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言行事——从言语行为理论解析公益广告语的动态功能

公益广告传播带来的社会效益使得公益广告的社会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公众的青睐。文章以Austin和Searle创立的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外公益广告实例，从言语行为理论几个重要概念入手分析和探讨公益广告语的“以言行事”传播功能，揭示公益广告语言在广告传播效果上的积极作用。     

公益广告的文化传播

广告作为人类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 ,必须通过塑造一定的价值理想、提供一定的价值规范来为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相应的价值引导。公益广告以社会热点现象为切入点 ,宣扬传统美德 ,匡扶正义 ,针砭时弊 ;公益广告在淡化商业性的同时 ,载体空间容纳了更多的文化主题。好的公益广告能引起共鸣、引起思考、引起行动     

现代社会动员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策略

现代社会动员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不仅推动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社会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信仰信念的形成和发展。现代社会动员方式主要有传媒动员、参与动员和教育动员,其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应该总结现代社会动员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正视面临的问题,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了解群众心理并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充分发挥现代传媒动员的作用,扩大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加强群众的参与度,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队伍建设,同时采取激励手段,建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长效机制。     

柔性政策动员：乡村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实现机制——以独龙江乡草果产业为例

如何对政策目标对象进行有效动员,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议题。从乡村治理的历时视角看,“强干预式政策动员”是实现农户参与的主流过程。根据不同的乡村治理情境,政策动员存在着强度差异。结合个案分析与“柔性治理”理论,柔性政策动员尝试在理论层面对政策动员运作的类型学形成补充,其目标是实现农户的自主参与,基础是多元主体构成的行动网络,核心是动员策略的非强制性。独龙江乡的实践表明,在较弱执行压力与较强运作阻力的情境下,动员主体的强干预特性受到约束。基层政权、地方精英与普通农户形成了目标一致、行动各异的动员分工,共同构成责任有限、功能互补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动员主体通过多元话语共意与互动关系软化实现柔性政策动员,进而在现实层面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一种可能。     

古典修辞学视域下的中国抗疫形象建构研究

中国抗疫形象建构是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环节.在古典修辞学视域下,以湖北保卫战期间《纽约时报》中文网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的文本为研究对象,采取内容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旨在揭示西方“污名化”中国的事实,解析中国抗疫形象的基本特征,探讨抗疫形象建构的说服策略.研究表明,中国抗疫形象建构有三种策略:伦理策略——中国媒体以权威性和作者队伍的良好信誉赢得受众信任;情理策略——使用中性偏积极的词语,在保持新闻客观性的基础上,以正面情绪和共情效应打动受众;论理策略——以事实依据和逻辑论证说服受众,为“去污名化”行动提供路径,有助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信息战背景下的信息产业动员机制优化研究

信息产业动员机制建设和优化是信息产业动员乃至国民经济动员的重要基础工作。信息产业动员具有“时效性”“社会性”“平战结合”和“安全性”等新的特点。信息产业动员正在发生四大转变,包括:由军队主导向军政联合主导转变,动员要素从兵员和物资向信息力和信息资源转变,由行政动员手段向依法动员与经济调控转变,要求更高水平的自动化技术平台。优化信息产业动员机制需要构建军地融合的信息产业动员组织机制,建立以法律法规为保证的规范运行机制,优化以能力储备为基础的动员准备机制,完善以经济手段为杠杆的市场竞争机制,强化以社会信息人才为主的人员动员机制,完善以管理信息系统为工具的动员手段等。     

社会动员中共青团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实现路径——基于对春晖行动的案例分析

社会动员是共青团的常态化工作手段，通过对春晖行动案例进行分析，借助结构化理论从分析青年参与社会行动的行动意识和行动逻辑入手，阐释新时代共青团社会动员的内涵，讨论共青团在社会动员中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共青团可以通过选树典型、媒体宣传、服务青年需求增强社会动员效果；可以通过为青年搭建参与的项目平台、促进社会网络的资源整合、加强青年参与的制度保障，促进青年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共青团的社会功能；可以通过赋能青年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行动，提高青年的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认同，使青年树立更高的价值追求，更加积极自主地参与党和国家的事业，强化共青团的政治功能。     

