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的影像构建与叙事策略研究 ——以申遗纪录片《中国大运河》为例

影像是信息时代文化传播、表现和建构的重要媒介与形式,作为配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而创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大运河》,正是以影像的方式完成了对中国大运河文化的全面展示、形象构建与视觉传播。文章主要研究该片对中国大运河文化的影像构建与叙事策略,寻求大运河主题影像创作与运河文化建构的有效路径,以期对今后的相关纪录片创作有所裨益。     

当代中国工业题材影视剧之株洲形象建构及改进策略

当代中国工业题材影视剧通过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凸显冲突的画面构图和强化真实的视听策略，建构了株洲“宜居之城”“动力之都”和“科创之都”的工业城市形象，但这类工业题材影视剧中建构的株洲形象，也存在内涵缺乏城市个性、叙事消解恋地情结以及传播缺乏清晰形象等问题。缘于此，株洲市政府等相关部门要通过加强“产业规划+政府联动”的顶层设计、倡导“工业题材+类型创作”的本土化影视创作、强化“工业优势+互动传播”的宣传推广等方式，推动中国工业题材影视剧在“城影互动”的文化逻辑中，建构更具文化魅力的株洲影像，实现城市影响力和美誉度的提升。     

兵团影像志的功能及其创作探究

兵团影像志是兵团形象建构、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是视觉化地表达兵团历史与现实的一种工具。兵团影像志对于构建新疆屯垦历史的集体记忆,强化国家在场的政治意识,及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意识,建构兵团人的视觉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兵团影像志的创作中,应确立正确的思想指导,体现历史感、时代性,具有丰富的媒介形态;坚持客观性、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处理好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关系,避免简单化、类型化、概念化、程式化地表达兵团的历史文化。     

中国非遗文化海外传播的他者镜像

由“他者”建构的中国非遗文化海外传播虽自发且零散,却是非遗“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呈现出浅表性宣传、杂糅化展现和深描式叙事三种主要存态,在拓宽非遗传播空间、塑造中国非遗文化形象的同时,也易带来非遗“中国性”淡化或缺失的危险。“他者建构”的非遗海外传播是一种“他者镜像”,与“自我表述”传播形成相互映照,可为中国非遗海外传播提供启示。新时期中国非遗海外传播应凸显共赢发展理念,聚焦中国文化元素叙事,注重“他者”视角表述,重视非遗跨文化虚拟共同体构建,才能助推非遗跨文化传播真正“走进去”。     

影像中的“父子”叙事与隐喻——对电影《马背上的法庭》的解读

剧情片《马背上的法庭》运用纪录式叙述风格与唯美式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中国边远乡村一个司法实践故事。在“父子”形象的建构、冲突和潜在的主题逻辑运作中,影片既完成了一段有头有尾的影像叙事,又放大了边远乡村“朝圣”司法的现代主流意识。整部影像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叙事时空和人物关系,在南国的山路绵延中,传统的西方俄狄浦斯情结也发生了一次悄然移位。“父子”叙事模式力图通过父子间的默契或对抗来进行影片情节安排、表现人物性格和提升审美特质,这种以“父子”为核心的家庭谱系也可以作为一种镜像来安置多种文本秩序,创造一种隐喻效果。     

China Daily文化报道话语模式的认知分析及其对外语学习的启示

十八大以来，提升国家传播能力、建构国家文化形象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新闻媒体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窗口”和“中国故事”的“诉说者”，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China Daily文化报道的话语模式的研究为外语学习提供了启示。基于China Daily文化报道的话语模式所提出的“文化—概念—语言”三维习得互动指出了语言习得、概念习得和文化习得的缠绕关系，旨在提升外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塑造良好的中国文化形象。     

“中国梦”的媒介建构机制及其文化意义生产——以“梦娃”系列公益广告为例

中国梦系列公益广告以普通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为题材，建构现实生活，映射时代特征。中国梦系列广告在虚拟的媒介建构中使用了轻松适当的标准，对公益广告进行内容选择和文化叙事，梦娃系列公益广告活动中符号和意义生产之间的关联、传统文化元素的植入与融合以及通俗易懂的视听语言运用。最后提出公益广告帮助中国梦政治话语走向媒介化、生活化，也帮助避免中国梦意义生产的泛化，从而给媒介超越固有的宣传、教化等提供了可能的出路，为中国梦观念的再塑提供必要的路径。     

中国当代城市形象片民间创作的叙事逻辑与文化特征

我国城市形象片的民间创作是近年来具有鲜明时代性特征的文艺创作现象,它正以强有力的文化影响力、新的人文观念、审美感知与心灵情怀,建构起人们对一座城市全新的文化精神分享与审美价值认同。民间话语力量的不断崛起,让传统城市形象片的主流叙事交融大众化,是对以往官方叙事的积极呼应与有效延展;影像视听技术的赋能,让民间城市形象片的叙事表现在秉持草根情结的同时,逐渐显现出向高品质精品化的精英叙事转变的趋势;民间城市形象片奇观叙事建构的“城市景观社会”及其引发的城市文化消费现象、消费逻辑与消费效应,催生了网络社交媒体时代视觉文化消费的新模式。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我国城市形象片民间创作的叙事逻辑与文化特征,揭示出其创作繁荣的理论意义与实践路径。     

丝路影像的文化内核与创作可能

近年来，丝路影像在影视创作与研究领域备受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扩大对外开放，与世界共发展的新篇章，丝路影像则是弘扬丝路精神，推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文章梳理了丝路影像的概念和创作历史，通过对丝路影像作品的传播效果分析，提出了既要有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树立鲜明的国家形象，又要具有开放性，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精神，还应当具有美学感染力，将中国文化精神的表达融入美学风格的丝路影像文化内核。在此基础上，文章从中国影视作品海外传播的成功经验切入，围绕“东方美学”概念，尝试提出了丝路影像创作在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     

