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艳体诗”事件始末考

吴虞1924年遭遇的“艳体诗”事件是其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但在学界本就薄弱的吴虞研究中,对该事件的研究更为缺乏.文章立足于对原始文献的梳理,从事发因缘、“艳体诗”事件的第一回合与第二回合、事件的余波与回声这几个层面对该事件的始末进行了历史呈现.     

论温庭筠词之“艳”

"艳"是温词之典型风格,《花间集》所收录的66首温词中,浓艳密丽风格的词约占五分之四。温词之"艳"具有丰富的内涵,形成原因其一是社会原因及心理状态,其二是文体原因。温词之"艳"影响深远,不仅是当时词人的主要模仿对象,至宋元明清都可看到受其影响的痕迹。温词之"艳"有"华丽辞藻"的堆砌之嫌,但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反抗封建礼教的意义,表现了"人性"和"爱情"的不可抑制的觉醒。我们应将历时评价与当世评价结合起来,对温词进行客观、综合评价,还原温词在整个词史中的地位。     

论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完成《史记》以后,一再自称“述往事,思来者”。这既是其说明著史目的之言,更是对毕生治史反思之语,简洁的语言中寓含深刻的思想。根据《史记》的内容,可以从历史认识、以史为鉴的思想、考察历史的方法及人生价值观念等方面,体察司马迁对前人的继承与超越,理解其“述往事,思来者”之义,把握《史记》的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     

“驾考合一”制度理性分析及改革构想

文章剖析了现行"驾考合一"制度的弊端,并从整顿驾考培训市场秩序、制度跟进、政府扶持等方面提出了改革"驾考合一"制度的具体建议,以期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尽早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人性化、多元化的"直考驾照"制度,使我国驾考制度更加合理完善。     

试析韩国学者白永瑞的“东亚论述”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体系的崩溃瓦解和东亚的崛起,面对发生重大变化的国际形势,东亚各国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本国以及本区域的历史。其中,韩国历史学研究者白永瑞积极倡导重构东亚历史,并提出“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的概念,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成为亚洲学界有关东亚论述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亚洲本土东亚史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王国维：“新学语”与述学文体

王国维虽然没有对遭遇其他语言冲击的汉字与汉语发表过多的看法,但他鲜明主张积极采用日译汉词中的"新学语"以输入新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大量翻译采用双音节或三音节结构的日译汉词,由此构成汉语的"叠床架屋"的汉语造型,从语言构造内部突破了中国原有的语句结构,从而为述学文体的解放准备了语言造型。     

当前农村电影放映中的“结”与“解”

［摘要］当前农村电影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正步入一个较快的发展期。众多研究文献对此表现出较大的热情和赞叹。但发生在农村的情况却并不令人乐观：几乎有一半的村,并未完成国家公益电影的规定场次;有80%以上的农民还不能看好电影。它直接有悖于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性、公正性、社会性和均等性原则,同时也为其可持续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发现问题,厘清“结”,提出“解”,在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夯实基础,理顺关系,寻求局部的市场突破,才是当前农村电影发展的正途。     

“花儿”研究与“花儿学”

“花儿学”著作出现之后 ,“花儿”研究走进了低谷。对“花儿学”的新理解———从“花儿”研究的其他领域 ,可能会使“花儿”研究范围得以开拓 ,但实践此研究方法的条件难以轻易完备。因此 ,对“花儿”研究的预测是 :过去的热闹局面不可能重现 ,但随着上述理论、方法的宣传和实践 ,有较高学术质量成果的出现是可以期待的。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监修国史”与“兼修国史”考

“监修国史”与“兼修国史”是唐代史馆中两大不同的史官名称。考证清楚二者的区别,对了解唐代的国史修撰制度有重大意义。     

“和”字读音考

"和"字普通话标准音的多种读音和台湾表连接关系标准音读hàn音,是"和"字语音演变不同时间层次的体现,也是语音演变中"阴阳对转"现象和"元音高化"规律的一个例证。     

“和”文明起源考(文字篇)

古代文献中“禾、和”通用,这为寻找“和”的源头提供了线索.《说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时之中,故谓之禾”,虽点出了“禾—和”的语源关系,但却倒因为果.抽象概念“和”应是建立在具体称谓“禾”之上的.甲骨文中有“”,本义为“求禾”,即用口(言语)祈求禾谷丰收,因而造出“从‘口’、从‘禾’,‘禾’亦声”的字形来.     

