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给帖”与“乞帖为照”:论明代帖文的双重属性——以徽州文书与石刻史料为中心

作为明代地方常见下行文书,帖文广泛应用于基层政治、经济、司法等领域,且从文书实例来看,其行移对象也由县衙拓展至民间社会。正因如此,帖文兼具"州县给帖"与"乞帖为照"的双重属性。具体而言,"州县给帖"集中体现在官府对国家政策的落实,突出文书行政的程序性与合法性;而"乞帖为照"则是民间百姓基于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将帖文作为官给凭证予以留存。     

黑水城所出元代“白帖”文书初释

在《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收录了三件元代“白帖”文书,其中两件文书内容都是关于元代亦集乃路广积仓税粮凭据,文书中都书写有“白帖”二字,为研究元代税粮征收程序提供了实物价值,.     

地产“教父”王健林：中国房地产市场未现拐点

从去年年底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波动,市场发展的重要节点似乎正在形成,关于"拐点是否出现"、 "房价和房地产市场未来走势"等问题的热议如火如荼.     

唐代进士科“试读”考论

《通典》所载之"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之"试读",历来争议不断。清人徐松、今人傅璇琮、徐晓峰等认为"试读"经史即"试策"经史;陈飞另立新说,主张"试读"类同于"帖读"或"读帖"。实则"试读"经史目的是考察举子以"离经"断句为基础的诵读。"试读"试项的设置,不仅与治经读史的传统方法有关,同时也是蹈袭前代人才选拔制度的结果。将其视为"试策"经史或"帖读"经史,实有待进一步商榷。     

王羲之书帖中所见的“五斗米道”——中古士人道教信仰形态之一探

王羲之是魏晋时期道教信仰的代表人物之一,书帖是研究王羲之信仰及日常生活的重要材料。一般而言,学界都接受"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的说法。然而,如果细究王羲之书帖中所见的道教信仰形态,章仪、服食与养生,可知其与五斗米道的关联仍是模糊的。因此,可以围绕王羲之的书帖,在深入分析书帖内容基础上,尝试将书帖与道教经典文献对参,重述书帖中所见的王氏的道教信仰与实践,依此说明:王羲之在信仰实践中使用的章仪继承了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首过疗疾的观念,但在形式上是否属于"张氏五斗米道"仍存疑;王羲之的信仰实践不能脱离两晋之际士族的信仰"常态",并不能将他的信仰简单归结为"张氏五斗米道"或"天师道"。     

清代的立嗣文书研究

清代，立嗣文书是立嗣继承法律关系成立的标志和保证。清代的立嗣文书有其一定的格式，主要包括立嗣人、立嗣主持者、参与者、立嗣的原因、立嗣的方式、结语与画押等几部分内容。清代的立嗣文书具有法律上的凭证意义和约束作用，而且立嗣文书的内容反映着当时的社会及相关法律问题，折射出清代家族家庭关系问题和妇女的权利保护缺失问题：     

宋朝公文的“检”与“书检”

宋朝公文在形成、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书形态,以及这些文书的签署情况,构成了考察各官司日常政务处理及权力运作实态的切入点。本文探讨了宋朝公文制度中"检"与"书检"的含义和作用。"检"是公文产生过程中的一种文书形态,具有相关公文"存本"的功能,使得各项政务的处理有据可查,确保文书流转的严密性。与"检"的使用相关,"书检"这一政务处理的方式,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公文制度中都有所体现。"书检"一方面表明相关负责官员的职权范围,保证了官司事务处理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维护官员的"身份秩序",是宋代公文制度中对官员等级秩序的一种巧妙安排。     

小议李渔的“立主脑”

李渔是清代著名的戏曲评论家,他写了本杂若《闲情偶寄》,谈到戏曲的结构、音律、宾白、表演、唱腔等问题,其中有不少超越前人之处,例如“立主脑”的问题,在我国古代戏曲理论中,确是不同凡响,议识新颖,见解独到。何为“主脑”?李渔这样写道:“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     

从“启祯崛起”到“道咸中兴”——黄宾虹审美观念中的“笔墨中心”

"启祯诸贤"只是稍变"墨法",故称之为"崛起",进入清代之后,随着金石学的兴起,"道咸画家"不但在"墨法"上比"启祯诸贤"精到,更实现了"出帖入碑"的转变,故称之为"中兴"。应该说,这种绘画史观非常独特,其中所蕴藏的审美观念值得深究。董其昌和黄宾虹在审美观念上一脉相承,都是以笔墨为中心。黄宾虹的贡献主要在于梳理了董其昌之后的绘画史,并以"启祯崛起"和"道咸中兴"命名。以笔墨为中心的审美观在晚清民国画坛虽然只是一股潜流,却是不可否认的存在,没有过时,或许还将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新书简讯

雷荣广、姚乐野著的《清代文书纲要》,已由四川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12月出版。这本17万字的专著共分八章:一、有关清代公文的几种文书制度;二、清代文文书的程式结构与用语;三、清代公文的稿本;四、清代文书工作的机构与人员;五、官府往来文书;六、奏疏;七、诏令文书;八、清代常用公文用语的分类与选择。     

党代会常任制能够实现党员民主权利上“选”和“议”的统一

党代会常任制作为党在执政以后,组织建设方面的一项重大政治设计和制度创新,对于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实现党员民主权利上的"选"和"议"的统一,具有重大的制度贡献、现实启迪、历史意义。从制度安排上看,党代会常任制保证了"选"和"议"的统一;从操作层面上看,党代会常任制克服了非常任制"选"和"议"分离的弊端;从历史探索上看,党代会常任制继承了年会制"选"和"议"统一的优良传统。     

《左传》“野人与之塊”的“塊”字辨正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野人与之塊"的"塊"字,或训"土";或认为是"蒉"的假借字,训"盛土的草器".分析"塊"字的本义、引申义及"蒉"与"塊"的关系;探究"枕塊"与"枕草"的不同.结论为:"塊"字本义为"土塊","蒉、塊"不能互通,"枕塊"与"枕草"不同.     

