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树木”个体量词历时考察

古汉语中有许多树木个体量词,这些量词主要有"树"、"株"、"栽"、"棵"、"颗"、"根"、"枝"、"个"、"本"、"条"、"头"、"竿"等。这些量词有的在先秦即已出现,有的则相对出现较晚;有的在汉语史中逐渐消失,为其他量词所替代,有的则一直使用到现代汉语中。到清代仍见使用的树木个体量词主要有"株"、"棵"、"颗"、"根"、"树"、"竿"、"枝"、"个"、"本"等,其中,"株"、"棵"是古代最为重要的两个树木个体量词,明清时"株"的部分功能已为"棵"所代替。到现代汉语中,包括"株"等其他树木个体量词多为"棵"所替代。     

论墨子“尚贤”、“尚同”用人观及其现代价值

"尚贤"和"尚同"是墨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选贤"、"用贤"是"尚贤"、"尚同"思想的核心,其以"才"、"德"、"劳"、"功"为尺度,坚持"任人唯贤"的用人标准,坚持"贤者上、庸者下"的用人制度,坚持"德、才、行"有机统一的用人原则。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清客帮闲”:明清时期的无赖知识人及其形象

"清客"、"帮闲",别称"篾片"、"帮身"、"帮客"、"笏板"(或作"忽板")、"蛤蜊"、"陪堂"(或作"陪宾")、"老白赏",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四公子门下的门客,以及唐宋时期的"妙客"、"闲人"。在明清两代,清客、帮闲属于特殊的下层知识人群体,亦即"无赖知识人",是商业化、城市化与科举制度的产物。清客、帮闲均属职业"游士"。然两相比较,尚有细微差别:前者凭借的是文学及书法、绘画才艺,在官宦人家"帮闲";而后者则凭借自己的技艺,陪大老官及富家子弟宿娼、饮酒、赌博、唱曲,从中"凑趣"。     

宗族史在“二十五史”中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忽视民众史是“正史”的遗憾

如果在"二十五史"中寻觅宗族史的资料,按其事类性质,应当在纪、传、志、表体的"志"体之内,然遍查正史,没有"宗族志",只有偶见的、类似的"官氏志"及似是而非的"部族"。这并不能令人怀疑正史没有宗族史史料,因为它包含在各种体裁里,尤其在下列诸体中:"志"体中的"礼志"、"乐志"、"职官志"、"刑法志"、"选举志"、"艺文志"等;独立政权主人、世袭贵族的"载记";"列传"中的"宗室传"、"皇子传"、"后妃传"、"公主传"、"孝义传"以及列传传主的宗人附传;"表"中的"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诸侯王表"、"外戚恩泽侯表"等。此外,在"本纪"亦记叙有关宗族的重大政策。所以正史中宗族史的资料是颇有一些的。由于古代是等级社会,宗族也具有等级性,正史对最高等级的皇族在志传表中记载得颇为详细,对社会上层的宗族也有少量的关注,而对庶民宗族活动漠然视之———几乎失载。这样的状况,由正史的性质所决定:它本来就是帝王之史,不写民众不足为怪。只是作为后世治史者,认为正史不涉猎民间宗族史,不无遗憾。     

宋代理学志意心理思想研究

"志"、"意"是宋代理学一对很重要的概念,但是却为近代学者所忽视。通过分析先秦孔孟思想可知,"志"具有目标、志向的内涵,而"意"则表示一种主观经验。宋代理学家继承并发展了"志"、"意"的内涵,提出了"志"、"意"的两个重要属性:"志公意私"、"志意属情"。在深入理解"志"、"意"内涵的基础之上,可以构建出理学意向心理结构。     

中国先秦小说的原生态及其真实性问题

《韩非子》一书中《说林》《内外储说》中的"说",就是中国先秦小说的原生态。"小说"虽和"解"、"说"、"传"、"记"一样具有解经的功能,但它全借"精彩的小故事"来解经,不同于"解"、"说"、"传"、"记"在解说中有很多"抽象的语言";同时,它完全来自民间,又不同于"传"、"记"中的记载属官方史书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韩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自觉的"小说"著述者和"小说"价值的真正发现者。韩非以民间故事传播的渠道和过程是否可信,作为衡量"小说"真实性的标准,这对中国古代的小说真实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庄子对墨家的批驳及其原因论析

