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暴力——意识形态视角下的佛经翻译

作为跨文化交际主要方式的翻译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操纵和暴力。意识形态不仅仅在语言和概念层面操控着翻译策略,还体现在对翻译的选材上。本文拟从佛经翻译选材及其翻译策略角度探究社会意识形态对佛经翻译的暴力操纵,并试图说明佛经的翻译其实就是汉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选择,是一种异域意识形态向本土意识形态渗透、交流、融合的过程。     

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研究的辩证考论

翻译的意识形态维度研究应坚持辩证的意识形态观点,把握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操控和意识形态创新的辩证关系,坚持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翻译意识形态研究并举以及意识形态翻译与翻译意识形态并重的理念,运用批评话语分析和深度阐释学等理论对文本意识形态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

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是一种普遍现象。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意义重大。研究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属于翻译的外部研究,在做好翻译内部研究的同时,加大翻译的外部研究有利于译者准确把握作者意图和原语信息,充分再现原语语境效果,以期获得功能对等。     

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翻译活动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下进行并受制于意识形态因素。新闻文体（特别是政治新闻）包含极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对其翻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首先,意识形态影响译者选择什么新闻材料进行翻译;另外,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中具体翻译策略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选词及对原文本的增补、改译或省略等方面。     

试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利玛窦的翻译实践活动为个案

意识形态与翻译存在一种互动关系。本文以利玛窦为例,通过对其翻译和传教活动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从利玛窦的翻译动机、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和概念层面的处理等方面,探讨意识形态对其翻译活动的影响,并指出其译介活动对译入语读者意识形态的影响。     

意识形态——操纵翻译的无形力量

传统的翻译研究注重原著与译作的对比,将翻译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然而翻译研究决不能忽视语言外的因素。本文对意识形态与翻译量、翻译选材以及翻译策略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行了描写与分析,以期说明意识形态以无形的力量对翻译所起的操控作用。正因为受到这种操控,译者才会选择有意误译、节译、改译等一些非常规的翻译策略。     

翻译: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与解读

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信息转换的文化活动,而且是一系列复杂的思维活动。意识形态以不同的语言形式隐藏在语篇之中,以各种隐蔽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者写作、译者翻译以及读者解读文本。本文拟以批评语言学为主要方法论,强调翻译中语言分析和社会分析相结合的重要性,同时主张翻译研究应以语篇为单位,特别注意考察作者、译者、读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三元关系及其在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和解读过程中的作用,以便弄清翻译的本质并有效地解释那些"不忠"的现象。     

论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强调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20世纪末翻译界的一大研究热点,至今对此论述甚多.然而,这种影响并非绝对.事实上,翻译对意识形态亦有巨大影响力和反作用力.以中国历史上几个重大翻译史实为例,分别论述翻译对译者意识形态立场、译入语本身以及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力.     

纵观翻译历史,看意识形态之影响渗透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行为,从古代的佛经翻译一直到当今的诗歌翻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本文通过对不同时代杰出译者进行详细分析,以窥探意识形态在不同时代中其不同渗透效果为目的,从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在中国漫长的典籍翻译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鲁迅翻译文本选择的意识形态操控

鲁迅先生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杰出的翻译家,译作几乎占其文学作品的一半。鲁迅从未翻译过英美或其他强大国家的文学作品。在不同的翻译时期,鲁迅精心挑选翻译文本,译介弱小的和被占领国家的作品,其选择的翻译文本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操控痕迹,与特定社会意识形态及其本人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     

哲学意识形态的译学误读

本文首先回顾了过去20年意识形态与翻译研究在中西方的进展。指出中外学者在从意识形态视角进行翻译研究时存在不同的研究取向,西方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力求理论突破,而中国学者则主要是利用已有的理论假设来解释翻译个案。然后作者对哲学意识形态的概念和哲学意识形态研究的基本范式进行追本溯源式的梳理,进而指出译界学者从哲学意识形态视角进行译学研究的局限性及其哲学根源,即（1）意识形态、文化的关系有待厘定;（2）强调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围困,忽视翻译主体超越意识形态的主观能动性;（3）强调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忽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杂合与共生。     

从不同翻译策略看意识形态对《红楼梦》翻译的影响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Lefevere)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提出了制约翻译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其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翻译中的文化转向,译者的文化取向不同必然影响其翻译的策略,这点我们可以从《红楼梦》的翻译中得到证实。     

英国文学翻译择介的意识形态影响

纵观英国文学翻译历史,其作品选择自始至终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在清末民初、五四前后、1949年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及80年代以后,英国文学翻译一直以意识形态为首要择介标准,使文学作品成为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这充分说明,翻译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关,翻译文本的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制约。     

意识形态对字幕翻译的操控

翻译实践包含了对原语文本的各种形式的改写和操控。字幕翻译过程实际是对原来电影的一种改写。本文从翻译活动的外部??意识形态角度探讨字幕翻译中的改写现象。意识形态的操控分为两个方面:官方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形态。在这两方面意识形态的操控下,原电影呈现出纯净化,标准化,娱乐化的趋势。     

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文章在解释意识形态和翻译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从4个方面论述了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并强调这些影响必将持续下去.     

中国语境下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纵

根据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结合我国的翻译实践,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剖析了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影响和操纵,在分析了其优势后也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有其相对性,翻译研究还要注意对翻译本体的把握。     

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以翻译主体的概念选择为例

翻译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行为,翻译活动总会带有赖以发生的那一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其翻译传播过程中必然受到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反过来必然影射到译者的翻译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的效果。文章拟从不同阶段的翻译主体入手,通过选择代表性的译者及其对核心概念的翻译来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与意识形态互相渗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既是意识形态的翻译,也彰显了翻译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意识形态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透视翻译与思想文化传播的关系。     

意识形态与翻译原本的选择

翻译原本的选择主要受一定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需求以及译者的价值取向。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可以分为四次：早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及五四运动以来的翻译活动。每一次翻译活动中翻译原本的选择都和那一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浅谈诗歌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著名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活动,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他提出,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这两个因素的制约。其中意识形态指普遍接受的社会认知,诗学形态是语言层次的、普遍接受的对文学的预期形式。本文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两个不同时期的译文为例,着重研究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变化对诗歌翻译的影响和制约。     

董秋斯与译作《大卫·科波菲尔》——意识形态操控视角

本文采用描述-解释方法,从意识形态的视角,以董秋斯的译本《大卫·科波菲尔》为个案,详细分析了董秋斯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直译"策略的原因,以期加深人们对翻译家董秋斯的了解和对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操控翻译策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