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应策——论当代复仇现象

复仇作为一种制度随着国家化的进程已经消失了,但作为一种现象在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在现实中还是不断发生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存在复仇现象的阴影,形成巨大的社会和国家危机。从法律角度而言,复仇现象有着复杂的理论基础,不仅对于复仇本身的产生和处理有着意义,对于法律的发展也是意义重大。同时就世界范围内而言,复仇现象有着更为复杂的因素和发展趋势,因此对复仇现象必须全方位多角度采取措施,使其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文化的自尊与西方文化的self-esteem 之比较

self-esteem从西方心理学界引进而来,中国心理学界一直将之翻译成"自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但中国文化中的"自尊"与self-esteem在多个维度上存在着不同。Self-esteem指的是个体对自己的认识、评价或者情感,具体表现为自我胜任感、自我价值感或者这二者的结合。中国文化中的"自尊"包括个体自尊、民族自尊和文化自尊。"个体自尊"指的是尊重自己,不向别人卑躬屈膝,也不容许别人歧视、侮辱;"民族自尊"指的是捍卫自己民族的尊严,抵御外侮;"文化自尊"指的是尊重和维护自己民族的文化,保持自己民族的特色,不可以盲目崇拜其他民族文化,要发扬自己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国本土文化中的"自尊"在涉及的内容、情境、应对方式等方面都和self-esteem存在不同。     

果戈理与鲁迅:民族"文化英雄"的赞颂者

鲁迅的<故事新编>与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都反映了作者与所在民族和故乡文化的深刻联系.乌克兰民族的伟大作家果戈理在作品中展示了本民族的性格,塑造了民族文化英雄形象而表现出复仇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浙东文化的鲁迅在作品中也塑造了具有故乡文化性格的英雄,这些英雄埋头苦干,为民请命,有着强烈的复仇精神.虽然两位作家出生在不同的民族和时代,但他们都把最深的感情献给了故乡和民族,都竭力赞颂了本民族的"文化英雄".     

《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之复仇文学价值取向的差异

复仇是人类各民族都曾普遍盛行的历史文化现象,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文学中都有各具特色的复仇文学主题。《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作为中西方复仇文学的两部经典著作,其复仇主体在复仇行为过程中表现的差异昭示着中西方复仇主题文学价值取向的差异,中国复仇文学偏重关注复仇事件本身,而西方复仇文学则更多地关注复仇主体的精神世界、性格变化等。这种差异的产生实际上又是中西方文化习俗、文学传统等诸般差异作用的结果。     

略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复仇主题——兼谈古代文化中的复仇意识

中国古代复仇文学大致可分为血亲、侠义、鬼灵与民族复仇,而春秋战国际始生的侠义复仇自原始血族复仇发展而来,其间早有鬼魂复仇为中介。汉魏六朝重礼轻法、讲究私恩以及原始复仇情结的深在作用、主体内心的补偿平衡机制等,刺激了复仇主题的绵延发展。歌咏复仇成为古代诗人不满于现处境现文化的娱情畅意方式;描述复仇时人们的认同与期待,充分得力于内在的复仇意识及原型裹挟的相关意绪。复仇主题与复仇意识强固了古人的伦理使命意识及正义感,成为一种审美心态。     

现代性的复仇母题及其革命能指——以《李有才板话》为考察中心

文学母题不断重复和较为稳定的原型模式背后,潜藏的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品质和文化流脉.以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为切入,探讨传统文化中的具有国家民族意义的复仇行为在现代中国开始发生变化,散发出了革命的讯息.复仇的主人公从个体英雄转向所有的贫苦大众,复仇方式由个人复仇向集体复仇、阶级复仇转变.复仇母题具有了启蒙和政治引导的革命"能指".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自尊的保持和重建

文化变迁是一个永恒的现象。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进行民族文化保护,从本质上说,就是要保持或者重建这个民族的文化自尊。文化自尊是民族文化保护的内在动力。缺乏文化自尊的民族会被动地接受外来影响并逐渐丧失民族个性;文化自尊的先决条件是经济自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自尊的保持和重建,同样体现出这一规律。     

中日文学女鬼复仇形象比较研究

中日古典文学中的复仇女鬼与"女幽灵"形象,在文学上有许多异同之处。追本溯源,其中宗教观念、民族心理是中日两国在文学方面存在差异的主要依据。本文着力于从中日文学女鬼复仇形象异同比较、女鬼形象异同的文化底蕴两个方面分析中日文学中女鬼复仇形象。     

《古船》对传统复仇意识的继承和改造

《古船》对我国传统文化中复仇意识落后性的揭示,结合了有关民族历史进程和国民性的思考。不论是同态复仇,扩大化残忍化的复仇,都是人类复仇意识发展历程中惨剧的重演。女性自杀的"有局限性"复仇,对恶势力是一种独特的有力控诉。以理智来约束复仇冲动的人物形象,填补了《原野》中所没有的一类正面人物的空白。     