上古汉语中的“肉”“内”讹混现象研究

上古汉语中的"肉"与"内"字或相讹混,有的已经得到了校正,但还有不少仍处于误识误读之中。《左传·昭公十三年》"获归骨于晋犹子则肉之"中"肉"盖为"内"字之误,文意应为"我这把老骨头虽回到晋国,犹同您(鲁国)接纳我一样";《列子·汤问》"弃其杖,尸膏肉所浸"中"肉"亦为"内"字之误,文意应为"夸父尸体的油脂精髓,浸润夸父遗落的手杖";《孟子·离娄上》"肉罪不容于死"中"肉"亦为"内"字之误,文意应为"即使能纳钱赎罪,其罪连死都不足以宽恕";《史记·伯夷列传》"肝人之肉"中"肉"亦为"内"字之误,文意应为"侵犯别人的居室和内眷"。通过对汉以前文献中"肉""内"讹混的梳理,归纳"肉""内"讹混的特点,探讨其原因,以期为学界研究此类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

“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出现应归功于西方语言学者奈达、韦内、达贝奈特、穆南、威尔斯等人,但自70年代以后,通过霍尔姆斯、勒菲费尔、伊汶-佐哈、图里、巴斯奈特等人的努力,发生了“范式转移”,与文化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并在90年代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妮南贾娜和女权主义批评家谢莉·西蒙等人手中达到极致。这一“文化转向”昭示着翻译是浸透了时代欲望和社会关系的文化政治实践,并促使我们对传统译论有所反思。     

从本体论到主体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话语误读

＂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提出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这一对重要的理论范畴,＂内部研究＂指的是对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研究,＂外部研究＂指的是对文学作品＂经验事实＂的研究。这对范畴传入中国后,从理论内涵到功能意义都发生变异,引起了划分标准、作家归属和读者归属的误读,中国文学批评实现了从文学本体论向文学主体论的过渡,引发了中国文论的＂向内转＂。     

“3I”和“3P”教学模式比较研究

语料库的研究促进了＂3I（Illustration-Interaction-Induction）＂教学模式的发展。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方法、教学评价和应用范围等方面对＂3I＂和传统的＂3P（Presentation-Practice-Prduction）＂教学模式的对比分析和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3I＂教学模式是自下而上的归纳过程,＂3P＂教学模式是自上而下的演绎过程,前者更具先进性。但如何挖掘这一先进教学模式的潜力和应用价值,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民国机制”与现代游记的“社会相”

从“民国机制”的角度考察现代游记的“社会相”,主要立足于民国历史场域与文学风貌的恰切同构:“社会相”的生成与民国时期旅行之风的兴盛、“风景”的社会化、近代交通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宪政理想与现实时局的矛盾,触发现代游记的社会关怀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批判倾向;而民国疆域的破碎性,则使现代游记的“社会相”涵容着不同的空间体验和价值取向;此外,火车、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所营造的“车厢社会”,成为了游记作者管窥现实社会的“西洋镜”。     

“寻找”的尴尬与无法弥合的情感遗失—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创作的主述模式考量

在中国当代动物叙事创作中,以“遗失+寻找”作为主述模式进而表现人或动物所承担的某种无法弥合的情感遗失之痛,总体呈现出“逝去的终不再来”的功能意义指向,已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基础类型表述方式.从该类型的总体事序结构、角色身份设置与悲剧性结局的叙事指向三个主体向度,深入探讨了这一中国当代文学“寻找”类动物叙事模式偏于科学化、理论化的阐释.     

张载的“一”“两”说与“仇”“和”论

张载是北宋“气”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规定和诠释“气”范畴,运用了“太和”“太虚”“太极”“神”“化”“道”“易”诸范畴,张载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和说明,又离不开对“一”“两”范畴的理解和应用。通过对张载哲学中的“一”“两”范畴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辨析,可以真实地论定张载哲学的基本架构与理论价值。     

翻译研究范畴、本体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关系——对“回归”、“转向”的思考

“回归”派对“转向”的批评,一方面提醒我们不要忘“本”．另一方面却又借口翻译学边界的确定将外部研究排斥于翻译学之外。本体研究与外部研究均属于翻译研究的范畴．两者是互补关系．没有主次之分;研究热点、重点是有阶段性的;翻译学的体系应该是开放的,为翻译学画地为牢、修墙筑垒并不利于它的繁荣与发展。各派各说应该互相包容;对各种翻译研究范式的正确态度是：恋旧但不要守旧．求新但不应该喜新厌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