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蛇郎》故事的道德教育价值

《蛇郎》故事是广泛流传于我国的一个民间故事类型,主要讲述俩姐妹围绕蛇郎产生的矛盾冲突,表现她们在思想性格及道德品质上的差异.作为一篇民间文学作品,《蛇郎》故事不仅具有文艺的审美价值,也对广大女性有着思想教育和道德规范的作用,以现代文化观念来看,该故事无疑包含着浓重的封建思想,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其中所显示出的我国女性勤劳、善良、勇敢、包容等传统美德是现代女性仍然应该学习和继承的.     

两姐妹与蛇丈夫——"蛇郎”故事的中华文化特色

“蛇郎”是一个覆盖欧亚土陆,以它的奇光异彩与丰富内涵为世界所注目的幻想故事.中国“蛇郎”     

唐前志怪小说中"拟兽化"蛇意象解读

中国早期志怪小说中有很多关于蛇的记载,其中的蛇往往具有神性,蛇的出现或者给人带来富贵,或者给人带来灾难。这些神性的蛇故事的产生又与古代宗教、原始图腾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多是原始社会崇拜蛇的部落对蛇的描述的延伸。     

对《聊斋志异》中“田七郎”的新解读

关于《聊斋志异》中的《田七郎》篇，历来研究者多从修身、交友、报恩、侠义的角度切入，本文则从小说中一段未被研究者注意的对话入手去思考田七郎的出身，进行新的解读，并对该篇中的人物命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姐妹型故事与女性的道德教育

姐妹型故事大多交融于"蛇郎"、"神蛙"型故事中,是民间故事中围绕女性间矛盾纠葛、揭示女性道德品行的故事类型,承担着对女性进行传统道德教育的社会责任。     

论劳伦斯诗歌《蛇》中两种意识的冲突

在<蛇>这首诗歌里,劳伦斯讲述了人与蛇遭遇的故事.诗中细致入微地描述了人在与蛇遭遇时的心路历程.这一短短的过程中,诗人的意识里充满着激烈的矛盾与斗争.本文从蛇的象征意义出发,分析蛇与性意识之间的联系及宗教与性的关系,并结合对诗歌的细读,论证这种矛盾与斗争主要是性意识与宗教意识的冲突与斗争.     

从"挺郎"与"批郎"看和谐社会的学术争鸣--简评《两种价值判断与改革目标选择》

简评"挺郎"与"批郎"之争,兼及海派经济学与简评"郎旋风".     

蛇的故事新编

蛇的故事在不同时空的不同作者笔下被多次"故事新编",分别打上了时代和作者独特的烙印.从冯梦龙的"情教"到刘以鬯的现代意识,再到李碧华的女性情感困惑和宿命,蛇的故事在不断地得到重新阐释.     

肉蛇的三种养殖方法

蛇肉不仅是鲜美的名贵菜肴,还具有滋补健胃的功效,人工可以养殖的肉蛇品种有乌稍蛇、赤链蛇、颈棱蛇、菜花蛇、松花蛇、水律蛇、中华水蛇、青蛇及各种游蛇,养蛇技术如下:(一)蛇的饲养:可分为蛇场养蛇,蛇房养蛇、蛇箱养蛇三种养蛇方法。(1)蛇场养蛇;首先场地要选择僻静、地势较高,离水源近的地方。四周建2米以上的坚固围墙,     

东汉诏除郎初探——以荫任除郎与上计拜郎为中心

诏除郎是在制度规定的拜郎之外,由皇帝临时特诏拜除的郎官。东汉官吏荫任子弟为郎非硬性规定的例拜,而是由于皇帝临时性的恩拜或特诏拜除,与西汉的任子制有异;皇帝从上计吏中拜郎与否,也全凭自己一时之兴,"一切之诏",没有一个制度化的规定存在。因而东汉的荫任除郎与计吏拜郎均为诏除郎。诏除郎体现了皇权在郎官外朝化过程中力图保持郎官家臣性质的努力,它的存在使三署中形成了诏除郎与孝廉郎的区分,其背后的根源则来自于皇权与官僚政治的博弈。     

