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合璧式的玄学”

张君劢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糅合了中国儒家的心性之学、西方生命哲学和康德哲学,是"中西合璧式的玄学".我们可以从陆王小学柏格森直觉主义和康德哲学中找到张君劢人生观的轨迹.     

玄学生成与圣人体无

魏晋玄学的生成,有二层意思,其一指玄学一词形式的生成,这在任继愈先生的《汤(用彤)先生治学的态度与方法》一文中讲及:“汤先生于1936年在北大开始讲授魏晋玄学课。这一哲学形式与内容与以前都有显著的差异。当时我国学术界人士也都感到这一特定阶段的哲学有它的特点,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名称,有人称为‘清谈’之学,也有人称之‘思辨之学’,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称。今天魏晋玄学这一名称已为多数哲学史家所采用。我记得用魏晋玄学概括这一时期哲学的特点的是汤(用彤)先生。”(载《燕园论学     

皇侃《论语义疏》的玄学主旨与汉学佛学影响

皇侃《论语义疏》继承了汉儒的章句训估之学和纲常孝道思想,同时受到了佛学理论的影响。而在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观方面,《论语义疏》则建立了玄学化的经学理论体系。     

王肃儒道兼治与玄学发微

王肃继承荆州学术玄学倾向,以驳郑为目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结果,往往有倾向于道家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其治经形式也是偏于义理发挥,解说简明赅要,在经学内部变革之中继续孕育着玄学思潮的萌芽。通过对王肃《孔子家语注》及其学行诸多抵牾之处分析,可以发现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在王肃身上已有初步显现,他会通孔老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魏晋玄学统一名教和自然的中心课题;其对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多面影响。     

“称雄科场”抑或“强学待问”?——以《四书疑节》为中心论元代四书“科举”与“研究”的一体化

元代四书"科举之学"颇为独特,它在服务科考的同时还具有"研究之学"的特质,《四书疑节》即充分显示了这一特性。该书以流行的"经疑"形式,围绕《四书集注》辨异析同,解疑释惑,体现出程序化、重复性、集中性等"经疑"科举的共性。然该书还洋溢着"如老吏断案"、"卞是非如数黒白"的"研究之学"特质,时有对朱子学的创新"越轨"之举,显示了经义与理学、《易》与《四书》、民间学术及个人修身与国家教化的同步,深化了四书学与理学关系,对今人把握科举与学术的关联具有一定的意义。     

东晋门阀与玄学

本文着重就东晋门阀与玄学的关系作了论证。认为东晋的门阀政治是西晋以来世族集团按照玄学理论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封建政治格局。门阀体制建立后,玄学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蜕变为长生之学。其代表人物是葛洪和张湛。同养生之学相联系的是在晋门阀阶层隐游导养之风的大盛。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悲剧“梦”——王国维之现代学术的诗性特质

孕育于近代社会中的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内核的王国维之现代学术,空间表现形态为抗争"他者"中现代学术和近代学人的异化复调而开创了人生悲剧的范式,时间表现形态为抗争"自我"学统/道统人格双构而建构了内在超验的"独立自由"学术梦。这一现代学术固然以悲剧"梦"收场,但其内蕴着对"梦"的永恒的追求却是不可缺失的,其诗性特质寄寓着王国维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哲学沉思。     

郭象玄学的礼学特质

郭象将仁义之礼视为个体自性的内容,通过性本论的建构为礼的合理化存在寻求到形上基础。其基于“依性而为即自为”“安性守分即逍遥”的性分论,展开对礼之教化向度的阐释,基于“神人即圣王”“游外即冥内”的圣王观展开对礼之治国向度的阐释,进而建立一种合乎“自然”的新礼教秩序。其玄学思想体系以政治哲学为皈依,具有明显的礼学特质。     

比较文学,还是比较玄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以跨越为特征的边缘性学科,其学科建设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孙景尧的文章通过对国内较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的评述,对该学科在中国的现状表现出一种忧虑:比较文学是否可能成为比较玄学.王志耕以<新编比较文学教程>为例,肯定了比较文学走向现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趋向.徐田秀通过对<比较文学论>的阅读,提出了寻找中国比较文学之"根"的问题.李兰生则从汉语文化语境中的外国文学研究着眼,探讨了实现"中国化"学术理念的问题意识.     

