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利益在改革中应当"水涨船高"?

近一段时期来,围绕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关于"改革使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是领导干部"的论述,学术界、新闻媒体掀起了一场论战.那么,中国社会是应该把重点放在对干部相对利益受损的"关心"上,还是应该反思"改革是否导致一个由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上呢?     

农民上访调查

他们是一群乡村精英。不同于旧社会那些喊冤叫屈的“告状者”,也迥异于改革初期那些为冤假错案平反而上访者。他们的行为得到了特定人群的支持……而在一些地方官员眼里他们是“上访油子”、“痞子”等。不论这些上访精英的个人品行如何,他们在乡村社会中的影响力是值得关注的     

打破精英们“互利互惠”的怪圈

《中国青年报》9月22日的文章说，华中科技大学最近清退307名未按期完成学业的研究生之举，在客观上挑战了政治、文化、经济精英“互惠互利”的利益怪圈。     

利益时代需要新思维

改革20多年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利益分化的过程。今天,利益的分化已经开始定型化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一种相对分明的社会力量的分野。利益的时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利益的时代也需要新的思维。     

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

本文针对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表现出的独特之处，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过程中的精英循环与再生的一种新的解释：“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即政权的稳定导致干部权力的连续性；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干部权力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旧的传统体制下它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在市场经济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它又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市场中的经济利益。干部权力的这种连续性决定了改革中的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主流是精英再生。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是像有些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是减少由再分配体制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的过程，恰恰相反，市场改革提供了这样一种干部权力转换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在社会主义再分配制度下有限的、受到特定意识形态严格限制的社会不平等，转化为自由市场条件下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绝对的不平等     

"救生艇情结"与公共政策的正当性

“双禁”的受损者提出的这一政策限制了人们分事公共资源的权利,加大了他们的出行成本的利益诉求会被有选择地“过滤”,恰恰是因为强势利益集团更能左右公共政策。     

谁为城市规划调整埋单?

城市规划是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一定变化性的,但无论是相对稳定的城市规划还是调整的城市规划,都会给一定的利益主体在利益上带来损益,但在现实中我们常以局部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大局利益为由,忽视了因规划的稳定或调整而给利益主体带来的损益.从构建和谐社会出发,未来新的城市规划法应该对此问题有个新的认识.     

读者来信

“公车改革是一场改革者对自身进行的改革,改革方案的制定与执行集于政府一身,由此形成了改革者“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权力格局。然而,在市场经济下,“理性”的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其在进行利益再分配时难免会使公共政策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天津刘嘉     

让时光见证爱

我和老公都是所谓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每天像无敌超人一样脚不沾地。两个人相处最美好的时光应该是在大学校园里,那时候有那么多的时间在一起做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身无分文去逛街,一逛就是一整天,或者在美丽的月色下在草坪上喂蚊子,浑身都是疙瘩仍陶醉不已。     

2001年美国中东政策之转变

美国的中东政策一向与它的战略利益、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过去一年,巴以间的相互攻击和报复与反报复的暴力冲突几乎从未停止。美国作为“国际警察”,在巴以问题上,从相对“超脱”到“更积极”介入,无不是从其本国利益出发。911事件使美国意识到,解决巴以冲突进而实现中东和平,是和反恐战争相一致的。只有通过和平手段,公平合理地解决巴以冲突,真正实现中东和平,才能对恐怖主义做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

本文首先提出研究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是事关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一个重大问题,然后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草根动员——来切入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作者通过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突破了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范式与印度底层社会研究范式在有组织的精英场域与无组织的底层场域之间的简单对立;作者拓展了对“依法抗争”概念的理解,并批判了国内目前流行的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已进入“以法抗争”新阶段的观点。作者认为草根行动者是一个既不完全认同于精英、也不完全代表底层,而是有着自身独特行动目标和逻辑的行动者。草根行动者所进行的草根动员,使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草根动员既是一个动员参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进行理性控制并适时结束群体行动的过程。     

人口红利与移民人口

最近,媒体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新闻很抢人们的眼球。一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一是“移民人口的增多”。于是乎有人惊呼我国“世界工厂”将是“风光不再”;相反地,国人中的精英和30年改革中富起来的有钱人纷纷移民欧美等发达国家,这无异又给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雪上加霜。     

