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晏殊《飞白书赋》——兼论飞白书法

晏殊七岁能属文,被视为“神童”。在宋真宗、仁宗朝,他虽然做了几十年的大官,也做了一些好事;但我看他那“神童”的“神”,在他一生的事业中,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大家都知道,晏殊的诗、词、赋都写得很有特色,很有个性。宋王灼《碧鸡漫志》评他的词是“风流蕴籍,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宋宋祁亦极推崇他的诗:“晏相国……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乃过万篇,唐人以来所未有。”(《笔记》)晏殊还有一绝活似为后人所忽视,这就是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欧阳修曾说:“右观文殿大学士兵     

勃洛克与戴望舒

勃洛克(1880—1921)是本世纪初俄国最有才华的诗人,俄国象征主义的杰出代表。马雅可夫斯基说,他“作为最享盛名的象征主义大师给整个现代诗歌以巨大影响”,他的创作代表了俄国“整整一个诗的时代。”(《俄苏文学评论集》)327页,莫斯科版)戴望舒是我国三十年代“诗坛的领袖”,他“提倡象征派诗”,(《现代文学讲演集》365页)当时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是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这两位诗人的作品都以美著     

曾南丰诗略探

曾巩(南丰)以散文著称于世,其诗歌创作则向为人们所忽视。北宋秦观、陈师道都认为他“不会作诗”①,后来彭渊材等人也“谓先生不能诗”,“至有谓其短于韵语者,又有谓其有韵则不工者”②,似都不把他看作诗人而摒于诗家之外。自南宋以迄明、清的诗话和诗评家,对于他的诗作都极少或不予置评。建国至今的许多文学史著作,也仅只论述其文,不     

沈兆褆和他的《吉林纪事诗》

沈兆禔其人其诗,被埋没实在是件憾事。无论是“人以文传”,还是“文以人传”,沈兆禔和他的《吉林纪事诗》都应该传之于后世。如果撰写吉林乡土文学,他和他的诗,都应占有相当的地位。     

诗句成语中的虚词初探

无论古今中外,对于诗歌的教学都是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曾经教导他的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英国思想家费兰西斯·培根也曾说道:诗歌使人巧慧。诗是用以抒情达志的文体。诚如古人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尚书·尧典》)诗余为词,词余为曲。就广义而论,诗也包括词曲。诗词曲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中的精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赵翼《论诗》),我们伟大的祖先及其杰出的诗人们,在这神     

“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

柏拉图和朱熹都是世界文化史上弃诗从道的哲学巨人,柏拉图批判荷马接续“诗哲之争”;朱熹批评苏轼则终结“文道之争”.诗哲争强调诗哲二分,哲学超越诗歌;文道争主张以道为本、文与道合.两者对诗文的批评都包容着对诗文最深刻的认识,柏拉图对真理的强调是他批判诗歌不“真”的根据,朱熹哲学的道本论特征是他强调诗本性情之“正”的前提.强调“真”与凸显“正”是柏拉图诗学与朱熹诗学的差异所在.     

谢胱与永明体诗新论

谢脁是我国五世纪南朝时代优秀的诗人。他最先受到同时代名人的赏识,沈约说他:“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南齐书·谢脁传》)。粱武帝说:“三日不读,便觉口臭。”简文帝也说谢脁的诗是“文章之冠冕”。这至少说明了他的诗有相当大的艺术魅力,不然绝不会受到当代名人如此的推崇。我在《略论谢脁诗的艺术特点》一文中(刊于《盐城师专学报》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对他的永明体诗的艺术特点作了探讨。本文则拟对他的永明体诗的产     

《琵琶行》赏析

白居易的诗近三千首。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把他众多的篇什,分编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以《新乐府》和《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大多是在他作谏官时写的。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些诗,或同情劳动人民,或揭露统治阶级,笔锋犀利,尖锐泼辣,往往一针见血,莫不鲜明地表达出诗人的政治态度,是白居易诗歌中的精英。七言歌行体《琵琶行》和另一首著名叙事长诗《长恨歌》被编在《感伤》一类中,也都是白居易很具     

天才清赡 邃婉高古——谈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

元好问,是整个金代文学的一面旗帜,无论从他的文学创作上,还是从他的文学批评理论的角度上看,元好问都是有金一代文坛上首屈一指的。在创作上,他工诗、词、散文等,尤以诗冠金、元之首。今存其诗一千三百六十余首,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他的词以苏、辛词为典范,兼有婉约、豪放诸种风格。他的散文,取法唐、宋古文大家,继承欧、苏传统,语言平易、自然,风格清新、刚健。碑、铭、表、志、碣、记、序、引、书、疏等,众体悉备,蔚为大观。“巧缛而不见斧凿,新丽而绝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发”(郝经《遗山先生墓铭》)。其诗、其词、其文,“皆近古所未有”,可谓“一代宗匠”(同上)。     

王渔洋神韵说论评

乾隆年间,正当对王渔洋及其神韵说毁誉不一、争论纷纭的时候,诗人、学者翁方纲来山东任提学使,他对这场争论说了几句引入注意的话。他说:“至于严沧浪之论诗,上接王官遗意,先生(指王渔洋)盖亦偶借拈之,非直以此概千载诗家也”(《渔洋诗髓论》)。这里称渔洋的神韵说是对严沧浪、司空图论诗学说的“偶借拈之”固然不妥,但是他认为神     

