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源式发展·派生式发展·跨越式发展——论马克思语境中的社会发展方式

马克思认为,如果不仅从国家和民族自身去考察,而且从其相互间的交往中去考察,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包括:内源式发展,即"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主要依赖国家或民族的内部因素的,"完全是自然发生的"社会发展方式;派生式发展,即交往扩大后,"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的,"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导入的和带去的","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社会发展方式;跨越式发展,即全球化时代,某一特定民族或国家充分利用现成的物质条件,获得"异常迅速的"、"跳跃性的"社会发展方式。内源式发展、派生式发展和跨越式发展是同一与共生的。     

资源资本化:构筑特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内源式发展的长效机制——以恩施州鹤峰县为例

发展经济学指出,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进程,其实质是资源资本化的过程。从分析特困民族地区反贫困之任重道远入手,指出资源资本化将是特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内源式发展的长效机制;接下来对国内外资源资本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理论梳理,并对特困民族地区如何具体运用做了宏观思索;最后,以恩施州鹤峰县为例,探寻了推进资源资本化进程的突破路径。     

产业扶贫场域下村集体经济组织运作模式及其内在逻辑——基于西南地区贫困村的个案分析

农村场域作为扶贫资源项目运作的承接场所,其地缘、血缘、业缘特征形成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活动的特定空间。本文从制度理论视角,以西南地区代表性贫困村的农业产业化发展为例,探讨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结构要素及其运作机制。研究发现,在产业扶贫场域下,贫困村在制度要素的合法性、组织存续的逻辑性以及社会交换网络的密集性三重规制下建成了“村委/致富带头人+合作社+贫困户+农户”形式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制特征与礼俗特征决定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作机制:体制精英在识别政策目标后,遵照制度性合法性标准整合社会资本,对正式关系、非正式关系进行有机整合,从而架构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动俘获产业扶贫项目推动农业产业化实现减贫目标。     

村庄精英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角色扮演——以甘肃定西市Z村婚嫁丧葬仪式为例

在西北农村社区中，传统精英在村庄婚嫁丧葬仪式中，乃至社区秩序的维护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通过描述Z村传统精英的角色扮演过程，进而在对由传统型精英、卡里斯马型精英和法理型精英组成的村庄精英形成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他们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角色扮演和功能，预示其对于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富人治村与基层秩序稳定——基于珠三角农村的经验调查

富人治村作为基层政治秩序的内在实践机制,是基层治理的普遍现象.珠三角地区基于宗族性村庄社会结构形成了回馈型富人治村,即富人治村产生于村庄秩序难以维持的结构性需求,呈现出较强的回馈性特点.富人治村的动力在于通过“回馈”村庄获得群众认可从而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村庄强社会关联与充裕的集体经济共同维护富人治村的公共性,避免了村庄治理的异化.富人治村通过精英整合、组织结构整合与党员激活重塑基层政治生态,型塑了基层秩序稳定与村庄政治融合.珠三角地区的回馈型富人治村对于理解基层秩序生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村庄精英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与功能——以华中地区L村为例

村庄精英是一群内生于农村社区共同体内的不同资本拥有者,他们以社会环境为背景,以个人能力和条件为支撑,以农村的自然和人文空间为表演舞台,在村庄权力互动结构中居于承上(国家)启下(村民)的中介地位,构成了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结合部.通过对村庄精英的角色和功能的分析,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村庄精英在农村的权力结构功能的发挥.通过实地考察湖南省岳阳市L村中的村庄精英在丧礼仪式中的具体运作和所开展的工作,来探讨他们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及功能,以便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村庄精英的作用.     

大寨和大寨式村庄变迁发展的经验及规律——大寨、沙石峪、石屋、贡巴4村案例研究

通过对4村70多年变迁发展历程的资料分析及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感知和反思经典案例蕴含的经验,抽象分析了村庄变迁发展诸要素之间存在的必然、本质、较稳定的关系。认为：农业环境恶劣和极端贫穷困苦等不利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村域发展动力;村庄兴衰沉浮是村域领头精英和创业农民群体行为顺应时代潮流与否的结果;“责任制度-大寨精神-创业农民群体效应”相融合能够保障集体生产效率。这是经典案例蕴含的中国经验,其中具有一般性的规律是：村域经济活力由村域资源环境、“制度-组织-精英”活力共同决定;村域经济水平及贫富分化与集体经济、农户家庭经济、新经济体发育及相融程度正相关;村域支柱产业的多样性、根植性对村域经济韧性及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需要坚持和弘扬大寨精神。     

乡村旅游精准帮扶中内源式发展机理与路径

乡村旅游扶贫是偏远贫困地区的重要脱贫措施,如何通过精准帮扶消融贫困户的参与障碍,培育贫困人口内生能力,是实现乡村旅游扶贫脱贫的关键。这一机理与内源式发展理念以人为本、全面参与、主客观统一的核心要义相契合。基于内源式发展理念与乡村旅游扶贫运行逻辑的契合性,应通过扶“志”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扶“智”培育贫困户现代理性,扶“技”提升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能力,扶“行”实现贫困户在参与式帮扶中自我成长等帮扶措施,实现贫困户脱贫目标。     