中西复仇时间观念的差异——《哈姆莱特》与《赵氏孤儿》的比较

《哈姆莱特》与《赵氏孤儿》两部戏剧同是写复仇,但却传递出了中西两种截然相反的复仇时间观念——对哈姆莱特复仇延宕的批评和对赵氏孤儿二十载大仇终得报的褒扬。本文认为,复仇时间观念是一个民族之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民族自身的情感与社会进程中的思潮、伦理、道德等多方面因素经过不断整和而形成的。中西复仇时间观念的盖异原因来自于观念的母体——民族文化,根源于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     

权力意志与邪恶驱逐:解放区文学深度模式解读

解放区文学历来被看作是农民翻身革命的典范文本,但从其深度模式来看,阶级斗争的高涨并不是农民阶级意识的觉醒而是新型政权"惩罚"与"规训"功能的司法展示。同时,这一斗争之所以火热与亢奋,是源自伦理——政治在特定情境下的相互假借与激活。从深度心理学来看,这场斗争是人们以善本位心理对无意识中邪恶与阴影的驱逐。     

复仇报怨母题与唐代豪侠精神

唐代文化精神中,豪侠精神与恩仇伦理形成了会通融合,具有唐代自身的系统性、开放性并初具类型,更加细密化。唐代血亲复仇主体身份,更加具有平民化倾向,被当作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正面形象讴歌。唐人开始认真地看待复仇的正反两方面社会意义,较为从理性上思考私自复仇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唐人写狐精报仇故事,一般都具有豪迈粗放的喜剧色彩和幽默感。唐人还生发出更为复杂的马报仇故事,突现出对于人马恩遇关系的进一步理解。     

魏晋女性复仇文学主题的文学史意义及成因

汉末至魏晋时期女性复仇文学主题真正形成。与同时期男性复仇故事相比,女性复仇在复仇动机、复仇过程、复 仇结局等方面具有许多独特魅力。女性复仇以其反传统性、反文化性,在礼与法的冲突中受到时人的肯定与赞誉。并 且,引起诗人们的关注,进入抒情文学,特别是乐府诗,为诗人们所咏叹。本文浅要地分析了其特定的文化历史原因。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战略举措,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有着深远的文化历史;认为充分吸收古代儒家伦理思想精髓,对于今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巨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梳理了先秦儒家“和谐”伦理中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个人自身身心和谐的思想,简要论述了其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列宁论党的领导下报刊的基本功能及当代启示

创建党的报刊是建党的迫切需要,更是推进俄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迫切需要。对于党领导下的报刊,列宁非常重视发挥其宣传与批判功能。在革命战争时期,主要通过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以凝聚革命力量,强力推动革命运动;在建设时期,通过宣传劳动群众的生产实践教育人民具有共产主义劳动态度,通过宣扬科学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揭露宗教的唯心主义实质,教育人民坚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列宁认为,党领导下的报刊要敢于批判“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揭露西方“出版自由”的伪善行为以及批判一切唯心主义。列宁认为,在党的领导下,报刊应遵循党性原则,坚持人民性导向,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一方面通过正面宣传革命和建设中的正确主张、成功经验和英雄事迹等,以统一思想、凝聚民心、推动事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塑造主流价值观,以坚定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列宁的这些思想,对我国报刊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动指南

改革开放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发生了伟大而深刻的变化 ,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建设“一手软 ,一手硬”的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变 ,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被社会普遍认同 ,但思想政治工作也依然存在着不足和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 ,党依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赢得了民心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并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指南 ,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共青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思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共青团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共青团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要引导广大青年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的实践,要用先进文化塑造青年,要不断为青年的成长成才服务,为青年的就业创业效劳.     

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之源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命题,指明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贯穿于党的整个奋斗历程,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理论之源,赋予了党披荆斩棘之动力;“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实践之源,强化了党勤政为民之责任;“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品质之源,锤炼了党愈挫愈勇之韧性;“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价值之源,笃实了党矢志为民之决心。伟大建党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动力源泉,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之源。     

秦汉时期民众的法律意识

秦汉时代,民众对法律知识有着广泛的了解,已经形成了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意识,即便是在复仇风俗的影响下,不少人出于"私义"走上复仇之路,但是在完成复仇行为之后,许多复仇者主动选择就"公法",向官府投案自首,接受国家刑律的制裁;民众熟知许多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律规定,普遍懂得利用法律手段、诉诸官府来解决纠纷,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民众也有较强的法律参与意识,他们通过对执法官吏的毁誉评价、对重大案件的关注论议、集体或个人诣阙告诉、为人"讼冤"等各种途径表达自身对法律的诉求和执法官吏的期待。     

明镜照物 妍媸毕露——试论武松的性格缺憾

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 ,武松几乎成了力量和正义的化身。但作为宋代绿林好汉的一个典型 ,他却带有那个时代的草莽英雄与生俱来的性格缺憾 :常常嗜酒若命 ,仗酒使性 ;有时不分善恶 ,盲目砍杀 ;身上既充满了正气 ,又掺杂了邪气。这些缺憾既是作品所反映的宋代社会市民生活情趣的缺憾 ,也是作者所生活的明代社会市民欣赏情趣的缺憾。市民情趣的这些缺憾也正是滋生人物性格缺憾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