“公司＋农户”中的利益博弈

“公司＋农户”模式中，龙头公司和农户是一种契约关系，两者都是独立地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在参与收益分配的问题上两者进行的是零和博弈，但由于双方谈判力量的对比，相对弱势的农户往往“风险多担，利益靠边”。     

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悲剧

1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却足以使一个国家发生惊人的变化。 10年前,俄罗斯民众曾欢呼“极权主义阴谋”被粉碎。10年过去,反观俄罗斯的改革,它一开始就使大多数人陷入困境。据统计,在私有化过程中,90％的居民利益受损,60％的居民跌入贫困线边缘,失业退休人员处境更悲惨,老百姓怨声载道,于是,历史又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轮回     

动物伦理的限度究竟有多大

一方面是人类的生存、人类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其他动物和自然界的生存和利益,当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提倡“人类中心论”,还是维护动物的生存权?     

谨慎对待精英与民粹

民粹观念在今天相当弥漫，并不需要很突出的代表。无须代表，这恰恰说明它已成为一种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基本氛围。我们都受这种气氛左右，都努力想成为“平民主义者”或至少不与之为敌。这和古代有很大的不同。在古代，稍微有些文化知识的人都很欣赏精英，或者说渴望成为精英，所谓“希圣希贤”。那时候也不忌讳说自己是精英，羡慕精英或者渴望成为精英。但是，在今天弥漫的一种气氛里，谁都怕说自己是“精英”，别人要是把“精英”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马上就否认，唯恐避之不及。     

物权法引起争议的启示

2006年的两会传出消息《,物权法》列入今年立法计划,草案待条件成熟时再提请审议。至此,过去一年关于《物权法(草案)》正反两派的白热化争论似乎有了一个“结局”。但当我们静下心来梳理这场已历时半年多的大论战,透过双方泛政治性的“指控”,我们能够看到,《草案》引发的激烈争吵,只是近年来建立在不同利益群体矛盾日益激化的一个表现,是不断升温的“改革成败”争论的一部分。如何使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和谐相处,而不是草率从事,使这些矛盾和冲突更加表面化和激化,恰恰是通过立法所应该达到的目的。     

改革争议与公共物品

多维网最近刊载署名管见的文章《改革争议，出现“公共品”论述的意义》。文章说，改革本身正在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对改革的批评在相当程度上集中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质疑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质疑教育、医疗及房地产改革，往往都使得批评矛头指向市场化。改革触动到经济中的存量，市场规则对非经济领域广泛地产生影响，于是，出现严重的、普遍化的贪污腐败以及分配不公，似乎都成为经济市场化的必然后果。当此之际，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其中，一是杨鹏等人的“公共品”论述，一是孙立平的“利益博弈”论述。或许可以说，前者或多或少地是以另一套术语来论述政治改革；而后者，则是在现实政治环境下做了相应的社会分析。     

“草根”与“精英”冲突的思想根源

保持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的平衡,让精英团队保持领导力,让平民团队保持影响力,这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状态。但现实的情况是,这个天平太向精英政治的方向倾斜,以致有些精英可以不惧民意,我行我素,而平民由于难以把自己的“话题”转变为政治决策的“议题”而变得火气十足。     

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

使用一个1996年收集的全国抽样数据,并结合事件史分析方法(离散时间风险模型),本文探讨了1978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到底是哪些农民能够抓住机会实现经济上的成功并成为农村中的精英阶层。本研究具体检验了中国农村居民的精英职业地位获得是如何受到他们改革前或解放前的家庭背景影响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旧式精英(解放前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和新式精英(解放后再分配经济时期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家庭背景的农民,改革后进入非农职业的机率都比较高。第二,在不同历史阶段,精英职业获得模式是不同的。低风险性是导致改革早期新、旧精英的后代的选择趋同的主要原因,反映了他们在对社会经济发展走向无法清晰把握时的一种选择理性,而改革后期他们非农化道路的分野则充分体现了个体的社会行动是如何受其家庭背景(或精英文化因素)影响的。基于这些发现,作者提出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观点,指出除了当前学界讨论较多的权力和人力资本因素之外,文化因素也是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