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对我国走私犯罪的影响及对策

入世以后,走私犯罪现象将总体呈下降趋势,受关税影响较大的贸易性走私犯罪对象将集中在少数商品,不受关税影响的非贸易性走私将有所上升,走私犯罪主体更趋多元化,犯罪手段更趋智能化。因此,调整反走私的重点和方向,完善进出口管理体制等,才能预防和控制走私犯罪。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政策述论

1940年至1941年,国统区爆发了严重的粮食危机,粮食缺乏,粮价高涨,对军民生活和抗战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克服这一危机,国民政府不得不实行粮食统制,加强战时粮食管理,实行以田赋征实、征借、征购为核心的统购政策,实行军粮、公粮统一供应的统供政策,实行粮食平价公卖、调剂有无的统销政策,并严厉打击囤积居奇.这些政策的实行,对于缓解当时的粮食危机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仓储管理

抗战时期,面对严重的粮食问题,国民政府实行田赋征实,将粮食问题纳入战时统制经济轨道。在田赋征实过程中,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粮食的仓储问题,包括仓库建造、粮食运输、粮食入仓以及入仓后的管理等,取得了较好成效,为保障粮食的分配和供应奠定了基础,对支持抗战起了一定作用。     

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笔者从宏观的国家(地区)层面和微观的个体层面分析了发展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在国家层面上,粮食供给的波动和粮食需求的变动是导致粮食不安全的原因;粮食价格、粮食生产和粮食流通的不稳定又影响粮食供给的波动;粮食需求的变化受到人口数量、收入水平、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粮食市场的发育状况等的影响.在个体层面上,个体的粮食获取能力(包括自身生产能力、购买力、以及获取粮食援助的能力等)以及粮食的可得性是影响其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在“核心-边缘”空间结构日益明显背景下,粮食产销区域间分工不断强化,对粮食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运用GDP方法考察中国经济版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分析该结构对区域间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食物生产的互补性以及粮食安全稳定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这些影响导致的区域间粮食安全责任不平衡、粮食主产区发展受限、粮食主销区自身的粮食安全受影响以及南方粮食主产区耕地撂荒抛荒现象相对严重等问题。为了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提出要从大食物观视角出发,构建粮食区域利益补偿机制,设定粮食自给底线,落实主销区和平衡区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等。     

鸦片战争时期的人才观

清朝自乾隆、嘉庆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狂澜东下”,日趋恶化.殖民主义者纷至沓来,不满足于已有的一个通商口岸,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叩关、闯关走私鸦片,谋取暴利,终于爆发鸦片战争.这是一场震撼“天朝”的战争.战争给民族带来了灾难,却也略为震醒了国人,更加引起对传统观念的反思,出现了思想文化上的进一步变化.人才观的情况就是如此.战前、战时与战后,人才议论者从社会危机意识到人才危机;从人才危机探究科举弊病;从战争意识到将才、练兵及掌握新式武器的重要;从失败看到人才存在问题等等.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粗略考察和探讨.     

就印度问题看二战时期的英美特殊关系

二战时期,英美结成战时同盟,开始步入特殊关系的成形时期.战争初期出现的印度独立问题成为试探英美同盟坚固程度的试金石.英美双方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各持已见,在印度问题上出现分歧,一度有伤及英美战时同盟的可能.然而在全球民主受威胁的大背景下,通过两国领导人的共同促进,这点分歧最终让步于英美战时同盟这一大趋势.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运输制度之研究

抗战时期,为了解决粮食运输问题,国民政府从上至下设置了相关的粮食运输机构,并对粮食运输施以必要的管理。针对粮食运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力图改善,然因财力、人力、交通等诸多因素制约,效果并不显著。在特殊之战时,对国民政府的粮食运输制度不应苛求,它基本上完成了自身的使命。     

二战时期日本经济统制下的海运船舶问题 ——以"日满经济一体化"为视角

二战时期日本的经济统制几乎涵盖了国家工业的全部门类.自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的经济共同体范围不断扩大,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达到了巅峰.对于日本的经济统制而言,战争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而海运船舶业是保障战时统制经济正常运转的重要部门,日本的海运船舶规模因战时经济统制迅速增加,但其增幅始终无法弥补巨量的消耗.日本的战时经济几乎完全依赖本土之外的战略物资供给,船舶制造所需的铁砂、钢材、石油更是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运输船舶的损失直接导致日本战略物资供给能力的下降,而战略物资不足又导致运输船舶制造吨位始终无法满足运力需求.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日本战时经济的崩溃.     

学科新书架

《晚清的基点--1840至1843年的汉奸恐慌》简介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王瑞成教授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1840年发生的中英战争，激活了自明代开始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之间的历史积怨，而鸦片走私更具有内外勾结的特征。于是，战争开始后，从朝廷到疆吏不断渲染汉奸导致天朝战败，从而造成大范围的汉奸恐慌。防范汉奸成为战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汉奸恐慌之下，战时民众动员陷入困境，战后中外条约谈判也围绕沿海边缘社会建构展开角力。     

粮食大省粮食安全责任行动战略分析

粮食大省粮食安全责任是一个涉及到社会共同利益、经济资源有效配置、区域产业合理分工、区域经济有效发展、国家粮食供求平衡和国家粮食产出稳定增长的重要问题.粮食大省粮食安全的核心责任主要表现为粮食生产安全责任.以湖南为例,利用粮食生产的C-D生产函数实证分析表明,粮食大省粮食产出依次受耕种面积(含复种指数)、粮食生产者的投入,政府的投入和科技的进步等因素影响.因此,实现粮食大省粮食产出的稳定增长是有条件的,必须实施积极的粮食大省粮食安全责任行动战略,明确中央政府的责任行为范畴,突出粮食大省粮食主产区的安全责任地位,协调好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之间的关系.     