论王弼易学与老学的关系

从王弼注释了儒家与道家最重要的经典《周易》与《老子》后 ,王弼易学与老学的关系就始终是学术史上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但王弼以老解易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主流的看法。作者通过检讨王弼以老解易、以《易》解易两种观点 ,认为王弼的老学与易学共同构成王弼的玄学。只有把二者联系起来 ,才能揭示王弼玄学的实质。王弼通过《老子注》、《周易注》阐发了“以无为本”的贵无论的玄学思想。王弼的老学与易学虽各有特色 ,但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 ,共同构成了王弼的玄学。王弼的玄学思想 ,也只有通过易、老二注才完整地体现出来。把王弼的玄学思想归于老庄思想是表面化、以偏概全的认识 ,没有揭示出王弼玄学的精神实质     

科学玄学论战中的研究方法问题——兼论科学玄学论战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的地位

科学玄学论战中出现了三种风格各异的人生观 ,其原因在于各派所持思想方法的差异。思想方法是科学玄学论战的实质性焦点。置身于现代中国哲学史中的科玄论战 ,则在哲学思想的承启、现代哲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和现代哲学话题的播种三个维度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话与未完成：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笔谈（上）——比较文学，还是比较玄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以跨越为特征的边缘性学科,其学科建设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孙景尧的文章通过对国内较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的评述,对该学科在中国的现状表现出一种忧虑:比较文学是否可能成为比较玄学.王志耕以<新编比较文学教程>为例,肯定了比较文学走向现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趋向.徐田秀通过对<比较文学论>的阅读,提出了寻找中国比较文学之"根"的问题.李兰生则从汉语文化语境中的外国文学研究着眼,探讨了实现"中国化"学术理念的问题意识.     

“文学史”何以写成了“文化史”——谱系学视野下的日本首部“中国文学史”

日本汉学家末松谦澄的《中国古文学略史》,尽管以"文学史"为名,但以现代学术标准来看,其实更像一部文化史。文学之外的历史、哲学、法制等等,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内容。"文学史"何以被写成了"文化史"?在谱系学的视野下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幕末明治时期日本汉学传统的演变、实证主义史学逐渐摆脱汉学的制约、"文学"概念依然偏重"知识"等方面,构成了其基本成因。     

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玄学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史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它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性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在沟通当时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全面来评论玄学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而只想就两个题目来谈一谈玄学在形成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基本性格方面的贡献。一是玄学的“自然合理”论,一是玄学的“忘言得意”论。前者,确立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理论形态;而后者,则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之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评汤用彤在现代玄学研究中的作用

魏晋玄学与汉儒经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站在哲学本体理论的角度,汤用彤开启了现代玄学研究的新路向.本文除从正面探讨汤用彤对现代玄学研究的作用外,还分析了汤用彤玄学研究留下的问题及其原因.     

以“观道”始,以“畅神”终:宗炳《画山水序》的美学内涵

南朝画家宗炳的《画山水序》,其美学思想历来被认为是佛、道、玄融合的结果。从"观道"、"澄怀"、"味象"、"畅神"几个关键概念对其分析,认为宗炳的思想确实包含了佛、道、玄各家的思想,但具体文本应视乎其行文所持的立场来确定其倾向,在《画山水序》中,宗炳还是以玄学思想作为其根本。     

玄学思想方法与魏晋诗歌的艺术风貌——兼谈玄言诗“淡乎寡味”的问题

玄学思想方法对魏晋诗歌的艺术风貌有较大影响.委运自然的思想形成了诗境的平和淡远;言意之辨尤其是得意忘象的思想方法使诗歌意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冥观静照的思想方法又与诗歌的静态清趣之美有直接关联.此外,有关南朝诗论家对于玄言诗"淡乎寡味"的评价,应该从玄言诗人的创作追求与评论家的诗学观念两方面来综合分析.     

论王弼《周易注》在其玄学体系中的地位

王弼《周易注》在玄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把人的"情"、"性"问题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密切相联系,使"崇本息末"而后"举末"这一空洞、抽象的玄学原则因为在人的"情"、"性"关节上找到了支点,从而变得更加切实、更为可信。二是把"崇本息末"然后"举末"这一原则所潜在的生动气韵揭示了出来,使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所包含的刚健有为的一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正是基于《周易注》对"性其情"及刚柔并济、"唯变所适"的特别强调,才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贵无论"玄学的本质。     

杜光庭的重玄学思想初探

杜光庭在义疏《道德经》时,自觉地运用重玄学“有无双遣”的理论与方法来沟通宇宙论和心性论,从而追随中国哲学由宇宙本体论转向心性论的发展趋势,促进了唐代道教宇宙本体论向以道性论为核心的心性论的转型,并为宋元道教的新发展开拓了道路。杜光庭以重玄学为中介将心性论与修道论结合起来,并运用重玄学的方法来说明道体具有超越性和现实性两个层面,从而深化了道教的道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