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葛志毅先生的力作《周代分封制度研究》

葛志毅先生的《周代分封制度研究》一书,是当代西周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今年初作为《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第一辑的一种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修订出版。这对于西周史的研究当是一件极有意义之举。西周的分封制度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重要研究课题,它涉及到中国古代社会早期的国家起源及西周的政治体制问题。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研究与争论,自秦汉至明清不绝于史,近代从学术上研究分封制而又有较大影响的首推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但他对分封制的研究尚比较粗略,只是有开拓之功。而葛先生的《周代分封制度研究》对周代分封制度的起源、性…     

周代“宗盟”制度浅论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统一中国后仅十五年,秦王朝就被秦末农民起义军所推翻。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着“周行分封,传年八百;秦行郡县,十五而亡”的根本原因。秦代速亡的原因何在,本文在后面再作简要的评论;周代实行的分封制对巩固周代的统治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古今的学者们也作过一些探讨,至今未曾取得一致意见。笔者认为,周代实行宗法分封制以后,贵族之间和封国之间,形成了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和亲戚关系上的“宗盟”制度,它对周代统治的巩固起了特殊的作用。研究这一制度,对正确深入地理解西周春秋史,对正确理解古代各少数族早期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有意义的。但学者历     

发千年之覆,成一家之言——《牛僧孺年谱》评介

发千年之覆，成一家之言——《牛僧孺年谱》评介“牛李党争”是唐史研究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说它老，是因为从晚唐以至现今，人们对这一问题一直聚讼不已，见仁见智，迄无定论；说它大，是因为这一“垂四十年”之党争对中晚唐政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治唐...     

周代的封国是否城邦——兼与希腊古典城邦的比较

周代的封国是否城邦?学术界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由于分封与宗法是合一的,在封国制下,“天下”的关系就既是诸侯与天子的封建关系,又是小宗对大宗的宗法关系,封国制具有双重性,其内部隐藏着统一和分立的矛盾。把封国称作城邦,等同于希腊古典城邦,和把周的政治体系称作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把封国说成与希腊城邦决然相反,毫无共通之处,都是片面的。只有把握住了统一和分立的内在矛盾,才可以理解周代的封国制,也有助于理解古典城邦制的特点。     

“亲亲”而“分封”：“天下共主”之成败

周代的政制、礼法、宗庙、祭祀维系于血缘伦理，都与公羊家的“亲亲”原则相关联。“嫡长子继承法”是周人的制度创新，解决了夏商以来王权交接的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周王分封遵循“褒有德”，“尊勤劳”，血缘亲属优先，兼顾异姓战功。“封建亲戚”是对血缘关系的绝对信任，借助宗法力量而维护王权核心利益。周天子作为盟主并不拥有天下疆土统治权，只充当首领。柳宗元否认诸侯能倍加爱护封国之土田人口，其势力过大却挑战朝廷权威，乃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封建必将被郡县所取代。但分封制激活了地方，加速土地开发与人口繁殖，促进经济发展、文化振兴，催生贵族阶层，则也是事实。整个西周历代天子都把精力消耗在为“亲亲”确立制度体系、处理复杂血缘关系上，可依然有不断的亲亲相害，应该认真反省这种政治方式。     

周代祭社问题试探

<正> 在周代,社是周人崇拜的重要神祇。祭社是当时生活中的重要活动。因而考察周代的祭社活动及相关问题,对认识周代社会生活的特点,实属必要。本文就此探讨如下。一、社乃周代社会生活的保护神周代的祭社活动基于社神的神格。社神在周代,已不单是土地自然神,而是人格化的地域保护神。这一特征,明显的表现为它与地域联系的密切。首先,周代凡与国土、地域相关的社会活动,都要秉告社神。周天子分封诸侯要先     

论社会主义革命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亦是一个既“老”而又“新”的问题。说其“老”，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也已有70多年的历史。说其“新”，是因为近年来人们对此又产生一些新的迷惑：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以后，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含义？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是否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现在是否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近年在理论研究与宣传上只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基本不提社会主义革命，致使许多人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已不存在社…     