社交媒体在街区集体行动中的共意动员机制分析——以豫西S街道护校微信群为例

共意动员是行动者有意识地建构认同并推动个体为行动参与服务,其酝酿、发展和效果跟信息传播息息相关,社交媒体为共意动员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论文以豫西Y市S街道旨在保护当地中学的微信群为例,采用个案研究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微信群的共意动员机制及其线下行动交互作用的过程。研究发现,街区层面的集体行动囿于行动主体的有限资源难以实现媒介近用,但微信群中互动仪式的生成和高度同质的个体为行动者的内部动员提供了空间和张力。微信群的共意动员贯穿街区集体行动全过程:行动发生前,人们依照利益勾连、集体记忆和悲情叙事三种逻辑建构认同;行动中,则通过抵制"搭便车"开展二次动员,并运用自我克制、媒介求助、"仪式表演"与线下行动进行交互,从而对集体行动的规模、性质和结果产生影响。     

动员型组织的日常化:农村老年人协会的运作逻辑与演变路径——基于湖北W村老年人协会的个案研究

如何满足老年人的福利需求将构成中国未来社会建设的重要主题。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由外部资源促进内部发展”是老年人协会建立与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对乡村社会复杂多元的制度环境,老年人协会依靠村庄动员形成了制度化的动员型组织结构,表现为结构增生、功能外溢和规则妥协。制度化成本和组织内在张力导致老年人协会逐步走向日常化。日常化意味着老年人协会真正融入村庄的社会网络和文化传统,成为村庄秩序和文化传统的守护者和担纲者。国家在扶持和推广农村老年人协会时,需要从文化建设和乡村建设的战略着眼,鼓励和尊重老年人协会自发探索的积极性,形成“低成本、高福利”的老年人协会建设模式。     

情感动员：歌剧《白毛女》的情感史意蕴

情感作为一种介入社会再生产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曾发挥了显著的动员功能。歌剧《白毛女》源于鲁艺文艺工作者对流传在民间“白毛仙姑”传奇故事的革命化重塑。文艺工作者在对其重塑过程中,将其中的个体性情感冲突转化为民众对压迫者的集体控诉,并用仇恨和共情消解其中的爱情元素,将情感指向从白毛女的个体复仇转向社会体制的重构。这一重塑,使得“白毛仙姑”到歌剧《白毛女》的情感模式发生了本质改变。《白毛女》的广泛上演焕发出巨大的情感动员功能,不仅重塑了民众的情感结构,还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情感动员价值,具有深刻的情感史意蕴。     

网络环境下党的舆论引导能力建设的困境及路径

加强网络环境下党的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对于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提升新闻传播“四力”具有重要意义。当今,互联网为党的舆论引导提供了新场域,与此同时,网络传播视域下的扁平化传播格局、海量化网络信息、碎片化信息传播模式、非理性情绪表达对党的舆论掌控力、舆论反应力、舆论整合力和舆论公信力等构成挑战。鉴于此,应该从坚持党管网络媒体的根本原则、创新网络舆论引导的原则方法、构建科学的网络舆论引导机制、提升党政干部的媒介素养等方面,加强网络时代党的舆论引导能力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共情修辞路径

在秉持人本主义原则的国际传播领域中，情感是重要且隐蔽的因素，对提高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度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共情修辞以情感为切入点，用温和的、非强迫的方式营造共情氛围，鼓励修辞者引导受众情感走向、同时反省自身情感是否符合社会伦理与道德规范。柔和且双向的情感变化是共情修辞赖以达成修辞目的的核心。共情修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相契合，在修辞目的的确立、修辞话语内容的设计、修辞话语的呈现三个方面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提供具体实践路径。     

