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大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在重大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进行个人信息共享,是对疫情状况进行研判预测的前提.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个人信息共享中存在信息获取内容的非必要性、信息获取主体的非授权性、信息登记传播的非隐私性、信息获取使用的非程序性以及信息泄露侵权风险.在重大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的获取应该遵循程序法定原则,认定只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机构才能收集个人信息,获取信息内容应当以必要性为原则,获取过程需要遵循告知同意原则,在个人信息的合法使用中,应符合目的性原则,实现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对于重大疫情防控时期个人信息共享中的侵权问题,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认定相关主体的补充责任、按份责任或连带责任,实现疫情防控时期个人信息的依法保护.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城市居民休闲行为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2016年和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调查数据,以北京为例,从休闲时间、休闲活动、休闲消费支出三个维度,探讨了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城市居民休闲行为及其变化。研究发现：工作时间挤占了休闲时间,影响了居民休闲参与;疫情限制了居民的休闲活动空间,线上休闲成为重要休闲方式;疫情抑制了休闲消费支出的增加,与经济增长差距拉大。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愈加注重休闲的品质。为更好地满足国民休闲需求,在时间保障方面改革休假制度,推进带薪休假制度全面落实;在休闲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通过文化、科技双轮驱动,促进休闲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普及休闲理念、培养居民休闲技能,通过制度改革、市场监管等优化休闲消费环境。     

新冠疫情下我国疫情防控的治理路径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各级政府采取科学决策、精准防控、统筹推进的积极治理措施,取得了抗疫保卫战的阶段性胜利。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治理过程中,也暴露了应急管理各环节中的诸多短板和不足。鉴于此,为防患于未然,我们有必要针对问题和不足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宗旨,在应对突发疾疫防控预警网络、疾疫防控救疗体系及辅助平台等方面开展针对性的建设,从而实现由单一向综合的疾疫治理模式转变,最终为疫情防控建造一道道严密的防火墙。     

环境影响评价法在紧急状态下的适用——以自然灾害防治为例

紧急状态对环境影响评价程序提出了新的挑战。按照比例原则的要求，在紧急状态时，应在区分不同阶段的基础上，对原有的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给予适当的简化。《环境影响评价法》和《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忽视了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在紧急情况下的变通适用问题，该立法漏洞应尽快加以弥补。     

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机制的经济法路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机制的建立健全是各国反垄断法实践中的最新发展趋势,同时也是众多反垄断法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目前,欧美各国普遍建立了公共实施与私人实施并行的二元反垄断实施机制以克服单纯公共实施机制造成的政府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现实问题,从而更好实现反垄断法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我国反垄断目前立法对私人实施机制预设条款较少,操作性不强,力度欠缺。建立多倍损失赔偿制度、集体诉讼制度、公力扶持诉讼制度是建立健全我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机制的有效路径。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同时,应重视"竞争文化"的培育,以增强我国市场经济的软实力。     

我国反垄断法执行问题及其解决——以法经济学为视角

当前我国反垄断法公共执行与私人执行均存在执行不足的问题,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影响。加强我国反垄断法执行,应注重成本、收益、效率、激励分析,建立高效的反垄断法公共执行体制,建立私人执行激励制度,同时加强两者的协调配合。     

新冠疫情期间世界民族主义的政治异动

新冠疫情期间,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异动状况引人瞩目。一些右翼政府和政党为转嫁国内压力,将病毒传播政治化,制造了一系列极端排外的种族歧视和宗教冲突事件,具体表现在对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口的污名化,推行排外的民族主义政策,以及制造针对特定群体的阴谋论等。逆全球化潮流是这场民族主义政治异动的深刻背景,世界各地不断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以及各国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使得民族主义成为显著的政治思潮,并在疫情期间迅速蔓延。从深层次看,资本主义内部固有的不平等和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潮相互构建,从根本上形成了疫情期间政治异动的根源。应对这一异常的世界政治新动向,需要我们以强有力的公共政策和社会公平为支撑点,坚持多边主义的政治共识,减轻民族主义敌对排外情绪的消极影响,并将环境可持续性、人口公平和人道主义团结置于重建和复兴方案的核心,才有可能形成修复政治、阻击疫情的决定性力量。     

论反垄断执法相对人的利益保护

反垄断执法弹性很大,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强调相对人利益保护对于防止执法权滥用、协调利益关系以及维护商业秩序稳定极为必要。规范反垄断执法自由裁量权和保障相对人的程序权利是保护反垄断执法相对人利益的基本路径。我国应当遵循这一基本路径,明确反垄断执法裁量范围,建立反垄断执法裁量标准体系,完善反垄断执法的司法监督机制,构建确保相对人有效参与的陈述、抗辩和申诉制度,完善反垄断执法协商和解制度,从而有效保护反垄断执法相对人的利益。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应急行政征用补偿制度完善研究