西周封国的政区性质

分封之制,发端很早.相传禹时已经置有万国.①至于商朝的封国,不但见诸古籍,甲骨文中也有记载.西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分封制度的.西周初期曾经进行了三次较大的分封,即子朝说的“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②以后陆续又有增封.西周一代封国究竟有多少?今已无从确指.《吕氏春秋·观世篇》号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看来为数一定众多.根据古代文献和出土文物的铭文来看,西周分封,除了赏赐礼器、珍宝、奴隶、田亩以及专事征伐的弓矢之外,还要任命受封者去统治一个地方,这就是封国.封国疆域     

周饮酒礼透视出的社会意识形态

“飨礼”、“私饮酒礼”、“燕礼”同为周代饮酒典礼。从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角度可认识到：飨礼经过飨神灵到飨宾客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周礼仪制度的人文化特征，从而与侧重世俗性的私饮酒礼、燕礼关系密切；适应周代宗法制基本政治制度的私饮酒礼发挥着强化血亲的作用；但是宗族制度血缘结构和政治组织功能相结合的特点决定了周代“君统”系统的运作，并要求燕礼承担强化君臣之和的政治功能，燕礼于是成为周政治礼仪舞台上的主力。三类饮酒制度的相互交织、承接。透视出周代社会上层建筑政治性逐步强化的特点。     

《周颂·载芟》与周代礼乐制度

本文结合周代礼乐制度,对《诗经·周颂·载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篇中若干关键词语的训释,对于《诗经》与其他先秦典籍的解读有普遍的意义.本文认为,诗篇中的“媚”字,是一个表述先秦时代“和合”哲学思想的重要词语.本文还对周代礼乐制度中的礼俗关系作了一定的释述.     

《仪礼·丧服》的亲属称谓所反映的上古婚姻遗俗

《仪礼·丧服》经、传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周代亲属之间的丧服关系 ,因而也就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周代的亲属称谓制度。通过它所记录下来的亲属称谓制度 ,如“舅”、“姑” ,从父、从母 ,“女至”与“昆弟之子” ,“女弟”、“女以”等 ,可以发现许多与之相应的上古婚姻遗俗或上古姻缘形式的遗迹     

一股甘甜的清泉──周代和他的《雀巢集》

“文若春华，思若涌泉”。这些色彩斑调，各具匠心的作品，可以说是周代近几年来洞悉社会、观察生活、回眸人生的真情实感之作。在当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日趋发展的态势下，普罗大众的“泥土气息”仍是构筑时代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这也正是周代作品中显示的熠熠光彩。周代的散文，周代的精神，像一股甘甜的清泉，那样香醇和甜美；又像构筑雀巢的飞鸟，那样执著和勤奋！     

先秦“赐姓”问题探索

“赐姓”问题是先秦姓氏制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应将先秦文献中关于“赐姓”的史料分为两个阶段来谈，其一为氏族时代的“赐姓”，其二为周代的“赐姓”。氏族时代“赐姓”的实质是部落首长为新生氏族命以氏族名称，周代的“赐姓”是对氏族时代“赐姓”习俗的继承和保留，但此时已不是另外赐以新姓，而只是对被赐诸侯的原有之姓加以申命，以示政治上的承认。所谓“因生以赐姓”就是因被赐者原有的血缘族属而赐姓     

金文所见周代王室赏赐物中的“黄”及其等级

“黄”是金文所见周代王室赏赐活动中频见的物品.根据金文中“黄”的颜色、纹饰、质地以及它与相关服饰的固定搭配等综合因素可以推断:“黄”为周代贵族男子束腰的带子而非佩玉之属.金文中的“黄”颜色丰富,形制复杂,等级森严,这不仅弥补了传世文献对周代服饰制度记载的不足,同时也印证了周代服饰制度繁密的内容和严格的等级.     

