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在元帝国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元代的寺院經济

(一) 在蒙古封建主統治下的元朝,作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的各种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等,都得到蒙古封建主的維护,允許其同时并存。其中佛教各派,尤其获得忽必烈及共后继者的大力支持,具有全国的意义。佛教在元代是被尊为“国教”的。依照元世祖忽必烈的命令,喇嘛教派的首領八思巴并被尊为“帝师”。从此佛教在政治上取得了特殊的优越地位,忽必烈的后继者都对其崇奉不衰,頂礼有加。“每帝将立,必先詣帝师受戒七次,方正大宝;后妃公主,无不膜拜”。宫廷佛事費用,竞占元朝政費的大半。元朝最高統治者以下的各級封建     

从“如来慧日”到“中国禅月”:佛教中国化的诗学视角

佛教固以“月”说法，然“如来慧日”才是印度佛教的第一象征。中国禅宗对佛教明月、水月意象的哲学阐释与诗意发挥，使“禅月”不惟作为宗教意象与方便说法在教内地位突显；更从宗教说理中抽离出来，富含哲学思辨与批判理性的精神，且诗意盎然、流光溢彩。中国禅月既非印度之禅，亦非印度之月，实为中国禅家的发明。禅宗变“佛日”为“禅月”，是禅宗去印度化、去宗教化、心性化、世俗化的努力和表现，对禅理的广披、禅道的烂熟与禅学的诗化，起到了潜在而重要的作用——这一宗教意象的变革与宗教义理的革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由是观之，佛教中国化的本质不是佛教“化中国”，而是佛教“为中国所化”。     

管窥印顺之人间佛教思想

为了使佛教更好地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在继承其师太虚大师之"人间佛教"的基础上,印顺不断破斥历史上存在的佛教"鬼本论"、"神本论"和"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等学说,而提出其"人间佛教"思想。究其实质,这一过程是印顺立足"宗教"之本义,通过辨析儒佛、佛道、佛耶及佛教内部的多重关系而实现的。具体来说,印顺之"人间佛教"是以"信、智、慧"为"修持心要",以"法与律合一"为"理论原则",以实现人间成佛为目标的宗教。此为基础,印顺开启了以佛法为本位的佛教与其他宗教对话之可行性与现实性。     

古代中国的“天”及其积极作用

通常认为,古代中国——尤其是汉民族聚居地区——的宗教信仰与世界上其他一些民族(特别是西方民族)的宗教相比,显得较为凌乱,並且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不太重要的地位。中国从未有过明确的“国教”;佛教、道教等大宗教固然在某些时期内曾受到若干君王的偏爱,但它们仍然从属于世俗政权,努力谋求世俗政权的庇护和赞助,而不是与之对抗,以至驾凌于其上(犹如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会那样)。甚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来颇有势力     

古代中国的国家宗教——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看

古代中国的宗教情况原来很清楚。其存在,按传说,至晚始自颛顼“绝地天通”,尧、舜奠基;按考古,殷、周体制完备;按文献,直至清朝末年。然而自西方宗教(religion)概念传入中国,话语变更造成思想混乱,人们误以为原先仅仅居于从属地位的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才配称宗教,而自古以来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正统国家宗教,反倒失去宗教之名,被看作有待扫除的封建迷信,或贬低为风俗性的民间宗教。古代中国社会图景全然扭曲。本文从国家的宗教性角度解读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以此确认古代中国有国家宗教存在。古代的国家宗教政教一体,其组织体系就是国家机器;其首脑爵名天子。天子即天之子,是个宗教称号。帝王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国教教主。世间行政体系与神祇体系有交集,由天子及各级官员分级掌管;天子位于上天之下,对众神有一定的奖惩权力。中华民族自古及今一贯是有信仰的民族。虽然神祇体系复杂,民众各有其崇信的神祇,有的信仰“制度性宗教”道教、佛教等的神祇,但都以上天为其共同信仰;而道教、佛教等信仰的神、佛也纳入上天统领的神祇体系。     

蒙元社会与宗教——态度、政策与法规

蒙元社会,非指一个统一的国家制度,而是指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蒙",是指成吉思汗在蒙古高原建立的大蒙古国。"元",是忽必烈创立的元朝,是中国正统的封建王朝。二者既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又有质的区别。成吉思汗的家族世系、成长过程均深受萨满教影响。其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帝国过程中,均以萨满教为思想基础,对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视同仁。成吉思汗对宗教宽容、友善、予以优待等宗教法规和政策,以大扎撒法典的形式法制化和制度化,得到了子孙后代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忽必烈,作为蒙古国末代可汗和元朝开国皇帝,制定了独具特色的宗教政策和法规。     

评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佛教的哲学首先是宗教哲学。宗教哲学所关心的第一位问题是“什么是真实”或者“什么是实在” ,其所以如此 ,因为它更关心的是“如何契合这个实在”。就宗教而言 ,前者关系到“什么是宗教的真实论或实在论”的问题 ,后者则是“如何是宗教的解脱论或者修行论”的问题。解脱是目的 ,修行则是手段。在为求解脱而付诸修行之先的是对于宗教目标的认识 ,认清方向才能修道。因此 ,宗教如果有哲学 ,是为了宗教的修行实践。在此意义上 ,宗教思想先天地就是服务于实践的。实践性是宗教哲学的应有之义 ,这也是佛教哲学与后来从西方传来的理性哲学有所不…     

马丁·路德和太虚的宗教改革评析——以市场经济为视角

［摘要］市场经济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传统宗教也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巨大变革所带来的冲击。为此，马丁·路德对基督教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了成功。在中国，太虚对传统佛教也进行了改革，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然而由于“人间佛教”理论本身的缺陷，导致了“人间佛教”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张力”至今未解，佛教改革并不成功。本文从佛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对基督教、佛教改革成败的原因作了对比性分析，为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人间佛教”理论、使之能够积极适应现代社会提出了思路。     