鄂西土家族文化事象的影像表达与族群记忆建构

少数民族文化通过影像进行表达与传播,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扬的表述范式。影像为少数民族“族群记忆”与文化传播提供了有效途径。“原生态”与文化事象既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的策略与源泉,也是其传播方式。在影像表达中,文化事象会受到电影叙事结构与“文化传播折损”的影响。同时在与“他”民族的交互与对视中,少数民族常处于“被想象”一方,文化事象与影像表达依然存在着不同价值视角的冲突与博弈。     

影像时代的“语—图”叙事及其审美指向

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传统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影像时代的到来使得两者的关系渐趋复杂, 影像时代图像叙事凌驾于语言叙事之上仿佛成为一种共识, 由之引发的情绪化判断不绝于耳。图像兴盛的视觉迷相和语胜于图的传统观念造成了一系列误读, 然而由于图像叙事自身表意的局限, 特别是其自身叙事的不完整性, 叙事形式的浅表化与泛化倾向, 以及由之带来的钝化的接受模式和惰性的接受意识, 使得图像叙事不可能取语言叙事而代之。影像时代语言叙事、图像叙事乃至声音叙事之间的弥合和互补将成为常态, 而语言叙事和图像叙事之间二元对立状态的消解和互融的一体化趋势才是影像时代语图关系的真正选择。     

论警察的文学形象——公安文学叙事话语范式分析

公安文学作品中警察叙事的话语范式包括政治话语、日常话语、先锋话语、消费话语四种,它们各自表征着社会阐述我国警察的不同知识样式。但公安文学要健康发展并最终有利于中国警察的健康发展,必然要坚持对警察的正义姿态和英雄精神的叙述,也即必然要形成以政治话语范式为主导的警察叙事。     

中国梦传播的话语策略探析

中国梦蕴涵丰富、视野宽广,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走向。要实现中国梦的有效传播,需要探究话语策略,运用话语层次策略、话语言说方式策略和具体的话语实施策略对中国梦进行阐释。如从价值——信仰、认知——解释、方法——策略层面解析中国梦的丰富内涵,融合说理话语与叙事话语、学理话语与通俗话语、网络话语与生活话语等话语言说方式,坚持内外话语兼顾,做好对内宣传与对外传播;中外话语对比,尽显中国梦的中国特色;远近话语相应,显示理想追求与现实关照。     

中国梦被误读的原因分析

外部世界误读中国梦的原因很复杂。近代以来,中国长期落后与战乱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给世界留下了更多的负面形象,被西方世界反复炒作,流毒至今。新中国成立以来,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对立与冷战思维,故意歪曲与摸黑中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外部世界的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识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的进步程度,造成对中国及中国梦理解的严重偏差;中国不重视对外文化传播工作,表达中国及中国梦的国际话语能力较弱;中国社会对中国梦解读的众说纷纭以及某种程度的喧嚣,加大了外界世界客观认识中国梦的难度。     

“中国梦”在中外媒体间的多模态隐喻构建

近年来分析媒体对中国形象构建的研究不断出现。而其中一个具体问题-“中国梦”是怎样在中外媒体中构建的一现阶段尚未引起关注。当代媒体多以图文形式对新闻加以报道,新闻主题经常以多模态形式展现。本文拟从多模态隐喻角度研究“中国梦”在中外媒体间的不同构建．由此揭示媒体利用图文隐喻对以“中国梦”为核心的中国形象的塑造或颠覆方式。     

论《特别响，非常近》的图像叙事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小说《特别响,非常近》因其大量插入图像而引发广泛的争议。然而,作为语言或文字外的另一叙事媒介,图像之于小说有其积极的建构意义。小说中的图像呈现单幅图像叙事模式,亦表现出系列图像叙事模式,他们共同构成图像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图像与文本之间形成互文关系,图像与社会历史形成更大的互文关系。故图像叙事具有文字叙事无法比拟的审美效果及深度寓意,成为后“9·11”时代一种特定的基本语言与表述方式。     

论史铁生“梦醒说梦”的叙事图谱

当代文学史上，史铁生的文学叙事游离于意识形态的“跟风”和文学的“轰动效应”，别具一格地形成了“梦醒说梦”的叙事图谱，它在叙事的结构模式、文本形式、视角定位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面目，其背后的叙事动力就是“梦醒说梦”：“梦醒”就是“终极目的的缺席”：“说梦”就是“谎言虚设的在场”。在“梦醒”与“说梦”的二律背反中建构了史铁生的“过程即目的”的叙事悲歌，在实践理性上，既拯救了小写的“我”，更召唤了大写的“我们”，在当下的欲望化叙事和消费性叙事中奏响了清醒的“思想清唱”。     

浅谈本土微电影中“中国梦”的个人化趋向和地域性表征

本土微电影是活跃在当前的一支传播力量,对于表征地域空间、重塑本土文化认同以及建构城市形象有重要的作用。拍摄者将关注的视角对准特定地域空间中"去精英化"的城市草根阶层,讲述其生存及奋斗的励志故事,同时传播主人公在追梦圆梦过程中的正面能量和文化鼓励,这是众多本土微电影的叙事特点。而草根人物对于梦想的追求正是整个中华民族追求中国梦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土微电影亦具有"中国梦"的个人化趋向和地域性表征,是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     

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叙事的认同危机：语言视角的考察

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叙事面临着严峻的认同危机和现代性焦虑。这种危机和焦虑体现在叙事语言上主要是：首先，语言的日常化、生活化，经验主义色彩突出。其次，语言的世俗化、感官化、符号化。在小说叙事语言的背后，体现着作家对自身所处的1990年代以来中国复杂生存境遇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