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码案件中诈骗罪说的质疑与盗窃罪说的论证

在偷换商家二维码取财的案件中,商家既是财产损失者,也是刑法上的被害人;顾客既没有产生规范意义上的认识错误,也没有基于处分意思处分财产,既非被骗者,也非被害人。该类案件取财行为的性质不属于双方沟通交往型的诈骗犯罪,无论是将案件理解为两者之间的诈骗还是三角诈骗,都面临着难以肯定基于处分意思的实行行为等障碍。二维码案件的实质内容是违反被害人本意的盗窃行为,其行为对象是商家的债权这一财产性利益;肯定对占有的规范判断和对债权的观念占有,也完全可能。在对处分行为的主观要求与对占有判断的观念理解、规范理解之间,将二维码案件定性为盗窃罪既是法益侵害说更可能采用的立场,也有助于严而不厉思想的落实。     

论刑法中的财产性利益

财产性利益在我国还没有被明文规定为犯罪对象，本文试从一个怪异之案分析刑法中的财产性利益，得出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我国侵犯财产罪的对象。     

财产性利益的刑事立法完善探析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保护对象是刑法中的财产性利益,这一罪名的设立是侵犯财产性利益违法行为犯罪化的重要标志。这类违法行为入罪既有理论依据也有现实基础,前者体现在财产保护的全面性要求和刑民实体法关系的协调,后者则是实践中发生的大量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违法行为给司法机关定罪量刑带来的种种问题。在具体罪名的设置上,诈骗利益罪仍是优先选择,但在法定刑上应与普通诈骗罪有所区别。     

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系

虽然处分行为是区分盗窃与诈骗的关键性要素,但只需认识到财物外形上的占有转移即可,因而“处分意思不要说”相对合理;三角诈骗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根本区别在于,受骗者是否具有处分他人财产的权限和地位,此应以阵营说为基础,结合社会的一般观念进行判断;盗窃罪与诈骗罪不仅可能形成想象竞合,还可能存在法条竞合,同时符合两罪构成要件时,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承认二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有助于认识错误和共犯问题的处理。     

利益平衡视角下无权处分行为效力探析

无权处分行为是指处分人在没有处分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对标的物实施处分行为,其涉及权利人与无权处分人、权利人与第三人、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间的法律关系.当无权处分行为被追认后,在探讨权利人与第三人间的关系时,必须先明确权利人与无权处分人间的关系问题,通过隐名代理制度的适用,可以较好地维护第三人的权益.当无权处分行为未被追认时,债权合同的效力等同于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此时,合同相对人善意,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合同相对人恶意,无权处分合同无效.     

新型支付手段下诈骗罪的处分意识再定义

处分意识概念的内容是指被害人对处分行为能够产生的财产减损效果的认识。因此，学界中有关处分意识是否必要的争论实际上均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的立场。新型支付方式的发展和诈骗罪的构造要求真正、彻底的处分意识不要说，这种处分意识不要说要求坚持处分行为判断中的客观标准。因此，在新型支付方式发展的背景下，要以客观标准来判断财产损失的实质及其与财产危险的关系。处分意识不要说下的错误认识包括处分表达的错误和处分动机的错误；其中处分动机的错误又包括处分对象和处分目的的错误。在判断被害人是否产生错误认识时，要结合一般观念、被害人处境等因素进行规范性判断。     

土地资产化视角下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机理分析

土地作为农民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由于土地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农民投资理念的落后等原因,无法发挥其最大的效益,农民单纯依靠体力劳动进行土地生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土地的使用效率和生产效率,减少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创造条件落实、完善土地股份制改革,实现土地资产化,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最大化,为农民创造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已成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背景,深刻讨论了土地资产化与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相关性,运用理论工具分析土地资产化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促进作用,并针对我国农村土地资产化的制约原因,提出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加大技能培训等行之有效的对策建议。     

利益视角下的政绩考核与乡镇政府行为选择

乡镇政府作为国家设置在农村地区的最基层政权单位,一个最小的地域性政治实体,承担着最基础,最繁重琐碎的直接治理任务,其在政府行为选择上受到的影响因素甚多,这种情况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乡镇政府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利益为切入点,结合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乡镇政府行为进行逻辑剖析,以探求利益-政绩-政府行为三者的内在关联.     