在经验与先验之间——兼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在探寻人类文明进程的普遍规律、获取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价值的过程之中,如何既避免“理不离境”的经验主义错误,又规避超越时空的先验主义谬误,显然是迄今为止在学术界仍未得到明晰的认知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经验论一样,完全脱离经验基础的先验论,无疑偏于极端和绝对。将经验与先验相统一而形成的有机认识论或普遍主义认识论,或许是更为合理的认知门径。而对于这一门径的找寻,正是知识分子尤其人文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群体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社会职责和独有优势,在于它以必要的逻辑思维训练为前提,超越经验知识,通过知识占有和因此获得的思想力量,以先验与经验有机结合所获取的洞察力,批判性地洞悉、预判事物发展的趋势与前景,对社会现实及其发展前景作出必要的预警和展望;同时,在事物发展的多样性之中,探求、发现与抽象出远高于具体经验知识的共同经验知识及文明成果,也即体现事物发展之真理性的普遍性理念,最终积淀而为超越时空的共通性文明成果,进而推动社会进步。     

对绿色生态的思索与追求

生命与自然界的内在关系揭示了绿色生态及其功能的和谐运转不仅是大自然的本质要求,也是生命孕育、创生、发展的根本所在;人类自产生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认识、改造、利用自然,人类的生产实践给自然界及其自身带来了许多灾难,如环境问题、工业问题、人口问题等严重影响大自然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鉴于此,探讨了绿色生态思想的发展及其对生产实践的客观要求,呼吁当代人类应该保护自然资源,保护自己的家园,创建一个和谐、稳定而美好的生存环境.     

管理伦理中的道德主体建构

管理伦理的逻辑中心在于道德主体的形成和建构。道德主体是道德内化与外化在管理活动中的枢纽，是“善”的本质的体现。管理伦理中道德主体的建构路径有三：道德认知形成，即对道德内涵和规则的学习、体认和理解，对道德善、恶的一种自我知觉和体认，对道德目标、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和运用；道德情感建构，即主体对管理情境的情感直觉与体验，以及对管理角色的情感想象与理解；道德目标实现，即管理目标实现。其意义在于：重构管理者的道德精神本源，增强对管理道德情境的适应功能，实现管理过程中的道德作用。     

试论法的美学价值

美学与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语言学等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 ,但法学与美学的关系研究至今在我国尚属空白。而事实上 ,法学与美学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法蕴涵着美的因素 ,体现出美的内容和价值。从法的内容中所蕴涵并体现出的正义、崇高、和谐、真善、力量等美学价值。法学与美学的关系研究 ,对于法学和美学的学科体系的完善或建立一个新的学科 (法美学 )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 ,有助于克服、消除人们在立法、守法、执法和司法以及法的监督过程中的异化现象。     

超越对峙——论《八月之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

统制西方意识形态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使人们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心理常态来看待世界、规范社会：善／恶、人／自然、男性／女性、理性／感性、在场／缺失……在福克纳的长篇小说《八月之光》中,作者生动描写了一系列受到种族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戕害的人物角色。通过展示他们内心的矛盾与冲突,行为上的癫狂与错乱,以及对人生的绝望,作者成功解构并颠覆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构筑起人文主义的宏伟大厦。     

日本对清末东北大鼠疫的观察与应对措施

1910年10月，满洲里最先发现鼠疫患者，其后鼠疫传至哈尔滨傅家甸，并且迅速恶化，不久在东北全境乃至关外地区扩散，直至清政府控制傅家甸疫情，各地疫情逐渐缓解。到1911年4月疫情完全被扑灭，前后历时6个月，累计死亡达五六万人。此次鼠疫不仅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还影响到日本、俄国等列强在东北的商业利益。面对突如其来、凶猛异常的瘟疫，中、日、俄等国都采取了一定的防疫行动，并且围绕防疫事权展开了激烈博弈，其中日本表现尤为"积极"。日本不仅详细调查东北鼠疫疫情，还按天、按周、按月详细报告东北疫情，并在其领事馆周边地区、"南满铁路"沿线地区、中朝边境，乃至本土采取应对措施。日本采取的防疫措施主要有：紧急撤离日本侨民，成立统一的防疫管理机构，实行紧急隔离措施，加强水陆交通检疫、消毒，奖励捕鼠、灭鼠，极力推动"中日联合防疫"。日本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开展防疫，其动机和原因在于：一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严防鼠疫蔓延至日本本土，进而威胁到日本民众安全；二是"缓和"东北民众的排日情绪，不仅要巩固在东北的既得利益，还要趁机攫取更大权益；三是尽早扑灭鼠疫，恢复中日交通和通商，以便抢夺东北的商业利益；四是部分医务人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支援东北防疫。客观而论，日本的防疫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鼠疫蔓延，遏制了疫情在朝鲜、日本的扩散，为最后扑灭此次大瘟疫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日本借口防疫强行干预东北防疫事务、践踏中国领土主权、歧视中国民众等粗暴行径不容忽视，对日本借防疫实现在东北的政治、外交和经济野心企图更要清醒认识。     

