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科学史学的发展概况

指出在当代中国,科学史学取得长足的发展并日趋成熟,主要表现为中国科学史学正经历着＂再建制化＂,其国际影响力和地位迅速上升,与之相关的出版物日渐繁荣,在科学史学研究上呈现出主题多样性、主体集群化以及趋势综合性等新动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史学界拨乱反正,经过对建国以来史学的认真反思,在理论上正本清源以后,展开了对历史学自身理论和方法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史学理论和方法呈现出多元化,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史学学科的多样化,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又一大趋势;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大量介绍、研究和尝试运用,与国际史学界学术交流的加强,中国史学开始走向世界,迈向国际化,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第三大趋势.     

《自然之死》对科学革命的编史学意义——兼论夏平有关科学史学科的“过度专业化”概念

《自然之死》一书自出版以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一直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环境史两方面。科学史领域忽视了该书对"科学革命"的重构。该书以女性主义立场对科学编史学的修正,即对作为狭义科学编史学核心议题的科学革命及其连带科学观的重塑,应该被重新评估。此外,还有必要由《自然之死》一书在科学史领域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即学科"过度专业化"现象,延伸讨论学术研究的方法问题。     

台湾科学史学之开创及早期研究

台湾科学史学开创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其开创与“新考据史学”有密切的关系;台湾早期的科学史研究由于自身研究方法理念和社会环境等内外因素制约,其研究成果和影响有限。但台湾科学史学的开创及其早期研究是台湾科学史学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对人们了解台湾科学史学的历史全貌有重要意义,其作用不可低估。而早期科学史学者的研究风格和治学态度对后学也有很大影响,功不可没。     

自然辩证法研究与科学史学关系的本土化考察

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与科学史学之间的联系可追溯到“自然辩证法”的创立之初。科学史学是马恩创立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的条件和手段。就对二者关系的本土化考察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相互影响愈益明显。时下科学史学既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基础，又引导自然辩证法研究向新的领域拓展和延伸。自然辩证法研究则对科学史学的发展有着指导性、拓展性和提升性的作用。     

技术哲学与技术史:区别与联系

技术哲学和技术史都起源于德国,是20世纪发展迅速的两个研究领域或学科门类。两者虽然研究主体都是"技术",但这个"技术"概念在这两个研究领域或学科中是不同的。技术哲学研究的技术有很强的抽象性,技术史研究的技术有很强的实证性,二者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范围、方法论、价值观、学科性质、学科成熟度、成果表达、研究人员素质等诸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二者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正如拉卡托斯套用康德的格言所说的"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那样,完全可以认为:"没有技术史的技术哲学是空洞的,没有技术哲学的技术史是盲目的。"     

佛学视野下的中国科学史学

佛学对中国科学史学具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佛学为科学史学提供宝贵的史料;佛学蕴含着科学史学的新主题;佛学对当代中国科学史学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等。佛学不但可以为科学史学提供独特视角,而且在科学史研究中介入佛学视角,也会促进世人对佛学、佛教,尤其是它们与科学关系的深入理解。     

科学史教育的科学目标

科学史教育的科学目标对于科学名教育和科学史学科的发展都是很重要的 ,科学史教育的科学目标有 :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 ;这里科学思想指在科学领域中与人的思维有关的诸如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学价值观等等     

评张孟伦先生著《中国史学史》

近年来,中国史学史已成为历史科学领域里的一个热门学科,先后出版的有关专著和论文集,已有十多种。这十多种书,各有各的特色,有的遵循传统的目录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史学名著按顺序详加介绍;有的则试图运用新观点,对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学思想进行剖析;有的则着力于中国史学史的分期研究,想要说明史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这些各有侧重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和论文集,已经初步形成了这门学科内部百花齐放的大好形势,是很值得我们高兴的。张孟伦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上、下册,最近已经出全,两册合计五十余万言,是迄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与精心指导下,逐渐兴盛于延安地区的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潮。它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扩大,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之间的积极配合。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共党史、农民问题、民族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学术成就,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在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以及治史方法上的鲜明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使之不仅成为整个中国史学得以新陈代谢乃至成功转型的关键一环,更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以后的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     

默顿博士论文的编史学分析

默顿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是一部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的经典著作。文章从科学编史学的角度对之进行了解读,分析了默顿对编史学方法的运用及其特色,由此彰显出科学编史学对于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通观明变,百川竞发--读《蒙文通文集》兼论蒙文通先生的史学成就

<蒙文通文集>共六卷,内容非常广博,许多篇章已经成为20世纪学术领域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章.全面介绍<蒙文通文集>,并对其史学成就予以评述,揭示其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崇高地位.     