论郑国的政治发展及其历史特征

<正> 郑是周代分封制度下立国最晚的一个诸侯大国。在东周时期,郑虽然算不得列强中的巨擘,但由于它地处中原要冲,又有其独特的政治历史发展,所以亦曾称雄诸侯于一时,而且绵延国祚,令诸侯不敢小觑。考察郑国的政治发展及其历史特征对于研究东周时代的社会发展情况具有一定意义。不揣浅陋,试作探讨。 郑的立国与西周末年的动荡不安很有关系。郑国始祖桓公友是周厉王少 子、周宣王之弟。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年)被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世本》 有“桓公居械林”(《史记·郑世家》索隐引)之说,故郑当初为宗周畿内之国。《史记.郑世家》说郑桓公“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据《国语·郑语》,知郑桓公为周王朝司徒在幽王八年(前744年),是时距西周王朝覆灭已经很近了。幽王     

明代分封制度的演变

明代分封制度的嬗变，主要表现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政治方面，由于洪武朝分封逾制，诸王尊国擅兵，结果“一传而有燕藩之祸”；建文、永乐及其后各朝严厉裁削，矫枉过正，使诸王由权力的峰巅跌入了深渊。经济方面，“祖制”照样执行，私恩越开越大，宗禄成千倍猛增，导致了国家财政的崩溃，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论周代的媵婚制度

针对“媵”的意义界定不清的问题，采用归纳和图示结合的方法，描述了媵者是嫡夫人同姓诸侯国之女、媵者是嫡夫人的“侄娣”、媵者与嫡夫人非骨肉之亲等三种形式。结果表明：媵婚制度具有广继子孙、防嫉妒、扩大联盟范围等作用。实践证明，媵婚制在中国周代较为普遍，并且对探讨周代婚姻家庭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周代司徒述论

近年来关于周代官制的整体研究已经取得较多成果,但是对周代的重要职官司徒研究还未深入。周代司徒的起源、职掌和地位的演变等都需要重新讨论。通过对周代司徒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周代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变迁,进而正确认识和评价《周礼.地官》关于“司徒”的记载。     

从郑州的商代城市遗址看孔丘“克已复礼”的罪恶实质

春秋末期,奴隶暴动、奴隶起义的革命烈火遍地燃烧;新兴地主阶级也到处向奴隶主贵族展开夺权斗争。面对“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局势,孔丘这个顽固地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反动透顶的家伙,拼命狂叫“克己复礼”。孔丘要恢复的“礼”就是指“周礼”。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过:谁要使用他,他就按照周王朝那样,在东方推行奴隶制统治。(“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还说:周代总结了夏商二代的奴隶制度,它的“礼”制最完备,他坚决主张周代那一套(“周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所见古代法中的司法理念与道德精神

从古史重建的角度看,清华简可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清华简所载多为殷周时期的史事,史料价值可与《尚书》相媲美,一些文献不仅可以印证《尚书》等先秦古籍或周代金文的记载,甚至还能弥补相关记载的不足,并能纠正相关记载的错误.清华简对研究上古法律思想史也有重要意义.“求中”即寻求中道,反映了一种治国方法,“得中”即实现中道,反映了一种政治价值的实现,而中道观念在司法领域的表现是“中罚”,它体现了一种司法公正的价值.“明刑”或“慎刑”说强调了慎用刑罚的政治意义,它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明刑”也是周代统治者大力提倡的一个司法原则.“明德”或“敬德”说强调了养成谨慎之德的重要性,明德不仅是一种政治道德,更是一种司法道德,具备明德的官员从事司法审判才会有司法公正.“天命”现是周代法律思想的理论根据,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命,立法和司法的合法性也来源于天命;但周人又强调“以德配天”,只有有德之人才有资格获得天命——其背后的含义是:道德是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立法和司法步入正途的决定性因素.总之,“天命”说为周代的政治法律思想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神圣根据,并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法律传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