应急行政征用在高效应对突发事件时也会限制、剥夺公民权利,故其补偿环节尤为重要.明确征用与补偿是研究应急行政征用补偿制度的前提:征收与征用分别限制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口罩等易消耗品因征用行为而丧失财产价值,符合征收概念;在应急行政征用语境下,行政机关承担补偿责任.现行应急行政征用立法文本及司法实践显示,我国应急行政征用补偿制度存在着补偿责任主体不清、程序匮乏及标准不明确等问题.应结合域外法治经验,首先在法律层面统一规范应急行政征用补偿制度,再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明确补偿责任主体、程序、标准等具体事项.     

国家战略视角的反垄断问题初探——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十周年之际

观察反垄断问题有着多维的视角,除了经济理论和法律制度的视角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还有必要从国家战略的视角去认识和处理反垄断问题,将其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发达经济体的美国、欧盟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其他金砖国家,都重视以法律为基础的反垄断战略,以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我国应当借鉴这些法域的经验,构建以法律为基础的反垄断战略,并重点解决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和优先性地位、有效消除行政性垄断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新冠疫情下:公共法律服务与应急法治体系的完善

应急法治体系针对公共危机的预防、处置、资源调配和修复建立起一整套包含法律法规、政策、司法、执法、普法和公共法律服务在内的制度和规范体系。新冠疫情暴露出我国在应急法治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如法律法规不完善、个别法律条文冲突、法治教育薄弱、公共法律服务能力不足等,表现为政府行为失当、民众法治观念欠缺、法律服务渠道不完善。因此,为健全应急法治体系,提升社会法治水平,需要从立法上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协调法律体系,从司法、执法和普法上确立应急法治原则、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从法律服务上确立主动服务意识、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能力。     

反垄断执法中的民生物价稳定问题：动因与实施路径

反垄断执法对民生物价稳定问题的关注,是当代竞争法在追求经济效率目标之余,回应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价值的体现。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活动和民生物价稳定机制的实施呈现出彼此分离的状态:在一般时期,反垄断执法自身较少回应民生问题,导致民生物价稳定机制"缺位";而当进入突发事件应对时期,又迫于现实压力,以严苛态度严打各类价格上涨行为,民生物价稳定机制又存在"越位"。疫情期间市场监管执法的经验和教训为反垄断执法中内置民生物价稳定机制提供了改革契机。一是要修改《价格法》与《反垄断法》存在矛盾的条款,使反垄断与民生物价稳定的法律依据更为统一;二是要针对自然垄断和公共物品领域出台反垄断指南和分析报告,明晰民生物资领域的竞争秩序和经营者合规标准;三是要在反垄断执法机构与价格执法机构之间建立起稳固的联合执法机制,确保执法标准化、规范化。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餐饮业：冲击与分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消费行业造成极大冲击,但也为消费行业线上业务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以餐饮业为研究对象,采用菜么么SaaS云餐饮管理系统16 508家餐饮门店2019年12月8日至2020年7月31日的数据,使用描述性统计分阶段刻画新冠疫情对餐饮业的影响,并运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新冠肺炎疫情对餐饮业的冲击及疫情期间外卖业务与餐饮整体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此次疫情对餐饮业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和异质性特征,生存时间长的餐饮主体抗风险能力更强;疫情期间,以外卖业务为代表的线上餐饮服务对餐饮业起到了有力补充,并在后疫情时期仍表现强劲。为此,餐饮业应拓展外卖市场,餐饮企业应有效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并实现应急管理常态化。     

新冠疫情跨国扩散背景下的西方对华污名化

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以来,西方借机对华掀起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污名化浪潮。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多点暴发,对华污名化经历了从道德性指责到政治性攻击的演进历程,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动机政治化、内容复杂化等特征。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借助文化霸权和话语权力,妄图通过对华污名化将中国塑造为疫情的罪魁祸首,以此争取国内外支持,达到对华打压与遏制的政治目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疫情面前,针对中国的污名化运动已经展现出强大的破坏力:世界各地的亚裔成为种族主义者的攻击对象;中美两国关系愈加趋向紧张;中国的外交处境更加艰难。对此,中国应从污名生成的机制入手,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应对舆论危机的能力与韧性,在去污名化过程中做到有情、有理、有力、有节,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与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