财产性收入与贫富差距——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的实证研究

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势必对我国的居民收入和贫富差距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目前财产性收入并不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但是,财产性收入迅速增长必然会对贫富差距产生影响,政府应当加强政策设计使得随着财产性收入的增加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利益平衡视角下破产撤销权制度的完善

破产法旨在追求债权人、债务人和交易相对人三方力量之间的制衡关系.破产撤销权是破产法平衡破产程序中各方当事人利益,体现公平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实现债权人利益最大化以及公平受偿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利益平衡的理念,构建破产撤销权合理制衡机制:破产撤销权制度应该采用概括加列举主义的方式规定可撤销行为类型,扩大破产撤销权的适用范围;确立主观主义在破产撤销权制度中地位,赋予行为人以善意抗辩权;临界期的设置应当注重具备破产原因与期间限制双重标准,并考虑可撤销行为的危害程度及关系人等因素.     

从女性视角重新解读哈代小说《德伯家的苔丝》

《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最为著名的小说之一,描述了一个被人诱奸而后又犯下杀人罪过的女人的故事。文章试图站在现代人的立场,并从女性的视角来剖析这部作品及它的作者：苔丝仍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里被理想化的缺乏自我意识的女性牺牲品;而哈代在对苔丝同情的背后,在把苔丝纯洁化的同时,也把他作为男性喜好的烙印打在了苔丝的身上。     

资源性财产视角下《物权法》立法理念重新考量

以土地等自然资源为核心而构建的物权制度,在规则设计、规则执行、规则解释的所有环节中,充分强调物尽其用之理念,这符合物乃财产权客体之需要,但土地等自然资源不是一种普通的财产而是一种蕴含自然性、承载生态型的资源性财产,其资源属性决定对其利用不能无节制和忽视其环保性、可持续性、生态性利用的理念。因此,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应对现行《物权法》物的利用理念予以矫正,赋予经济性利用和生态性利用相结合的新型双重利用理念,真正地让环保理念通过法律融入到人与物关系中,实现绿色物权法律制度。     

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

无论是在世界史还是在东亚史上,16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后,对"北虏"问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这使我们认识到,"内陆史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补充。     

基于部门利益视角的国民收入分配现象与思考

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日益突出,这是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弱化的表现。究其原因可追寻到政府内部的"部门利益"问题。部门利益的固化与扩张,带来横向的部门财力割据,主宰了政府财政分配的权力;加剧了纵向上的财力上收,使地方财政困难,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改革决策与行政不分的行政体制和零碎化的财政分配方式,破解部门利益切割,就能有效实现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     

诈欺不法原因给付财物与利益之刑法分析

诈欺基于不法原因给付的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的场合下是否成立诈骗罪,德国、日本和我国的立法、判例和学说都有所不同。在诈欺的对象是财物的场合下,基于不法原因给付的财物在因诈欺行为交付之前,也是民事法上保护的对象等原因,应当肯定诈骗罪的成立。在诈欺的对象是财产性利益的场合下,不法利益本身并非民事法上应当得到保护的利益,不应得到刑法保护,应否定财产罪的成立。     

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下重新解读“三元悖论”

为了适应国际经济政策分析的需要,提供必要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以自行设计的全新资本控制程度指标为理论切入点,在柯塞蒂(Corsetti)和皮塞蒂(Pesenti)的研究基础上,从微观经济分析出发,建立了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搭配理论框架.在该框架之内,展示了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图形分析,可在同一图形内比较资本完全流动与资本控制情形,并涵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资本流动政策相互搭配的各种可能性.     

环境法学视阈中环境利益的本质与定位

环境利益是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生态危机背景下提出的,其所承载的是人们对一个安全、健康、舒适、良好环境的诉求.究其实质而言,环境利益是环境生态功能的体现,具体表现为环境构成要素及其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对人的生态需要的满足.从利益表现形态上看,环境利益可以是物质、能量形态的利益,也可以是环境构成要素交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功能、效用状态的利益.环境利益虽与部门法所确认的传统人身利益、财产利益密切相关,但在利益客体、属性、形态等方面与传统利益不同,是一种应受法律规范确认和保护的独立的利益形态.     

公司产权关系的法律学分析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需要科学产权理论的支持。公司制企业的产权关系表现为股权与法人财产权。本文试以公司法人制度理论和法人财产制度理论为基础,从公司企业产权的产生和公司企业产权的内外部关系入手,以新的视角分析了公司产权法律关系的实质,即股权与法人财产权都是新的财产权利形式。这一对新的法权必将会丰富我国企业产权的民法理论,我国的民事立法也必将对其作出立法层面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