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特点

由于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建立的,而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是由多民族构成的,而当时的满族人数很少,在客观上限制了其统治的社会基础,这就决定了清朝统治者必须有意识、有日的地协调好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断扩大其统治的社会基础.蒙古族、汉族、藏族在清朝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突出而又广泛的作用,因此,满族与蒙古族、汉族、藏族等民族的关系成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主干层次.而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蒙古族和藏族)、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等则成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非主干层次,这是由不同民族关系在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所决定的.     

清朝蒙古族教育史梗概

清朝是我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族长期以来在我国东北聚居和发展。公元一六一六年,满族建立了一个政权—后金,一六三六年改国号为清。满族在山海关外的东北辽东一带活动达二十九年之久,一六四四年入关统治全中国。一九一一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君主专制政体。 清朝对汉族的教育,基本上按照明朝的制度延续下来的;对蒙古族的教育,虽然提出了一些禁令(如禁止蒙古族聘汉人教书或担任书吏,学习汉文,用汉文书写公文,禁止蒙古族以汉字字义取名字,等等),束缚     

试析台湾关帝崇拜内涵的演化

本文通过对台湾关帝崇拜发展过程的探讨,分析各个时期的内涵与特点,认为在台湾关帝信仰初期,明郑遗民把反清复明的忠义思想寄托于关帝崇拜之中,关帝庙主要由官府和军人创办和修建.政治色彩浓厚,反映了明朝遗民倡导忠义思想的民族精神.清治以后官方力图改变忠义思想的反清倾向,民众祈福禳灾的基本诉求使关帝崇拜的世俗化程度不断加强.日据时期关帝信仰向儒宗神教转变,成为保存中华文化的一种形式.台湾光复以后,关帝崇拜完全进入民间,其自发性以及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使之成为民闻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清朝统治在全国的建立

明末清初,清朝统治在全国的建立,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机遇,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有的同志认为,明朝末年,清王朝统治在全国的建立,是历史的必然。我看未必尽然。当时,国内主要有三股政治势力,即明王朝,李自成农民军的大顺政权和满族贵族的清政权。已经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明王朝,代表着一股腐朽势力,它将被新的政治力量所代替。而李自成的农民军和满族贵族的清政权,各代表着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当时它们都有取代明朝建立全国统治的条件和可能。因而不能说,明末清初,清王朝在全国建立统治,已是历史的必然。     

清初明遗民的"云游"行为及其意蕴

明清易代,对于汉族士人尤其是明遗民来说,不仅意味着民族政权的移易,而且象征着汉文化面临严峻挑战,甚至中断之虞.作为明朝的孤臣孽子、汉文化的代言人,明遗民的漂泊人生因此而肇始."游",遂成为一种生存常态.只是在遗民那里,"游"的意味殊为繁复或为灵魂流浪、精神漂泊,或为凭吊仪式,或为悲情宣泄,或藉以阴结豪杰、图谋再造.     

略论清初广东的民族思想和实学学风

<正>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有其缔造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当其处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存在阶级压迫,也存在民族压迫,因此引起了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甚至为了争夺国家统治权而导致国内民族战争.历史上这些民族矛盾冲突和武装对抗,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民族关系恶化,对各族人民来说都是不幸的事件.明末清初,就是出现民族不幸事件比较突出的一个时期.为了争夺全国统治权,明、清两个封建王朝和农民起义军之间,交错地展开军事对抗.其结果是:满族贵族建立的清王朝,镇压了农民起义,取得了中央政权;随即扫荡南明势力,消灭农民军余部,实现对全国的统治.清朝统治者在征服战争的过程中,对于敢于反抗的汉族军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勒令汉族人民剃发易服,肆行圈地,颁布逃人、投充等法令,推行了一系列民族高压政策,使广大汉族人民蒙受屈辱和灾难,从     

对“满人汉化”的思考——以清东陵汉学、汉教习的设立及裁撤个案为例

关于"满人汉化"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存在着诸多分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承认汉化"和"反对汉化"两种截然不同以及由此产生"折中"的几种观点。从清东陵汉学、汉教习的裁撤以及汉学的再设立这一个案的视角分析,传统的"汉化"观点是正确的,是接近历史真实的。清朝统治者与历史上其他曾经建立过统一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相比,他们的聪明之处在于能够审时度势地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学习汉文化和保留本民族的长处。清政权之所以能够统治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华帝国近三个世纪之久,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否认汉化,就无法解释清王朝入关以后的陵寝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确立,进而也就无法解释整个清王朝的历史。满汉文化尽管在最初接触时发生了某些冲突和碰撞,但最终的结局还是走向了融合,而且这种融合是在清朝统治者自觉或不自觉的过程中完成的。满族文化这股新鲜血液在与汉族文化交融后,为丰富中华灿烂的文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十六国时期北方豪族的政治境遇

十六国时期胡族君主为了政权统治需要,大量征辟汉族士大夫进入中央政府。但是由于胡族政权权力分配结构和汉族士大夫本身的仕进心态不积极等原因,使得这一时期大多数汉族士大夫仕途不畅。此外,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实力的倒挂,直接导致了胡族君主对汉族士大夫普遍存在着猜忌心理,这也是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体现。     

忠臣义士仁人——清初张良意义阐释嬗变

张良在秦末汉初之际,募力士椎击秦始皇;后佐刘邦,运筹帷幄,降秦灭楚.明朝乱于农民军,亡于清兵入关.清初汉族知识分子中不同阶层围绕张良的意义,阐发了忠臣、义士、仁人的不同见解.下层求仕文人迎合政治,将张良定位为"为君父报仇"的忠臣孝子;在朝受恩官吏以张良顺应时势,康济天下为怀的义士仁人自喻;明遗民因复明无望,通权达变,张良则由兴复为急的忠臣转变为救民为重的仁人.这一文化现象的阐释,表达了清初汉族知识分子对待清朝统治的不同心态,揭示了清初不同时期汉族知识分子对清朝政权情感转化的演变轨迹.     

试论元末汉族士大夫的民族认同意识

在元代,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民族关系的演变,汉族士大夫的民族意识也发生着变化。元初,受政治环境和民族关系之影响,汉族士大夫的"夷夏"观念空前浓烈。降及元末,族群等级差异虽依旧存在,但汉族士大夫的"夷夏"观念和不满蒙元统治的抵触情绪却逐渐淡薄,并对蒙古民族的文化、一统政权及民族成员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意识。这种意识与元朝"汉化"政策的持续推行、空前的"大一统"局面、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等密不可分,它进而又推动了元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