庄子对墨家的批评和驳难主要集中在责其"淆是非"、"乱人性"、"毁道德"、"贼天下"四个方面。庄子将墨家的辩论视为无用的"骈拇枝指",并指责其混淆是非,扰乱人心。他认为墨家宣扬仁义本身就是对"道"的损害,徒然为乱天下。然而,墨家主张上同于"天"、以"天"立教,与道家主张上同于"道"、以"道"立教本质相同。庄子批驳墨家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墨家"天志"、"明鬼"、"非命"、"尚同"、"法仪"诸说没有引起庄子的注意,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墨家的说教不符合道家自然无为的旨趣。墨家虽然强调"天"、"人"之际,但因"道"性"无为",墨家对"天志"等的论说并不为庄子所承认。庄子以其自然之"道"对墨家的仁义说教和辩论予以批驳,自然也难逃"隐于小成"的命运。     

发展与差距:西部职业结构变迁的时空维度及特征分析

从时间维度看,30余年来西部地区职业结构经历了"速度慢"、"变动小"、"程度浅"的类别变迁和"等级化"、"阶层化"、"模糊化"的等级变迁的过程,其结构形态正逐步实现从"倒丁字塔型"向"类葫芦型"的转变,表现为"中部变大仍较小、底部变小仍很大"的变动格局;从空间维度看,与全国相比,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职业结构经历了"区域"、"路径"、"风险"上的差异化变迁过程,并呈现出"滞后性"、"非常规性"、"易变性"的特征。30多年来,西部地区职业结构在纵向上获得了较大发展,但在横向上却存在着明显差距,整体仍处于"传统型"向"现代型"逐渐迈步的过渡阶段。要构建现代职业结构体系,西部地区尚需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从孔子、墨子宗教信仰看儒墨学说的区别

孔子继承了以"天"比喻万物本源、最高权威的传统,时常提及"天命",但在孔子眼里,"天"已不再具有古代宗教信仰中鲜明的人格性。墨子则"尊天"、"明鬼",力行和宣扬"天志"、"义"等超然价值准则。孔子墨子宗教信仰的差异决定了儒墨学说的本质区别。"礼"教是孔子为当时混乱社会开出的一剂药方,然而"本于天"的"礼"却在"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割断了与"天"的联系,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孔子由"畏天命"导向对"天子"、"君王"等地上权势的热衷和维护,走上"以人道为教"的"人治主义"道路。墨子则高举"天"的意志,强调神治,将其学说主张建立在"天志"、"明鬼"、"尚同"、"法仪"等宗教信仰的根基上。     

从语言学角度看“花儿”的起源时代

"花儿"起源时间,有原始说、《诗经》说、北朝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和清代说等八种。"花儿"歌词中的语言承载着"花儿"的历史,可以通过"花儿"的语言,寻绎"花儿"起源的时间。从"花儿"中积淀的方言词、逆序词、"非人称代词+们"等角度分析,"花儿"应起源于明代。     

论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的类别及其构成的变化

秦汉以前,不论是臣答君的回信,抑或臣子之间的通信,都一律称书。至秦汉时发生变化,皇帝给臣下的书称"诏书"、"赐书",臣下给皇帝的书称"上书"、"上奏"。"书"、"奏"加"上",强调了以卑达尊之意。除"书"和"奏"之外,还有"表"、"章"、"笺"。从书信构成看,各种类别的书信又可分为公文和私信两大类。奏、章、表、笺为公文或具有公文性质,而私人往来的信件大多称为"书"。西汉以前私人书信凤毛麟角,西汉以后私人信件开始增多,魏晋南北朝时期物质条件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是私人书信比重剧增的原因。     

“遇人便道性善”:孟子“性善说”献疑

孟子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为"人性善"或"性善",业已成为"国民常识"。在这一常识的背后,隐伏着深度的误读。孟子从个体生命体验和形式逻辑层面反复证明的一个观点为人性有善端,仁义礼智"四端"源自天,存诸人性为"立命",人性之善是与善恶相对之善,善不是绝对之善。但是,孟子从未否定"性"有恶端。研究孟子人性学说,在方法论上应当遵循"以孟释孟"原则,在文本释读与思想诠释上,应当区别"善端"与善、"君子所性"与"性"两对概念。在"君子所性"层面,孟子刻意强调君子与禽兽的"几希"之别,君子在应然意义上当自觉以"四端"为性,而不可以"食色"为性;但在"性"或"人性"层面,孟子并没有完全否定"性"有恶端,"大体"与"小体"同在于人性。尽管君子在工夫论层面不将"味"、"色"、"声"、"臭"称之为性,但芸芸众生之"性"还是蕴含"味"、"色"、"声"、"臭"。秦汉以降,历代学人之所以对孟子人性学说理解不一,大多在于未厘清"善端"与善、"君子所性"与"性"两对概念的区别。     