“乡政村治”、利益分配与村庄精英的行动逻辑——基于四川J县金村模型

村庄精英是乡村社会中公共利益分配的中间人和协调者。以四川J县5个村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金村模型,考察村庄精英与"乡政村治"体制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分析精英的理性逻辑与行动策略。研究发现:"乡政村治"体制对精英行动具有规制作用,而精英对"乡政村治"有适应功能;利益分配对精英行动具有建构作用,而精英对利益分配有调控功能;以"公益""共益""私益"三维度划分体制精英的理性逻辑,可形成五种类型的行动策略组合。当前亟需从制度上明确招商性项目的激励机制,强化政策性福利分配的规制,落实村民议事和村务监督制度,完善基层党员培养和村干部选拔制度,防止乡村治理陷入"精英全面控制"或无人治理的困境。     

征地拆迁、利益密集与基层治理中的精英替换逻辑——以鄂西Y村为例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背景下,征地拆迁成为推动农村发展和基层治理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带来利益密集,更改变了基层治理逻辑。以鄂西Y村为例,分析了精英替换现象,即传统精英面临着各种征地拆迁难题而逐渐退出治理结构和权力结构,新兴精英依靠经济、社会资本进入到体制内,利用“私”的逻辑解决征地拆迁产生的钉子户难题和上访户等公共事务。并指出精英替换虽然解决了征地拆迁中的众多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造成对基层社会利益的侵蚀和对基层合法性的消解。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村庄有效治理——以烟台市W村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具备经济职能,还具有一定的治理职能。山东烟台市W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村民自治提供了组织化平台和治理有效的抓手,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通过治理目标的融合、治理结构的互嵌和治理技术的统合,合作社嵌入村级组织,实现村集体再造。合作社与村集体的互嵌形成了以集体治权为依托的村庄治理样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依托集体治权,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和分配权,通过“统分结合”的治理机制实现村集体对村庄的治理有效。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使得集体治权复归,再造村集体和重塑村级组织与村民互动关系,成为后税费时期“悬浮型”政权落地的一种路径。     

后脱贫时代内源式贫困治理体系的建构——以家庭本位为视野

激发家庭的内生动力是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当前家庭精神韧性的异化、家庭组织韧性的式微、家庭生计韧性的不确定性,脱贫户可持续脱贫韧性不足。在后脱贫时代,需要通过家庭价值信念体系、弹性组织体系、积极沟通体系的重塑,依托积极家庭的角色定位来提升脱贫家庭的韧性。在政府政策保障层面,需要在内源式治理的理念下,通过完善促进家庭发展的常规化治理体系、加强促进家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构建协同治理的贫困治理体系、提升贫困家庭的可持续脱贫能力等路径,推动后脱贫时代农村反贫困体系从国家本位向家庭本位的回归,由此实现农村反贫困范式的转型。     

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发展态势研究——以绍兴市为例

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一支"一好双强"的村党组织书记队伍是深化党管农村工作的重要举措.当前,村党组织书记队伍素质不断提高,能力日渐提升,威望日益树立,但由于历史原因和政策原因,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中存在责任与权力、事务与财力、投入和收益、素质与要求之间的失衡,影响了村党组织书记队伍的稳定和工作的开展.为此,必须优化外部环境、动员各方力量、健全各项制度、深化教育培训,努力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基层政府发展村庄产业的“经营平台”机制——以X村旅游开发为例

以贵州省L县X村的旅游开发为例,探讨基层政府发展村庄产业的“经营平台”机制及其逻辑,将“经营平台”机制看作基层政府保持适度自主权的努力。在推动村庄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基层政府集中体制内资源与村庄社会合作,合力将村庄打造为带动各方市场参与的“平台”,并保持平台稳定运行,尽可能提高平台交易量并从中抽取“平台利润”,形成一种“经营平台”的治理机制。这一治理机制使得基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规避体制-市场-社会三重结构的约束,保持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权。“经营平台”是基层政府集中有限资源应对制度约束的结果,它在推动村庄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回应多方诉求,也满足政府自利诉求,但却弱化村庄治理能力,放大经营风险,加重体制负担。     

经济水平与村庄精英: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二维四分"框架——以江苏4村为例

中国农村的非均衡性决定了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千差万别,因此必须借助模化研究才能把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本质和机理。从经济水平和村庄精英两个维度,可以把村庄的公共产品供给划分为四种模型。我们选取江苏的4个行政村进行实证调查,结果显示：村庄的经济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村庄权力精英的不同,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着不同的影响;村庄在接应自上而下的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同时与之将非正式规则结合,形成具体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自发性供给是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外的有效补充。     

集体经济发展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反思 ——对话"塘约经验"

乡村振兴背景下,不仅农户个体要增收,而且集体经济也要发展.主流理论是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集体经济的内生发展,源于贵州的"塘约经验"成为中西部地区农村改革的样本.基于集体经济总体状况的分析表明,强调经营村庄的"塘约经验"的实践意义非常有限.在充分市场竞争条件下,鼓励村集体主导农业规模经营的做法充满风险.全国范围内的多地调查表明,近几年,中西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的增长源于上级政府的扶持,和村庄内生资源无关,也就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没有直接关系.从政府扶持集体经济发展造成的问题出发,应当反思集体经济发展政策,摆脱"经营性"的村级组织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