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

以文书御天下是传统中国政治运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文书的变化经常与政治的变化相适应。堂帖是适应中晚唐政治变化而出现的宰相独立处理政务的文书类型,历经五代、两宋,堂帖也经历了向中书札子、省札的演变。这种演变凸显了君相权力之争以及君主权力对日常行政事务的日益渗透;但经由对这些文书实际运作的考察,我们也发现以宰相为首的官僚体制依然具有较为充分的权力运作空间,使得君主实际上难以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全面控制。     

对清代碑帖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20年来，我国学界对清代碑帖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清代帖学研究、清代碑学研究、清代碑学与帖学的关系研究。学界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不足，这表现为研究的内容、方法、视角及研究人员等方面。随着以上问题的逐步解决，我国清代碑帖学研究将会迈向更高层次。     

从天柱文书看侗族社会日常纠纷与协调机制——清水江文书·天柱文书研究之五

清代以来,侗族民间产生的各种文书中有许多事涉分家析产、离异休妻、家庭事务调解和邻里纠纷的文书,字里行间无不显示出引发事端的各种冲突在传统习惯法调节下得以解决;调解时的法理依据与手段,往往通过族长、或族中有威望长者、文化人身份的乡绅斡旋;侗族传统社会的协调机制,从文书中看在法理上是与"侗款"相一致的习惯法,在程序上则是族长等乡族领袖——他们是习惯法的传承者,也是执行者。     

太行山文书中“刘二姐现象”历史人文背景解析

太行山文书领域存在着大量"刘二姐栓娃娃"同题曲艺或小戏唱本藏品,其时间跨度自明至今约500年时间里,均有不同版本或艺术形式发现,具有历史悠久性。该现象广泛流行于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群众基础雄厚,具有地域广泛性。由此将这一现象首次归纳为"刘二姐现象"。通过对原始生殖崇拜、封建宗法制度及宗法礼教文化等传统历史文化深入解读,阐释了该现象赖以产生和盛行的深厚历史人文背景及其成因,从而确立该现象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清代滇西方志中“土司”、“种人”类目的内外分际

清代早期云南方志中的"土司"等志,在体例上虽与明代有所不同,而设类定目之旨趣,仍沿袭明代"羁縻志",只以"华夷"二分视之。乾隆之后,道光《云南通志稿》所定"南蛮"等目,虽羁縻之意不变,但对"內夷"、"外夷"、"土司"、"四裔"等却有明显区分,体现的是清中期以来关于"大一统"和"华夷之辨"等一系列观念的演变。     

清代监察体制运行的制约与反制约关系——以“照刷文卷”律为例

“照刷文卷”律是清代监察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官员定期检查衙门文书，及时发现违法情形并予以惩罚的形式，起到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的效果。在制度运作过程中，清朝建立庞大、完善但又繁杂的律例体系，实现了“清代化”，但是也为监察客体肆意“规避”“反制约”提供了依据。清代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以及律例体系的极大发达，并不一定是制度最优化的结果，它可能还是部院衙门、官吏追求私利实施规避行为的法则，是“国家利益”与“衙门利益”甚至“官吏私利”之间博弈的法律形式。     

刻帖所见怀素法书考论

怀素草书除个别有墨迹传世外, 多数保存在历代刻帖或帖目中.通过帖目中帖名的比对, 将疑似怀素临摹的作品析出比较, 即可发现其曾大量临习王羲之的作品, 这对认识怀素的师法有启发性意义.刻帖中另一种蜀本《自叙帖》与传世墨迹本不同, 可见怀素生前书写过多本《自叙》作为"行卷"赠送名流显胄, 唐代的很多传世书迹或许都有类似的背景. 《大草千字文》先刻入宋群玉堂帖, 明成化六年 (1470) 曾由余子俊在陕西西安翻刻一本.通过将美国安思远藏宋精拓本与明陕翻刻本的比对发现, 明陕本的底本出自宋群玉堂本的晚拓本系统.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内涵及其适用——以邓州市“4+2”工作法实践为蓝本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作为"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的有效实践形式",要求在全国推广,其具体源于河南省邓州市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实践创新。"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明确了村级自治适用的前提条件和进行决策的事项,且规定了具体的工作程序: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适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配套制度包括:党员联系户制度、村民代表推选制度、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村民民主监督制度、建立多数人意见评议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和档案制度。这一切构成了其丰富的内涵和适用细则。特殊的社会实践决定了这一概念特殊的规定性,各地丰富多彩的群众实践又要求适用这一方法时要有灵活性。所以,要从精神实质上对"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进行全面把握,否则就会陷入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