王夫之情景论的三个维度

王夫之的"情景"论是理解"情景"说、"门限"说、"兴观群怨"说的法门。三个范畴各有侧重,互有联系。王氏"情景"说以景情关系为核心观点,增加了新的诗学范畴。"门限"说强调"景"是诗人的"身历目见",又必须为情激活和笼罩。"兴观群怨"说将"兴、观、群、怨"看作四情,沟通了读者与作品,突破了传统诗教思维定势,融通了文学功利性和文学艺术性。王氏"三说"融会"情"的内涵、"景"的来源和样式,并以二者相互关系为依托,形成了一个三维的动态理论体系。     

论“忠”的道德内涵

"忠"字出现较晚,但是其道德内涵却很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忠"与"中"古字相通,表示公中、公正、大公无私;二是"忠"为"尽己"、"尽心";三是"忠"为"诚"、"信"、"敬"等。"忠"在传统伦理思想中,无论与何种德目联系,它都是成立的。"忠"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令德"的意义和价值。     

孔子政治思想剖析

孔子政治思想是一个完整自洽的体系,其中贯串着"民信"、"德治"、"公正"、"公平"、"公开"、"维新"、"举贤"、"无为而治"和"给出路"这样九项基本原则,现析之,以为借鉴。一、民信原则《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政务,孔子说："备足粮食、备足兵器、使人民信任政府。"子贡说："如果万不得已要除去一项,在三项当中哪一项可以先除去？"孔子说："除去军备。"子贡…     

宋明理学法顺人情论

宋明理学以"因天理,顺人情"为其法统核心,以为"国法"源于与承袭"天理","国法"顺应与维护"天理",揭示了宋明理学法的渊源、法的属性问题。宋明理学人情之情具有"情感"、"案情"、"实情"、"习俗"、"民意"、"道德"等诸多内涵。宋明理学将情与理之间划分为情理合一、以理节情、以理灭情三层关系。在社会法律实践中使用"情理"一词,将事实之维、道德之维与法律之维统一在一起。宋明理学强调"人情"与"国法"的一致性,提出了情法两平、屈法用情而又非殉人情的基本原则。在天理、国法、人情的位阶排列上,宋明理学已非传统的"天理—国法—人情"排列,而架构起"天理,人情—国法"的新模式。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的凝视

中国古代建筑非常重视"象",但"象"大多依循程式,述而不作。因建筑之"象"既是视觉的社会建构之物,也是社会的视觉建构中介。"象"致力于成为生产"凝视"的欲望机器,而"象"的生成与传播又建基于由"礼"衍生的"数"、"位"、"文"。因此,它们分别担当了建筑凝视中的形塑机制、结构技术、话语背景角色。     

积极福利视角下残疾人社会福利政策研究

残疾人是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需要对之制定特殊的社会福利政策。传统的残疾人社会保障是一种"消极性"与"消费型"的残疾人福利制度。必须从积极福利视角,在价值理念、制度设计、政策制定等方面,加快残疾人由"生存型"保障到"发展型"福利转变的进程。有必要在残疾人两个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以积极福利理念,优化残疾人社会福利政策,变"事后型"、"补救型"、"消极型"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为"事先型"、"预防型"、"积极型"的残疾人社会福利体系。     

“有耻且格”释义

"有耻且格"中的"格"如何解释,自古以来,零零总总,有欠平实。本文从"格"字的字义梳理入手,探讨字义演化引申的脉络,结合孔子一贯的社会管理思想,认为"格"本义是曼长枝条,同时有枝条细长交叉之义,所以词义演化为"格子"、"方格"、"规则"、"法度"、"格斗"等义。"有耻且格"的"格"就应该解读为"位",动词,各安其位。     

古典儒家“为己之学”及其当代价值

古典儒家重"己",有"知己"、"为己"、"修己"、"立己"、"克己"、"行己"、"成己"等说,极言吾人道德与人性上的自觉自为,自立自强,实有一整套安身立命,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人文化成的生命的学问。这种生命的学问,因其核心和要领在于自我的道德觉悟与修为,依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之言,可谓之"为己之学"。古典儒家"为己之学"与当今流行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自有天壤之别,恰是对后者之反对、克服与超越。当此文化生态急需廓清与更新之际,古典儒家"为己之学"尤有其至关重要的道德教育意蕴,值得我们悉心体会、批判继承、着力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