张籍诗重出甄辨

张籍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主将,在贞元、元和年间已名震诗坛,白居易说他:“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姚合推崇他“古风无手敌。”王建称赞他:“君诗发大雅,正气回我肠。”可见他的诗在当时已广为传颂。但是,经过唐末战乱,作品已散佚不少,南唐时翰林学士张洎整理收集他的诗歌,为之作序说:“自唐末多故,洊经离乱,公之遗集,十不存一。予自丙午岁(946年)迨至乙丑岁(965年)     

情真诗方真

贺敬之的诗在“文化大革命”前蜚声文坛,他的《雷锋之歌》可以说尽人皆知。近几年,很少有人谈论他的诗了,偶有谈及者,甚至提出他的诗是不是同“假、大、空”有关的疑问。推而广之,象贺敬之的诗还能不能给予一定的地位?我想,既然“朦胧诗”都“可以允许其存在”;那么,贺敬之的诗及这一类的诗,也应当“允许其存在”吧！ 一 我们读贺敬之的诗,首先感到诗中的“我”,即是诗人自己,又不是诗人自己,这个“我”反衬着我们党战斗的步伐的脚印,回响着战士激昂的心声。     

卞之琳三十年代前期的诗作

三十年代,是卞之琳新诗创作的旺盛期。除《三秋草》(1933)、《鱼目集》(1935)、《汉园集》(1936,与何其芳、李广田合集)、《慰劳信集》(1940)外,1942年出版的《十年诗草》,他自称是他三十年代的“诗总集”了,收诗仅75首,可见其选诗之谨严。他的三十年代诗,以全面抗战开始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本文只就卞之琳三十年代前期(1930——1937)的新诗创作进行评述。     

论唐宋词的“享乐意识”

前人在对“诗”与“词”作整体比较时,有过许多话头,诸如“诗庄词媚”,“(宋)诗言理而(宋)词言情”,“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等等。但另有一段话则似乎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那就是朱彝尊在《紫云词序》里所发的议论。他说: 昌黎子曰:“快愉之言难工,愁苦之音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     

谢榛诗作考述

谢榛(1499——1579),字茂秦,号四溟,又号脱屣老人。山东临清人。布衣。明代著名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和大部分“官文合一”的古代作家不同,他可谓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地地道道的专业诗人。他“惟诗是乐”,从正德甲戌(1514年)十六岁(虚岁)跟乡丈苏东皋学诗,至八十一岁(虚岁)在大名为人赋寿诗投笔而逝,驰骋诗坛六十余年,写下了大量诗歌。虽然他晚年曾一再叹惋“诗草经年只半存”,但仍有二千五百余首诗流传下来,兹就其成集和散载于诸书情况,考述如下:     

孔子与《诗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六经之一。它流传久远,影响深广。这与孔子私设教馆,以《诗》教授弟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孔子诗教、教诗、评诗、正乐等方面作初步的探讨。一孔子十分重视诗教,他教诲弟子说:“小子(学生们)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他从《诗》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着眼,以培养学生德才兼备的“君子儒”,从而达到“事父”、“事君”的目的。孔子曾对他儿子伯鱼说:“女(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②意思说,做人不学习《周南》、《召南》,就象面对着墙壁站立着似的,“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朱熹)又说:“不学《诗》,无以言。”③是指出使诸侯各国,办理外交,酬酢应对的言辞。这是从修身做人、从政做官的角度,强调学《诗》的重要性。     

陈琳、应瑒的文风异同比较

陈琳与应(王易)的文风同中有异,又异中有同。就作品的文采而论,陈琳文章“微为繁富”,应(王易)“学优以得文”;就作品的气骨看,陈琳的文和赋气骨壮健,应(王易)的诗歌“和而不壮”。陈琳文章的“繁富”、“殊健”主要得之于他的“习”;应(王易)的“文”主要得于他的“学”,而其诗“和而不壮”的特点乃得之于他“流离世故”的生活遭遇。     

鲁迅论诗

鲁迅曾一再说他“不懂诗”,对诗“外行”。虽然他在青年时代就写过诗,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更写过不少的诗,可是他后来却表白道: “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十出现,就洗手不作了。”①这自然是自谦之词。其实鲁迅一生所留下的几十首诗,不论新旧,都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至令仍为大家所传诵。以鲁迅的整个成就     

杨万里的诗论特色

杨万里开创了一代“诚斋体”,创作了4200多首独出机杼的“新体诗”<元欧阳玄:《罗舜美诗序》评诚斋诗),前人周必大、陆游,今人钱钟书、周汝昌等大家对他都有“至公”的“议论”,但对他的诗论却至今还未作深入系统的分析。其实,“诚斋生平论诗最多”,“最多妙语”(明贺裳:《载酒园诗话》卷5)。他的诗论既表明了他作诗的美学趣尚,又是“诚斋体”形成的理论宣言,对明代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独抒性灵”,特别是清代袁枚的“性灵说”都产生过很大影响。研究“诚斋体”不可不重视他的诗论。     

梅尧臣诗歌理论的历史贡献

<正> 梅尧臣(1002——1061),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安徽省宣城县双溪人。以诗闻名于世。他一生“少达而多穷”(欧阳修《梅尧臣诗集序》)。其家居生活甚至穷困到“妻饿儿啼无一钱”(《日自青龙呈谢希直》)的地步。但存诗二千八百多首。他的一生,是真正诗人的一生,也是清贫穷困的一生。他的后辈如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均对他交口称颂。王安石说:“我得圣俞诗,于身果何如,留为子孙宝,胜有千金珠”。(《哀挽诗》)从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