流氓集团大头子”、“杨梅都督”、“资产阶级政客”。究竟应该如何评价陈其美才符合历史实际,须要探讨。本人想就下面几个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清末的巡防队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在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和各省区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中,除了依靠袁世凯督编的北洋新军外,还依靠了一支重新整编的反动军队——巡防队。巡防队的建立是清政府最后一次军事制度改革,是仿照西方军事制度和军事技术建立新式陆军的副产品。在以往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中,虽然对新军有所研究,但对巡防队却很少涉及。实际上,不论从巡防队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还是从西方军事制度和军事技术在中国普及方面的地位来讲,都有必要进行探讨。     

中华革命党时期陈其美的再评价

陈其美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辛亥革命的准备与发动，他是上海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上海光复，被推为都督；二是在孙中山领导下，参加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支持孙中山重整革命组织，出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成为孙中山最忠实的助手，实际领导了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讨袁斗争，终遭袁世凯暗杀。然而对这样一位将最后一滴鲜血贡献给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革命志士，某些亲历者和后世评论家对他的事功总有这样那样的说法，１９８６年湖州召开的“纪念陈英士先生殉难７０周年学术讨论会”对此已作了澄清，同年广东召…     

旧案新评:宋教仁遇刺事件的法理分析

辛亥革命后不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官僚通过双方的妥协和退让,脆弱的宪政共和政体得以存续。然袁世凯不愿做虚君和宋教仁渴望做责任内阁首相的分歧和斗争,因宋教仁遇刺事件而全面激化,在危机面前,双方最终并没有妥协和忍让,选择在宪政框架内寻求法律的救济,而是诉诸武力来解决政争。二次革命的后果是:完全超越于法律之上的袁世凯独裁政府的成立,宪政共和观念荡然无存。     

严复与袁世凯

严复，学贯中西，“于中学西学皆一流人物”，翻译《天演论》，鼓吹进化说，被人称之为启蒙大师，文化巨匠；袁世凯，一介武夫，一代枭雄，出卖康、梁，玩弄孙、黄，复辟帝制，终为世人所唾弃。可是，袁世凯酝酿帝制，在其舆论机构“筹安会”中，严复却榜上有名，为袁世凯张目，为时人所不解。那么，是什么契机将严袁二人系在一起，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本文试图通过对严复与袁世凯关系、严袁恩怨的探讨，来揭开这个百年之谜。一、严衰交往时人陈宝琛在为严复撰写的《墓志铭》中说：“袁世凯与君雅故，其督直隶，招君不至以为憾：及罢政归…     

章太炎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章太炎当年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其主导思想是积极进取的。但他的善良愿望受到革命党人的误解,也被立宪派和旧官僚所利用。同盟会的瓦解不能归咎于章太炎的口号,而应该从社会环境与革命党自身寻求蜕变原因。孙中山多次总结革命党政治幼稚的历史教训,逐渐认识到并非口号倡导者的责任。重新研究章太炎的口号产生的原因,张謇与口号的关系,正确评价口号的社会影响,有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