略论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本文旨在阐述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介绍吕振羽在五十年间献身历史科学的主要成果;概述他跟着时代的步伐,以唯物辩证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并开拓许多新的领域。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他的史学体系在编纂学、史料学和历史观上的特色。     

傅斯年、史语所与现代中国史学潮流的离合

20世纪上半期是西方史学从兰克式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夕,与此同时,中国史学也正面临着一场深刻变革,新史学与新汉学的消长起伏构成此时的一道重要景观。新史学以社会史、民众史为主体,以社会科学为辅助方法,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潮、唯物史观派史学以及后来的会通史学都是这一范式的代表;植根乾嘉、外接西学的新汉学则重客观实证,以史料为中心,以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为主体。新史学与年鉴派不谋而合,代表着一种富含生机的新潮流;新汉学与兰克史学同调,绝非现代新潮。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揭橥科学的大旗,反对发扬国学、汉学,但在学术路向上,它侧重史料搜考,传导实证学风,实质上仍归属新汉学的谱系。由于知识背景、门户之见和派系利益诸方面的原因,以致史语所最终与现代史学的新潮流失之交臂。     

在"边缘"思考"主流"--20世纪20-30年代厦门大学史学研究趋向探析

厦门大学的史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与当时的史学发展潮流亦步亦趋,主要体现在趋向科学化的史学研究理念、主流与地域相结合的史学研究实践和注重现实的史学关怀等方面.这些研究趋向表明,厦门大学并没有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处于学术的边缘,反而由于国学院的创办而产生了学术自觉,与主流思潮颇多应和之处;同时又能因地制宜,利用厦门地处东南沿海的特殊文化资源拓展自具特点的研究领域.     

论现象史学

传统史学的外在表现形式都是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史,叙事史只追求事件真实性而对理论概括缺乏兴趣,因而它不仅是历史学变成科学的严重障碍,而且连它追求的真实性也只能是一些推测。历史学要想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必须把它的重心由关注事件的细节过程转向关注历史现象上来。现象史学首先要从复杂的历史事件中识别和确定一些相对稳定的历史现象,进而通过现象的分解发现构成现象的各因素的关系,最后在对现象多次分解的基础上概况出一些规律来,像自然科学那样靠发现规律指导现实生活。     

周密字号考

周密是宋元之交著名的文学家及文献学家.他博学多识,著作等身,在史学理论、史学撰述、文学批评、诗词创作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建树,在中国文学及史学史上均占有一定的地位.周密一生,所用字号甚多,但因种种原因,导致现今学术界对其字号的使用并不能取得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混乱的状态,亟需作一细致梳理.本文就周密的全部字号依次展开梳理考订,补阙拾遗,以期正本清源,还原其历史的真实原貌.     

四川国学院述略

四川国学院之前期存古学堂设立于1910年,学堂以保存国学为宗旨,以理学、经学、史学、词章为主课,声韵小学(文字学)亦为诸生所必修.事实上,存古成为当时四川培养国学人才的最高学府.其所聘教席皆当时国学才俊,著名者有多位,如谢无量、曾学传、吴之英等.1912年,存古学堂改四川国学院,学院以研究国学、发扬国粹、续修通志、切于实用为宗旨.吴之英为院正,刘师培为院副,楼黎然、曾学传、廖平等名师受聘.1914年,又改国学学校,廖平继任校长,新聘宋育仁任教务长.国学院前后虽仅约五年,但因师资高明,诸生多俊秀青年,却也出了不少杰出人才,如蒙文通、向宗鲁、彭云生等.     

《历史的观念》要义新诠——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二题

本文立足当代学术环境 ,重评柯林伍德历史哲学的价值和意义。文中认为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一个富有原创性的重要命题 ,它反驳了实证学派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偏失 ,揭示了文明史独具的人文特质 ,并以其“深刻的片面”启迪我们反思国内史学长期存在的某些客观主义倾向的流弊。柯氏的“重演论”集西方史学直觉主义体验论之大成 ,并作更详尽精微的阐发 ,是对史家普遍思维模式和学术实践的理论抽象和概括 ,并开启现代诠释学理论先河 ,其方法论意义不可低估。但他将此视为惟一方法论原则 ,无疑是不足为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