谈公益广告叙事的功能、原则与方式

文章从公益广告的性质、特点、作用及创意审美方式出发来分析和探讨公益广告叙事的功能、原则及方式的作用、地位与艺术表现形式。公益广告叙事通过有效的启发与激活功能、传播与对话功能来达到其广告主题让受众接受的目的;公益广告叙事应遵循人性化、生活化和情境化原则,使公益广告的传播摆脱生硬说教的窠臼;公益广告的叙事方式主要在思想上化抽象为具象,在情感上变生硬说教为以情动人,在创意审美上改平铺直叙为匠心独具。     

政府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工作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当前,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突发性事件时有发生,甚至会因处理不当引发负面舆情事件,既影响政府日常工作,也损害政府形象。从近年来对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情况来看,政府有关部门的舆论引导工作还存在舆论引导方式不够丰富、舆论引导技术人才匮乏、制度机制建设不够健全等问题。为此,政府应努力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树立科学舆论引导理念、健全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创新社会动员与心理干预机制,以提高政府舆论引导能力,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     

新闻体制的变革与政治传播的调适

政治传播是政府发布公共信息、传播意识形态和引导公共舆论的重要手段。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媒体被简单地当作“工具”和“喉舌”,新闻事业唯一的任务就是宣传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后,媒体的主体性得到承认,媒体的功能变得更加多元,舆论环境变得更加复杂。面对新闻体制出现的重大变化,政府的政治传播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调整：缩小媒体行政管理的范围,主动公开公众需要的政务信息,习惯在舆论随机监督下行政,并为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打开制度性渠道。政府只有转变了政治传播的思路,才能更好地与群众沟通,营造出一个健康、有序、和谐的舆论环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动员与社会组织回应 ——基于新冠疫情防控的混合研究

社会组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能够发挥补充和补足政府功能的作用。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存在不充分、不均衡特征,制度环境和治理能力视角下的研究难以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借助扎根理论方法对动员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政府动员具有与疫情防控需求、社会组织整体发展水平、政府日常工作相“适配”的特征,是一种“适配型动员”;进一步的案例分析发现,社会组织在不同层次上参与到疫情防控之中,但其参与受动员政策的影响有限,对政府动员显现出“低度回应”特征。提高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动员力,既要加强动员政策与社会组织实际需求的适配性,也要加强政策宣传和执行监控。     

国家形象的共情传播及其引发机制

共情传播与国家形象关系密切,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凝聚民心,激发民众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同时,共情传播也为破解国家形象存在的困境与障碍提供了情感支撑.但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共情极化、共情超限、"反共情"都会影响国家形象的传播与构建.社交媒体发展,为破解两者矛盾带来渠道和技术支持.通过共情融入国家形象传播平台建设、精准共情营造有利于国家形象的舆论环境、共情议题提升国家形象议程设置能力三个途径提升国家形象与共情传播的有机结合,塑造文明大国形象.     

公益广告的社会价值及创意设计

公益广告不同于普通广告,它是以公益的手段向公众利益提供服务的社会广告。通过我国公益广告发布、创意以及社会参与程度等方面的研究,分析现阶段公益广告所面临的问题,从社会责任、道德意识、艺术欣赏等角度对其社会功能进行归纳,并且依据形式创意法则探讨未来公益广告设计的创作方向。     

1950年湖北省水灾与救灾总动员

1950年湖北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湖北省党政机关围绕“救灾”这一中心任务,采取各种措施进行人力物力总动员.这次动员指导思想明确,组织保障有力,舆论宣传得力,因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救灾动员模式,最大限度地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实现了高效救灾.但也存在国家强制与社会参与被动等缺陷.     

新生代农民工党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研究——基于社会动员的视角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党员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往往呈现出一种淡漠、困惑、甚至是偏差的认知态度。这其中除了体制转轨冲击、社会制度缺失、自我局限等多重因素影响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是基层党组织社会动员能力弱化而导致难以建构“共意”,突出表现在缺乏有效的思想动员给予主体意识的启发和引导、缺乏有效的组织动员不断强化凝聚力和向心力、缺乏有效的情感动员激发内心的现实渴望和迫切需求。这需要基于社会动员的分析视角,从提升基层党组织社会动员能力着手,重构新生代农民工党员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