僵尸企业的生成、危害及处置——文献综述和未来研究方向

僵尸企业是阻碍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隐疾”,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之一。厘清僵尸企业是“怎么来的”和“怎么没的”对于科学且有效地处置僵尸企业、增强市场效率具有理论和政策上的指导意义。在综述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梳理了僵尸企业的识别方法及其演进,比较了中、日、欧等国家(地区)僵尸企业的不同特征及成因,分析了政府和银行的不同作用机制,归纳了僵尸企业的主要危害,并从加强市场机制、推进制度建设、营造适当宏观经济环境、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等角度总结了预防和处置僵尸企业的方法。最后指出了关于僵尸企业需要进一步着重研究的问题:民营僵尸企业的特征及成因;银行对于僵尸企业生成和处置的作用,特别是政府与银行的互动;僵尸企业通过产业链对上下游企业造成的危害;僵尸企业与宏观经济及政策的互动;清理僵尸企业可能造成的风险;等等。     

隐患危害安全管理与控制对策

通过分析隐患、危害与事故的演变关系 ,提出了排查、确认、评估、控制生产劳动、生活活动过程中存在的隐患及危害的管理程序 ,以及利用排除、隔离、替换、规程控制、行为督导的方式消除危害 ,避免事故发生的控制对策     

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2019年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综述

为回顾和概述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传媒业的发展态势、技术的革新应用、舆论生态的多元复杂以及新闻传播学科在全媒体时代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合技术革新的演变逻辑和社会现实的复杂语境,通过文献梳理、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学科理论建设、媒体融合、新媒体技术、人才教育等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呈现出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新闻史研究70年的成果和经验,需要以正确的思想为导向,采用多元视角,改进研究方法,开拓国际视野,也是数字时代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趋向;技术变革改变了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方式和格局,受众的地位不断被强化,与传统媒体组织共同参与新闻生产,以“用户”为中心,提升新闻生产的内容质量成为新闻生产重塑和传媒业转型的路径选择;媒体融合进入纵深发展阶段,以理念更新为前提,加强顶层设计方案,构筑传统与新兴媒体协调互通的全媒体矩阵,实现多元要素的融合;舆论变化呈现新的特征,网络成为舆论引导的主阵地,舆论场域愈加复杂多元,着力打造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创新舆论引导方式;短视频发展成为中国传媒产业新的增长点,从民间文化走向公共传播,参与短视频生产的主体更多元化,短视频新闻成为舆论引导和现代公共传播的重要形式;国家加强对版权的保护和制度建设,但数字版权问题不断涌现,表现为立法、制度、技术和观念等方面的不成熟,利用区块链等技术解决网络版权冲突成为新的路径;技术逻辑主导下,需建构数字新闻伦理体系,应对新闻伦理风险,通过提升新闻质量,挖掘技术的深层次内涵,发挥新闻规范和社会价值的导向作用;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要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促进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和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养全媒型人才,聚焦中国问题,打造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试论乡土建筑作为文化寻根的重要途径

持续高烧的"文化寻根"不是"寻根文学"所膜拜的西方现代主义,全球化促使"文化寻根"正视家谱学尤其姓氏学,只有走进真正的乡土建筑中才能寻见"文化"之"根"。以祠堂(含牌坊)、庙观、戏台为代表的乡土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乡土意识"物"的凝固,印证着宗族、宗法、忠孝节义、仁义礼智等儒家道统,是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之有形外化。乡土建筑存留家谱,镌刻姓氏,因"土"而"乡",最具中国性与中国质,破浪于国际传播之潮头。文化寻根必须摈弃"他者"的旁观视点,唤醒文化自觉,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建构国家文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