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之真谛乃是促其能动参与者之变——本征教育学理论简介五

当真谛作本质解释时,针对"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而展开关于"即使事物的成分相同而在其不同层面上的不同结构对应不同性质"之规律的讨论。从剖析矛盾、剥离人意切入,不但要剖析事物的结构,且要深入其根本结构之中,方可探其根本性质。若认定教育的宏观、整体上的结构所对应综合性的整体性质为教育本质,则其学术硬伤至少有:1.伤及教育本质的客观性;2.不具备充要性;3.不具备普遍存在性;4.不具备普遍成立性。只要论点中存在上述任何一项学术硬伤中都会导致该论点被否定。通过讨论"教育之真谛乃是促使教育能动参与者之变"的观点与教育结构的内在关系、教育的物资基础及其客观性、充要性、普遍存在性和普遍成立性来求证其科学性。     

《银幕艳史》--女明星作为中国早期电影文化的现代性体现

《银幕艳史》是一部具有自指性白话现代性质的纪录剧情片,也是记录了中国早期电影和观众结构及其转变的范例。从性别的角度检视身体和电影科技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从女演员的银幕形象和影迷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中国早期电影是由媒体传导的、具有白话性或通俗性的一种现代体验,女明星的身体是中国20世纪早期现代性的体现。     

“新四科”背景下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质量提升路径探究

"新四科"(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旨在加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信息素养是对信息的搜寻、加工、理解和建构性重组的能力,是一种高阶的学习素养,亦是创新创造的素养。变革和加强信息素养教育,是实现"新四科"建设目的的重要手段,对此进行探讨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Python文本挖掘技术,对"新四科"政策文件中与信息素养教育的学术、科研相关主题词进行挖掘,发现学界在政策解读、认知能力、教学方法、教育主体等方面研究相对薄弱,随后在问卷和模型设计中提出研究薄弱的四个假设,选取重庆具有代表性的六所高校开展调研,运用问卷调查和回归分析等方法,检验模型效度。基于以上的研究,构建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质量提升路径:贯彻"新四科"等高等教育政策,构建以"元认知"能力为核心的教学内容,开展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改革,建立教学馆员追求长期专业化发展的激励机制等,以此改进大学生信息素养培养模式和机制,推动我国"新四科"建设的全面发展。     

荀子论德性如何向善

荀子的性与知、义、礼、伪等核心概念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虽然荀子将"凡以知"归之于"人之性",但并没有对"知"作一个或善或恶的价值判断,可当与物相接时,却赋予人一种向善的可能。伪是对人类之性由恶转善的人文规导、价值导向,在荀子的思想中,无论是"仁义法正"之质具,还是义辨之德能,其本身都是与"知"或"智"相关联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质具"是指"心以征知"的先天具有的道德逻辑推理能力,"义辨"是人"生而有知"的对于心所接之物的感知、判断、辨析的道德认知能力。从"质具"到"义辨"本身反映了从知善到行善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内在统一。     

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高等教育理念转型及其试验

高等教育本质上属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上层建筑范畴。近现代高等教育以工业化为导向,以培养"产业型"人才为目标。它在履行其历史使命的同时,出现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失衡、以实用主义尤其是经济功用为学术取向等弊病。生态文明作为超越于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其到来需要高等教育形态的转型相匹配。其人才取向为"生态型",包括具有整体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敬畏生命和灵魂、把握自主性和合作之道,等等。与之相应的新型教育形态雏形,有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改革,北京林业大学翱翔支农与实践社的"校园农耕"经验,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的"乡村情景分享"经验,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经验等,应完善这样的制度探索并推广之。     

论白璧德人文主义视阈中的“二元人性观”

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主张人内在具有两种法则,即"物之法则"和"人之法则",以"人之法则"来诊治西方自18世纪以来的"物之法则"的肆掠和僭越,即人内在的"更高意志"对"较低意志"进行控制以达到适度。这种"内在控制"以"生命辩证法"体现出来,这种辩证法不是以"冲突"为特征的主客二分思辨为目的,而是以"调和"为特征的生命实践。在西方人信仰缺失和国际交往日益密切的背景下,白璧德试图内转西方"依他的"、外扩的文化,以矫正外扩的文明方向。     

刘劭的名实观研究

在刘劭看来 ,名 ,指某人获得的人才称号或官职名号 ,实 ,指其人的实际才能、德行或具体政绩。名实相符就是指人才的才能、德行与其人才称号相一致 ,官吏的政绩与其官职名号相一致。名实相符的前提是“质于理合”;实质是才 (才能 )与职 (职位 )合 ;标志是“能”与“任”宜 ;保证是“以实检名”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新探

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学校的体现,是一所学校独特的精神风貌,也是学生文明素养、道德情操的综合反映。校园文化建设反映了学校的综合办学水平,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内在要求。     

中国古代道之时空观与相对论力学

中国古代先贤对"道"之论述,表明"道"是一种空间体现,具有无限弹性;将人与"道"并列,这也说明了"道"是可具体而微的,是可以实指物种及其智慧的。"道"正是时间与空间之有机糅合,而并非仅就空间而言,现代物理学也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逻辑性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四个理论形态之间在生态文明层面具有内在逻辑性、一脉相承性,体现出直觉、反思、发展、成熟四个显著的阶段特色.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影响,是世界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体系对我国今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为发展中国家处理发展与生态问题提供积极借鉴,为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打开了新维度.     