《晚清的基点--1840至1843年的汉奸恐慌》简介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王瑞成教授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1840年发生的中英战争，激活了自明代开始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之间的历史积怨，而鸦片走私更具有内外勾结的特征。于是，战争开始后，从朝廷到疆吏不断渲染汉奸导致天朝战败，从而造成大范围的汉奸恐慌。防范汉奸成为战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汉奸恐慌之下，战时民众动员陷入困境，战后中外条约谈判也围绕沿海边缘社会建构展开角力。而随着沿海边缘社会兴起，其身份澄清和身份认同也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鸦片战争时期汉奸恐慌背后反映出自明清开始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之间结构性缺陷，这一问题在晚清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显现和放大，国家与沿海边缘社会关系的重建成为晚清时期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     

我国粮食区际贸易的障碍及效应分析

受传统经济体制下区际调配和计划分配等观念的影响 ,我国国内区际之间 (包括行政区际之间和经济区域之间 )粮食贸易的效率明显偏低。与此相对应 ,政府用来调控粮食市场运作的各类宏观经济政策也由于粮食区际贸易效率偏低 ,而导致宏观政策成本很高和政策效应难以提高。针对这种状况 ,本文分析了影响我国粮食区际贸易发展和效率的政策体制障碍、地方保护障碍、市场组织障碍、物质技术障碍 ,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受战时通货膨胀影响，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群体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但与真正意义上的"赤贫阶层"尚有距离，决定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的关键要素相比战前已发生变化。战前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与教师职级、教育水平紧密相关，而战时大后方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则受到薪金、兼职、家庭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战前大学生的主体是社会中间阶层出身的子弟，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呈"橄榄型"，战时大后方大学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则截然二分为富裕和清贫学生两部分，清贫学生成为学生群体中的主体。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的变化，既有战时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国民政府相应教育政策的影响。     

资源基础、生态环境与粮食类家庭农场的成长

以黄淮海平原的487户粮食类家庭农场为例,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企业生态理论,探究不同层次因素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影响。研究表明：65.68%的成长差异由个体差异造成,34.32%则由省域差异所导致;个体层面的生产设备完善程度、贷款难易程度、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和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对其成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成员年均参与培训次数则在短期内产生负向影响;省域层面的扶持政策体系完善程度不仅会强化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与其成长之间的正向关联,还与农业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能力和技术获取渠道宽敞程度一起,共同强化了农场主受教育程度与其成长之间的正向关联、弱化了成员年均参与培训次数与其成长之间的负向关联。     

湖北省粮食总产波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

运用定量和定性方法分析了 1978年以来湖北省粮食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的波动与湖北省粮食总产波动的关系 ,得出了单产波动是影响湖北省粮食产量波动的主要因素 ,播种面积波动能解释湖北省粮食波动的部分原因 ;而粮食绝对利益变化是导致面积和单产波动进而影响湖北省粮食波动的结论。     

论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粮食法治思想

粮食法治建设对于苏俄政权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实行粮食税是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务的前提,粮食法治建设是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关键环节.列宁主张,粮食法治建设需通过国家机关进行,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粮食税的征收“免不了要采取强制手段”,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增加粮食生产.与余粮收集制相比,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粮食法治思想也取得了预期的良好效果.二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有关农民余粮处理权的制度设计不同,有关强制手段使用方式的制度设计不同,有关征粮专门队伍的制度设计不同,有关粮食分配与消费的制度设计不同.     

种粮不赚钱是粮食安全的最大隐忧

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农产品,粮食问题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影响社会稳定、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四川作为粮食主产和消费大省,粮食生产是否稳定对自身发展,乃至全国都有着重要影响。近四年来,四川省粮食播种面积一再缩减。从2001年开始,当年的生产量就小于该年的需求量,只得靠“挖”库存和外购进行平衡,粮食供给形势不容乐观。在表面上是受耕地面积的减少和结构调整的影响,深层原因是种粮不赚钱,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影响,这是粮食安全的最大隐忧。     

抗战时期重庆的婚姻问题初探

婚姻与家庭问题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在社会变动时期更易成为社会的焦点之一.抗战时期的重庆,由于战争所导致的社会变动,也引发了人们对婚姻与家庭在观念、态度、行为上的一系列变化.本文拟从正反两方面分析这种变动的原因、现象与社会影响,以勾勒战时重庆婚姻的大致轮廓.     

加大湖南省反洗钱力度有效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

大量洗钱导致了国家税收大量流失,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并助长了腐败、走私等犯罪行为.目前,湖南省的反洗钱工作刚开展不久,存在不少问题.应成立常设的反洗钱机构,加强监管,建立激励机制,建立和完善反洗钱内控制度,以此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