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僧诗

通过对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诗僧的探讨，指出在当时诗坛苦吟之风日盛的情况下，诗僧能融入时流，促进苦吟之风，将苦吟变成一种生命的需要，其创作行为本身就体现出诗僧诗歌创作的热力。     

晚唐五代“苦吟”诗风的“比物讽刺”内涵及其意义

晚唐五代"苦吟"诗风在诗学上的成就实际上就是当时的诗格类著述。对这些文献进行专门的文本分析,发现"苦吟"本身还具有通过对诗歌意象的"比物讽刺"式解读去寻绎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关切的内在用意。而一般对"苦吟"的理解多从推敲琢磨诗句的技术层面考虑,虽然已经把握了"苦吟"本身具有玩味前人诗作以启发诗思和指导创作的内涵,但却忽略了"苦吟"实际上也有对现实政治生态深切关注的更深层涵义。诗格类著述在剖析诗歌意象所对应的政治内涵的同时,要求学者运用"比物讽刺"的方式去表达对现实政治的意见。还应注意,在"苦吟"风气下形成的诗格类著述实际上反映了诗学研究由外部诗歌文体职能向具体而微的细节问题转化的趋势,除摘句批评、章法理论之外,其"比物讽刺"观点其实是对古代诗学"比兴"传统的隐性张扬。     

中晚唐“苦吟”内涵的再考察

中晚唐的“苦吟”不仅是一种苦思的写法,还有更多的内涵。第一,苦吟诗人在人群上以科举穷士为主,内容上以吟苦及苦闷的消解为核心;第二,苦吟还体现了穷士诗人在困境中逆俗自立的不懈追求,他们或倚之科举及第,或倚之实现立言不朽的追求,或倚之寄托心灵、实现精神生命的延续;第三,苦吟还是苦吟诗人苦中作乐的生活方式与癖好,他们把苦吟与休闲结合起来,使苦吟成为一种颇有吸引力的写作与休闲自娱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有的苦吟诗人吟诗甚至达到了成狂成痴的地步;最后,苦吟诗人在风格上有苦吟以求怪奇和精妙的审美倾向。     

晚唐五代诗格中的“作用”说

"作用"是皎然诗论的核心范畴,其含义指向带有主观能动色彩的艺术构思。总体而言,晚唐五代诗格仍以近体诗(主要是律诗)为主要研析对象,在近体诗诗体的规范之下探讨诗歌的各种作法,重视诗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物象是诗家之作用";二是论"苦思磨炼,运句成篇"。这一时期的"作用"说是对皎然"作用"说的一个极端发展,更加细致化、琐碎化和固定化,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关涉着诗境的形成。     

晚唐五代诗坛与晚唐五代诗格的理论建构——理论与创作互动的实证考察

从微观的角度具体透视诗格和诗歌创作的互动是准确认识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发展的基础。晚唐五代的苦吟诗风与诗格的“磨炼”理论、晚唐五代的清雅诗风及其在诗格中的理论体现恰好体现出晚唐五代诗歌创作思潮、诗坛风气与诗格的互动关系。     

晚唐五代诗格的著作群体

群体研究具有个体研究不能取代的优点。晚唐五代诗格独特的著作群体对这一时期诗格独特风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著者身份的角度看,僧人是这一著作群体的主体,晚唐五代诗格显然受到佛教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理论特征;从著者诗风的角度考察,晚唐五代诗格作者多为苦吟诗人,作诗重推敲重磨炼,受其影响,晚唐五代诗格论诗也以句法、磨炼为中心。     

刻苦与创造──论苦吟

“苦吟”现象大量出现在唐宋时期,与近体诗的成熟以及诗人对声律的吟咏把玩有直接关系。苦吟是一种刻苦的创作状态,苦吟者普遍具有僻、痴的性格特征,其诗歌风格也自成一体。“推敲”即选择、创造,属于“妄想揣摩”而非“即景会心”,其本质是创造了“第二自然     

谈杜甫诗歌创作的"苦吟"风尚

"苦吟"是中晚唐诗坛的一种特有诗歌现象,体现了诗人的生活之苦、思想之苦和作诗态度之苦.杜甫身处盛唐和中唐转折时期,注重学习和借鉴前代优秀诗歌遗产,使其诗歌显现了"牢笼百代"的特征,并重视诗歌创作的"求新",因此诗作新句纵横,而强烈的诗歌创新精神使其崇尚及注重格律的"苦吟"式作诗方式,"苦吟"风尚垂范后世,对后世诗人影响深远,逐渐形成了"苦吟"流派.这与其人生经历、由盛唐向中唐转折的时代风气有关,更与其对诗歌艺术追求卓越的创新理念有关.     