“北地三才”之温子升佛教思想初探

“北地三才”之一的温子升,在其作品中以及在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佛教思想呈露,而北朝社会崇佛风气的盛行、温子升家族文化的浸染以及广义上的南北佛学文化交流（文集中有体现）等方面则是温子升佛教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温子升并非只把佛教看作一种排他性的宗教式信仰,而是有意尝试将佛教教义与儒学思想进行会通,这对中古时期三教思想的合流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中原学与佛学(上)

<正>一、佛教的基本教义佛教是中国四大宗教之一,它是现存宗教里面思想理论最丰富的一个宗教。儒、道、佛等思想文化的起源与传播,都与中原大地有着紧密联系。在佛学还没有传入之前,中国人的思想主要是由儒道两种思想构成。东汉年间,印度佛教传入洛阳,自此,中原大地创造了诸多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洛阳白马寺,被誉为佛教“祖庭”;     

佛教发展对北朝文风的影响

与南朝对佛教的兴趣偏重于义理不同,北朝佛法之特征主要表现为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功等礼佛实践。这种特征在思想领域体现为儒佛并重的文化倾向,也从表现内容、表达方式、体裁发展、语言丰富等不同方面对北朝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促使其形成“辞义贞刚”和“重乎气质”的独特文风。     

试论日本近代著名的宗教哲学家清泽满之

清泽满之(1863.6.26—1903.6.6),是日本近代思想史中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和宗教哲学家。以他为首进行的反对封建教团和教学体制的宗门改革,在日本佛教运动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日本近代宗教史上有名的“精神主义”则是由他主办的佛教杂志《精神界》而得名。同时,他通过主体“体验”建立起来的宗教哲学,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中更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无论是从佛教史还是从思想史角度来看,研究清泽满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清泽满之的佛教思想和宗教哲学做些粗浅的分析。     

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蒙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1]696.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作为蒙元帝国的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在元朝统治时期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基督教与佛教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基督教和佛教都是高度伦理化的宗教 ,伦理思想是其宗教教义的重要内容。从伦理之来源、道德依据、行为规范、人性论、社会意义等方面对基督教和佛教的伦理观进行了比较 ,分析二者伦理观之同异 ,从而阐扬了两教的伦理价值。     

回回姓氏考(三)

蒙古族在元朝居于统治地位。其原始宗教信仰为萨蛮教。开始,蒙古族极力维护萨蛮教,而排斥其它宗教,对于伊斯兰教尤为苛刻。 为时不久,蒙古族在中亚和中东的四大汗国先后改信了伊斯兰教,忽必烈入中国,崇信西藏花教(喇嘛教为佛教之别支,花教又为喇嘛教的一派),佛教成为元王朝的国教。     

隋文帝与隋朝佛教

在中国历史上崇信佛教的帝王中，隋文帝也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迷信佛教的程度与梁武帝相比有所不及。隋文帝对佛教的复兴确实做了很大的贡献，在国家的政策上给予其法律的保证，并大兴土木，建寺修塔，设置专门的僧官负责宣扬佛教的思想，国家出资维持官寺的运营。在隋文帝执政的24年间，佛教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大正藏》卷五十二《辩正论》卷三载，其间度僧23万人，立寺3792所，写经46藏、132086卷，修故经3853部，造像106580区。隋文帝结束了中国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其宗教政策对后代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王权与佛教，甚至说王权与宗教的结合是统治王朝与宗教相互利用的结果。一方面，新政权在成立之初，借用宗教的神秘等来宣传新政的合法性与神圣性；另一方面，宗教要想得到足够的财力与政策上的支持必须与政权结合。     

论“生态理念”在儒家经典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将自然生态现象赋予道德内涵和哲学意蕴,归纳总结其规律,以此为依据颁行礼乐、建章立制、治国理政,诠释、指导和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此为儒家经典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和存在意义。其理路在于,首先界定天地本质:“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次提出“大人”即圣贤君王的标准:“与天地合其德”；再次奠定圣贤君王治理天下的法理基础:“天工人代”。探求此思想的逻辑本源可见,儒家经典哲学思想和由此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建立在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自然生态良好的基础之上,显现出传统生态理念卓越的前瞻性与综合整体思想观念,与当代社会提出的“生态良好”“永续发展”理念具有高度契合之处。同时,儒家生态智慧,需要实现现代转型,方能有助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     

论王岱舆对佛教的批判

王岱舆在阐释伊斯兰教时,对佛教中与伊斯兰教相冲突的地方进行了批判。他对佛教本体论、佛教人性论、佛教伦理观、佛教中的偶像崇拜行为进行了批判。王岱舆还批判了佛教中的生死轮回观念,并依据伊斯兰教原则,提出了自己的“三世”思想。王岱舆批判佛教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宗教之间的比较来阐释和宣传伊斯兰教,并以此来表明伊斯兰教的优越性。王岱舆对佛教的批判,打破了伊斯兰教与儒、释、道等思想长期隔阂的历史,在回族思想史上出现了短暂的“四教”之争。     

朦胧中清晰的轮廓:中国翻译历史及理论发展之佛经翻译探索

虽然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然而典籍浩瀚、哲理丰富、蕴含广博深奥的佛教是世界上其它的宗教都无法与之相比。纵观中国翻译事业,佛经翻译不仅是中国翻译的起点,且悠久的中国翻译史有半部是佛经翻译史。佛经的翻译有力地推动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对中国历史、政治、宗教、哲学、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为中国翻译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佛经翻译活动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