论孔子的伦理道德教育思想

孔子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教育学生，而把"德行"排在首要位置．他要求人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①．这证明他把伦理道德修养当成处世条件的基础；他自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②，这证明他把道德修养当成做人条件的核     

论宋四六的“类俳”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骈文“类俳”之说。最初，批评家所言“俳”既指文章“俳偶”追求文采审美但缺乏政教意义，又指“俳谐”之文具有娱乐性而不够庄重，还指“俳优”文人作为政教体系附庸的身份处境。古文运动兴起之后，宋代出现了立足文章本体的四六批评。其所谓“类俳”是文章学层面的专门批评，强调文学审美应与思想内容统一，辩证地指出娱乐之“俳”有其得体意义，体现了宋代士大夫文人的主体性。宋四六的“类俳”批评表现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创新意识，在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父子相隐”与告亲的正义性问题

孔子说的“父子相隐”之“隐”系沉默不言之义，“直”指明辨是非，“直躬”指明辨是非、品行刚正，“直在其中”指有“明辨是非”的成分。告亲的行为具有内在的道德缺陷，这涉及对亲属的伤害与家庭良心的匮乏。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认为告父并非“虔敬”，这种不虔敬性来自告父行为的自身具有非正义属性。不做不利于自己亲属的举告而知情沉默，道德与法律当予之以谅解或宽容，从而不强制或鼓励以直接伤害亲属来实现社会正义及道德崇高。     

论思孟学派的"天人之辨"

孔子的天人关系中虽然还有一定神秘色彩,但是人文德性的认识乃是其中主流.子思学派在孔子的基础上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尤其通过"天命之谓性"等观念实现了天道性命的贯通.但子思学派在心性和工夫的论述方面比较粗糙,无法将天人的贯通完美实现.孟子则在此基础上"十字打开",一方面通过积极和消极两面的天人关系更好的证成了天人之道的贯通,另一方面完善了内在的德行修养功夫,从而将思孟学派的天人之辨予以了真正完成.     

论作为爱敬之德的孝道如何使"移孝作忠"成为可能

"孝"是儒家所倡导的一个德目,爱敬构成了孝之为孝的内在性支撑,是其所包含的内在德性.爱敬之德根植于人之天性,故可成为政教之基始.从内在德性培养以及德性的生发功能上来讲,"移孝作忠"是成其为可能的,因为当人心由事亲之极而内在生发出事君治事之敬时,这是一种内在德性的自我发用,内在德性给自己立下了法则,要求自己去做合理、正确的事情,因而保持了"孝"与"忠"在内涵和实践上的不断裂.     

才性同异离合与夏侯玄选举"分叙"之议"

魏晋才性同异离合之论是玄学清谈的重要命题,其论的具体政治背景,与汉末以来士之性行与才能是否为一,以及魏创九品中正制以来对人才的乡里评议与台阁授官能否分离这两大问题密切相关.正始中夏侯玄从政治操作层面,维护台阁铨衡用人之权,分别"上之分"与"下之叙",主张任用考察士人时应对才能与德行"明其分叙".两者前为"事理",后为"人心".在才性关系上既主才性离,又承认才性同,视才性的同异离合为相反而相成.体现了正始玄学家糅合儒道,打通天人的哲学努力,是正始玄学"名教出于自然"思想在才性论上的体现.     

论帛书《五行》篇的“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

《孟子》有"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但语焉不详。早于《孟子》的帛书《五行》对"知"、"之"以及见知与闻知的结果——智、圣进行了全面的界说。"闻而知之"的"之"指"君子道","见而知之"的"之"指"贤人"及贤人之德。"知之"的"知"包括心知与践行,心知强调内心的体验与积极思考,在帛书《五行》中即为"思"。践行是在心知基础上的实践。智、圣既是实践主体认知领悟的能力,又是实践主体经由见知、闻知而形成的德行境界,它们还是天人到德善的转折点,是五行与四行的关键。     

精微之笔与广大之势——中国诗学的审美感悟之二

中国诗学中有许多关于"精微"和"广大"的评论。"精微"主要指"言内"的精深刻画描写;"广大"则是指"言外"的动态性张力,故又称为"精深之笔"和"广大之势"。"精微"包含了对于"物态"的精致而生动的表现,或表现为对人的情感、义理的微妙呈现。通过文字的媒介,把所写的事物表现得栩栩如生,在读者头脑中呈现鲜明活跃的内在视像,所谓"状溢目前"。"广大"既指空间上的,也指时间上的。并非具有"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作品就可为"广大",而是指吸纳了宇宙生命和造化伟力的气势和境界。精微和广大似乎是诗中两极,但它们并非对立,也非互不相干,而相融互即、互为彰显,有机地构织在篇什之中。对于这个问题的把握,有普遍性的审美价值。     

“孔子之谓集大成”要义浅析

孔子学说具有“集大成”性.所谓“集大成”是指其思想、学说具有集往成、开后说的性质.孔子之所以能集大成,首先是因为他“宗周、故殷、据鲁”,故能集三代文明之大成,尤其是“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集合而组织之”.不仅如此,孔子之学以仁爱精神唤起人的道德理性和社会伦理责任,如何成德、成圣成为其学说的主旨,进而规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走向.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魏晋"文学"、"文章"吸纳儒家政教观,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魏晋文学对抒情性的强调,离不开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与发扬;魏晋世儒家学对文人儒家人格理想及文风旨趣的形成影响深远;魏晋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促进了以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颂美或批判之作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