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之痛与超越之难——论“知青作家”的苦难意识

“新时期文学”发端于对苦难的叙述和反思;其中,“知青作家”表现出独属于这一代人的苦难意识。以“动荡的青春”为叙述背景,面对理想的迷失,作家们以各自不同的叙述策略传达出了共同的苦痛与焦虑,同时也昭示了超越苦难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论阎连科乡村小说创作中的地域文化色彩

阎连科乡村小说基本上都以河南伏牛山系的耙耧山脉为背景,耙耧山脉构成了阎连科的小说世界。阎连科以他沉郁的笔触深情地表现着一代又一代耙耧山村民苦难而又顽强的生活。小说对苦难尤其是对权力苦难的叙述、对耙耧山风俗民情的描写和河南方言土语的运用等都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论《废都》《白鹿原》性叙述中的性别政治

1990年代以来活跃在性叙述行列中的作家,除了钟情于都市生活的青年作家,还有贾平凹、陈忠实等执着于乡土写作的中年作家.贾平凹为那些深陷在消费文化“废都”里、而且被消费文化“废掉”了政治话语权力的精英知识分子或者说男性文化英雄量身打造了一个性神话;陈忠实在“白鹿原”上为践行传统儒家文化的仁人君子建造了一座性道德丰碑.与1960-198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相比,性在1950年代作家笔下牵连着更多的历史与现实,绝不仅仅是单纯谋取快感的消费品,而是历史与文化的多重象喻.不过,他们的作品也沾染了消费文化时代的性狂欢印记,其笔下的性叙述也透露着男权文化的性别政治.     

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创作论析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小说创作风格独特,“唯美”、“诗意”是其创作的典型特征。他在作品中展示苦难,礼赞面对苦难时人所保持的美的姿态。纯美小说系列呈现给读者一个充满了诗与美的苦难世界。但是,近于工笔式的写作手法,与现实拉开距离的苦难题材,颇有些神化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成为曹文轩创作的缺失之处。     

从"苦难"书写看作家的叙事立场

"苦难"是文学写作的一种重要的叙事资源,在当前"底层写作"和"苦难书写"已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论题时,本文尝试以"苦难"书写为视点透视近年来作家的写作立场,反省文学中的"苦难"书写所提供的写作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探寻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写作中,作家关注的是生活中的何种苦难境遇、如何去讲述苦难、面对苦难作家采用了什么样的叙事策略?考察这样的一些现象,并分析其背后的话语逻辑,在今天多元共生的文学视野里,不仅能提示文学如何观照当下生活,而且期待通过对苦难叙事的历史流变的梳理,透视一个时代文学的审美风格.     

论新时期小说“苦难”主题的失重转换

新时期小说“苦难”主题失重转换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悲剧意识的严重缺失造成某些小说中苦难向文字转换时的失重,二是某些作家对世俗化生存方式的过度沉迷,对苦难漠视和回避,三是文学中心旁落于政治意识形态或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致使部分作家的写作态度发生变化。     

新时期小说中“苦难”的救赎路径

苦难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很多作家在书写苦难的同时也对苦难的救赎之路进行了探索。新时期小说对于“苦难”主要叙述了三种救赎路径:一是为活着而活着的忍耐态度,二是逃离到宗教中去寻找解脱和超越,三是悲剧英雄式的反抗方式。     

阎连科小说的存在主义因素

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苦难、荒诞与积极的自我承担精神是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真切概括.中国当代作家阎连科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无神论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文章将阎连科的小说与萨特、加缪的小说进行比较研究,阐释阎连科小说的存在主义特征,亦即本真的苦难精神和西西弗式的人生困境.     

穿着合适的鞋走出苦难——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论

本文试图通过对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的研究发现作家苦难叙述的三种表现形式,力求发掘苦难叙述在陈应松文学创作生涯中的地位及其独特的文学价值,探讨作家本人对苦难叙述的思索,并由此引发出对陈应松艺术生涯的一些疑问和思考。     

阎连科：超越现实主义的大旗

阎连科不满于现实主义对想象力和表现力的束缚而举出了超现实写作的大旗。他的超现实写作分为两个方面：一、以《年月日》等为代表,表现劳苦人与自然抗争过程中的生存绝境;二、以《受活》等为代表,表现劳苦人在现代化过程中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绝境。它们揭示了劳苦人苦难命运的生存、社会、个人因素。贯穿其中的轮回观念既是阎连科对劳苦人命运的绝望,也是对当下粉饰现实写作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