胡适诗学论:双重人格与二元诗格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轫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其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一直是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表述对象。对他功与过的评判自然都是为当下诗之缪斯的迷惑寻找通路,也是为把曾经断裂的文化链条重新进行粘合。笔者从社会学、地理学的角度辨析胡适早期文化场的转换对其思想形成、诗学观念和创作的影响,旨在揭示中国现代诗歌构建过程的复杂性,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下所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略论中晚唐科举考试中的"五科"考试

＂五科＂考试的记载始见于后唐同光四年,指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等五科,它是由中晚唐的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发展而来,五科举人按有无出身分别到吏部和礼部参加科目选和常科科目考试。五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一部分科目,随着中晚唐五代科举制度的变革,从明经科中分离出来,发展成独立的科目。     

唐五代时期的江陵城

江陵曾作为唐代荆南节度使的治所、唐代南都以及五代十国时期高氏荆南政权的都城,对唐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江陵城城池的规模有所扩大,并且使用了砖城结构,添设了瓮城和敌楼,强化了城池的军事防御功能。唐五代江陵城除草市之外,还有固定的市场。便利的交通,市场的发达,为其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无论是成汭还是高氏荆南的历任统治者都把通商作为其第一要务,这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唐五代时期江陵城的发展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长江中游中心城市形制及其变化。     

再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成立

"唐末五代代北集团"概念需要进行历史性考察。第一,"以地方藩镇崛起代兴"并不影响代北集团的是否成立;第二,代北集团是一个包括沙陀、昭武九姓胡人、突厥、回鹘、吐谷浑、奚、契苾、鞑靼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的多民族结合体;第三,代北集团与唐朝统治者存在着"互为作用、资源互利"的关系,集团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其与唐朝统治者"互为作用、资源互利"的过程。     

先秦至唐五代哀悼诗之"空"境

"空"为先秦至唐五代哀悼诗之意境,不仅现于言语层面的多义性,更现于语义和结构层面的多维性:由人亡导致地理空间的空缺、空旷、萧条、冷落,存者为之感觉到生理的寒冷、寂静,进而感受到心理的孤独、寂寞,再体会到哲学层面的人生虚无、荒谬、悲剧,最后升华到宗教和审美层面的对生死的妙悟.此为一个集地理学、生理学、心理学、哲学、宗教、美学于一体、具有多重内涵的审美范畴,通过对空间之空的扩大与强化、对心理时间的刻意拉长以及对时空的虚化等手法,形成空框效应、充满张力的语言和含蓄的韵味,用以吸引主体的审美关注,给审美主体带来丰富的想象和联想空间,从而获得出乎意料的审美体验.     

论唐五代笔记——《全唐五代笔记》前言

唐五代是笔记发展的重要阶段,孕育了新兴文体传奇,导致小说概念的转换和笔记与小说的分流;这一时期的笔记具有极高的历史的、文学的和文献校勘和史料价值,但在流传中出现亡佚、错乱、伪造等问题;囿于以笔记为小说、为小道的观念,今人整理的笔记不同程度存在伪书伪文未辨、佚文未辑、讹文未正的情况,有必要作全面的整理.     

晚唐五代禅僧行脚问题考析

晚唐五代,游方参学成为禅宗僧人突出的修行方式之一.行脚,作为动态的修行方式,与静态的修行方式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禅学的兴盛.借助行脚僧,在南岳系和青原系之间建立联系,促使了禅宗宗门之间的融合.行脚僧的游走,产生出禅师与学僧、禅师之间、学僧之间等多重关系;出现"代别"、"举古"等新的表述方式;为<祖堂集>等综合性著述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行脚现象推动了参禅者的悟道进程,繁荣了禅林,促进了各种教化手段的产生,融合了各派宗风,彰显出禅宗的时代特色.     

晚唐五代儒学颓势与文学审美转向

晚唐五代儒学基本上处于凋敝状态,此期已无振兴儒学的关键人物,只有皮日休等少数几人略微可观。他们进行有限度的抗争,企图接续中唐文学运动余威,亦无助于扭转儒家道德诗学的颓势进程;相反,他们理论和实践判然有别,文道背离,逸出儒家伦常之外,沦入虚假与庸俗化境地。在毒手尊拳的时代景观里,此期的文学精神已由昂扬勃发退缩到个体一己之情感世界,反道缘情和骈俪艳美渐成主流美学取向,文学旨趣离儒家道德诗学观念渐行渐远,文学的审美转向势不可遏,因此他们的明道和诗教思想都已失去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