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历日发展考论

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敦煌文书 ,考察了唐宋之际历日的发展状况 ,重点考察分析了历注内容的充实和发展演变 ,即从具注历日到择吉黄历的发展 ,阴阳术数与历日相结合的历史过程 ,在术数的渗透下历日选择功能的加强 ,历日的流行、历日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以及对文化的影响等     

敦煌陷蕃、"归化"、"蕃和"和"丙寅年"时间考--有关敦煌陷蕃前后时间的几个问题

吐蕃占领敦煌的时间,历来有多种说法.吐蕃统治敦煌初期,有几个值得讨论的时间,如"敦煌归化"、"蕃和"和"丙寅年".笔者通过对敦煌文献、吐蕃占领初期的敦煌历史和传世典籍的有关记载进行考证,得出一些结论.最后认为,敦煌陷蕃在 781年,"敦煌归化"在 783年,"蕃和"可能在"丙寅年"即 786年,玉关驿户起义在 793年.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人口变化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是一个半独立政权,前后历时200多年时间。但是各种文献资料关于归义军管辖编户没有任何记载,敦煌文献也没有确切的数字。我们根据敦煌文献的零星记载进行详细的考证研究,认为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起到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人口前后变化不大,一般在3万到4万口之间。     

对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断代的思考

吐蕃占领敦煌期间,既有汉文契约,又有吐蕃文契约,研究者对其地支纪年多任意推定。本文以P.T.1297敦煌永寿寺文书为基础,论证了在公元832年吐蕃统治当局有过立契须用吐蕃文书写的命令,此后的契约都是吐蕃文契,以此为标尺,对已有的定年推断须要作出重新的审订。     

洪辩禅师行迹考

文章通过对记载摩诃衍和洪辩的敦煌文献的梳理研究,基本上弄清了摩诃衍离开吐蕃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平息在敦煌日益高涨的反抗吐蕃统治的民族压迫斗争。与此同时,剃度洪辩为瓶巾弟子,不但考辨出了洪辩即吴和尚,而且还得出了洪辩的具体生卒年代,并介绍了其翻译汉藏佛教经典的成就,认为他为沟通汉藏文化交流,促进汉藏民族团结作出了突出贡献。     

吐蕃时期的禅宗传承

按藏史载,吐蕃汉印“法诤”后,汉地禅宗败北并被逐出吐蕃,但敦煌藏文禅宗文献表明,至少吐蕃后期,禅宗不仅在活动,还发展出一条藏人的禅宗传承———善知识传承。如何解释史料与史实间的矛盾?吐蕃时期禅宗传承是怎样一种发展样态?禅宗传承的活动区域在哪里?这些问题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认为吐蕃禅宗传承活动的中心区域在藏语称作″玛域″(青海东部之黄河流域),即吐蕃时期称作″宗哥″(讼割)的地方,10世纪以后,该地遂成为后弘期下路弘法传承的策源地。吐蕃禅宗的传播与摩诃衍相关,其弟子虚空藏及再传弟子益西央是吐蕃禅宗系统建设中的重要人物。     

晚唐敦煌吐蕃居民宗教地位变迁研究

吐蕃在河陇统治结束后,部分吐蕃居民及其后裔依然生活在河陇地区,继续影响着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佛教是吐蕃民族宗教生活中的重要构成要素,归义军都僧统悟真和尚丧葬中由吐蕃后裔成立的悉(歹勺)潘社负责灵车,这一现象凸显了敦煌吐蕃居民重要的宗教地位.敦煌归义军政权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时采用的这种宗教地位确认方法,为各民族的精神层面上的和平共处、宗教上的统一认识和文化上的最终融合奠定了基础.     

中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民间体育活动——以吐蕃为例

中晚唐五代时期,敦煌有大量的吐蕃移民融入当时的社会生活.本文通过敦煌文书、壁画的记载,考察了当时敦煌地区吐蕃与汉族文化交流形式,揭示中晚唐五代时期汉藏文化之融通.     

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所见苏毗与吐蕃关系史事

本文结合敦煌、新疆出土的古藏文文书与相关的汉文文献,深入地探讨了有关唐代吐蕃与苏毗关系中的若干史事,内容涉及吐蕃对苏毗的征服与军政建制、苏毗王子悉诺逻奔唐事件、中晚唐敦煌和西域的苏毗人等,进一步揭示了隋唐时期苏毗在西北的分布、活动及其融合于吐蕃的轨迹。     

敦煌文书所记南诏与吐蕃的关系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中,有三处记载了公元8世纪时地处祖国大西南的南诏与吐蕃的关系熏可以和汉文史籍相印证。本文依据敦煌文献对这三处记载作了记述。     

曹（Tshar）─—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

曹（Ｔｓｈａｒ）─—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杨铭，何宁生公元８世纪中叶至９世纪中叶，兴起于今青藏高原的吐蕃，曾一度攻占和统治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东南缘达百年之久。本世纪初以来，在敦煌、若羌、和田等地出上的大量吐蕃文书，就反映了唐代吐蕃统治上述...     

吐蕃王妃贝吉昂楚及其敦煌校经题记

在吐蕃历史上,有很多王妃为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松赞干布的汉地王妃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王妃墀尊公主以及墀德祖赞赞普的汉地王妃金城公主等。本文将重点介绍赞普墀祖德赞的王妃贝吉昂楚。她出生于吐蕃王朝崇佛贵族属卢氏家族,笃信佛教。她不畏艰险,和吐蕃高僧钵阐布贝吉云丹和定埃增一道远赴敦煌兴佛,组织并亲自参与了吐蕃在敦煌发起的规模宏大的抄经事业。藏经洞出土古藏文佛教文献留下了大量由王妃贝吉昂楚校对的佛教文献,本文将其所校对的吐蕃佛经题记予以公布。     

简析吐蕃王朝边境后拓辖区的军政区划

吐蕃王朝建立后,继续拓展管辖地区.对这些处于边境的后拓地区,吐蕃王朝是如何进行军政区划设置的?本文主要依据敦煌西域吐蕃藏文文献和同期汉文文献,对吐蕃后拓的管辖地区进行了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吐蕃王朝两大羁縻藩国以及东道、南道和北道节度使韵建置.     

吐蕃时期敦煌计口授田考——兼及其时的税制和户口制度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吐蕃占领敦煌。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八四八年)张义潮收复沙州。其中几十年间,河西地区的田制、税制和户口制度,史书上无记载。幸丽敦煌藏经洞保存了一批吐蕃时期的公私文书,给我们研究这一时期河西的历史提供了若干线索。本文拟据现有的吐蕃时期敦煌资料对当时的田制、税制和户口制度等做一初步的探索。(一) 敦煌遗书中存有两份吐善时期的敦煌田册残卷,这两份残卷现存英国伦敦博物院,国内尚未见引     

基于作格分裂考察敦煌文献PT1287的基础方言

敦煌文献PT1287是敦煌古藏文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关于该卷文书的书写地点和地理传承一直是文献学研究的重点,但它到底作于何地,迄今尚无一致意见。基于作格理论,详细考察敦煌文献PT1287的作格分布,并将之与同时代吐蕃碑文和敦煌契约文书相比较,同时辅以现代三大方言的证据,发现它与碑文共同呈现典型的作格分裂格局,而与契约文书严格的作—通格系统不同。这种格局与现代卫藏和安多地区藏语所呈现的作格配列差异正相一致,从而证明它大概率是吐蕃时代在西藏写就,然后被携带到敦煌,而非由敦煌本地藏人写作。     

从敦煌文献看礼在吐蕃文化中的地位

礼作为文明社会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吐蕃时期得到了重视,从现存敦煌吐蕃文献来看,礼既是统治者统治社会的重要手段,也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丧葬之礼在文献中频繁出现,记述非常详细,反映出吐蕃时期礼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地位。     

敦煌古藏文P．T．55《解梦书》研究

敦煌藏文本P．T．55《解梦书》是由敦煌僧人在太平兴国四年或其后不久根据苯教解梦书改编而成。敦煌佛教界出于对寓居敦煌、却仍保持苯教信仰习俗的吐蕃民众宗教争取的需要,吸收改编了一度渗入到敦煌的苯教之占卜书、丧葬仪轨书,以迎合吐蕃遗裔佛、苯兼信的宗教心态。唐宋之际敦煌区域宗教、族群的重构与互动,可以说是促成P．T．55《解梦书》融汇佛苯、族群等多元社会因子于一体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大量苯教文献出现-I＇R~藏经洞的历史背景之一。苯教对于敦煌区域社会的影响甚堪关注。     

汉藏史学的交流以及敦煌学术传统与吐蕃史学的关系

本文主要研究了唐朝和宋元时期的汉藏民族在文化上的交流,认为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中转站,经济繁荣,民户兴旺,文化发达,学术空气浓厚,这对于曾经占领此地的吐蕃人必然产生影响,尤其在历史学方面,汉藏民族之间存在长期的互相交流,吐蕃的史学家在学习和吸收了汉族的史学文化基础上,最终发展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史学传统.     

从敦煌古藏文史料看吐蕃王朝灭亡的根源

藏文史书中多把"达磨灭法"归结为吐蕃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故形象地描述了达磨赞普的灭法行为,使其成为历史的罪人。但是,经过对敦煌藏文文献与藏汉文献史料的互补分析,发现欧松赞并非达磨之子,拉龙·贝吉多杰亦不具备弑杀达磨赞普的客观条件,而且达磨赞普虔信佛法、修持佛法,并且著书立说。据此,笔者认为"达磨灭法"之说,很可能是欧松赞后裔所杜撰,不能用来分析和判断导致吐蕃王朝灭亡之根源的史料依据。事实上,吐蕃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吐蕃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斗争,即达磨赞普与其侄欧松赞的政权之争。     

“■(致礼)”与吐蕃对唐朝“宾服四方”的效仿

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记载了很多其他民族遣使至吐蕃的历史,文书均书以“■”,现今译为“致礼”较为恰当。该词是吐蕃效仿唐朝宾礼的表现,反映了吐蕃随着地域扩大,建立“宾服四方”天下观的愿望,但由于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吐蕃对唐朝的效仿并不成功。唐朝高度发达的文明,始终对吐蕃具有强大吸引力,对唐朝宾礼的效仿本身也反映出吐蕃对唐朝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为后来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统一管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