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现代性”的解药?——慢新闻运动的学理反思与价值重估

在“慢新闻”(slow journalism)被正式提出至今的15年里，其不仅没有如学界预期成为趋势和主流，反而正在退潮，国内业界对“慢新闻”的热情和信心更日趋减退。“慢新闻”自西方提出，就只是搭上了21世纪反全球化和可持续运动背景下“慢文化”的便车，本质上是对文学新闻、调查性报道、沉浸式报道、新新闻主义、民族志新闻学等“传统审美品位”的怀旧与重提，理论创新相对有限。“慢新闻”是对加速的信息社会之中新闻生产的文化批判，放在当代社会思潮中看，是“西方加速主义批判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也恰恰因此表现出经验论、非理性、乌托邦和极端主义色彩。“慢新闻”运动从踌躇满志到逐渐衰落，提示新闻界应谨慎地以“加速的学术生产”应对加速社会。     

新闻信息传播与舆论定势的互动

舆论定势是公众在一定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下，对社会生活作出定向反应的一种心理准备状态，这种状态使不同的社群对杜会事件的认识与解决带有特定的倾向性和趋向性。新闻信息及其传播是社会舆论生成最广泛、最大量使用的渠道。舆论定势生成的外部要求，是舆论客体的具体可感性与舆论主体置身开放的文化环境。为此，当前新闻信息传播中要克服“信息洪水”与“信息饥渴的”缺陷；新闻信息的传播者、接受者、调控者应建立更多的价值共识。舆论定势生成的内驱力，产生于舆论主体的内在信息需要。所以，新闻信息量的科学把握和信息质量的不断优化，成为当前新闻改革的首要任务。     

5G技术条件下主流媒体参与沉浸式新闻生产研究

在5G技术条件下,“后真相时代”倒逼主流媒体进行新闻生产模式及话语表达范式革新。沉浸式新闻对主流媒体构筑媒介化社会表现出强大的助推效能,助力主流媒体重构互通渠道,加强人、信息、情感的网状联结;助力主流媒体加速“破圈”,在泛众化格局中推进媒介融合;助力主流媒体深化市场资源竞合,超越信息传播本身创设连接意义;助力主流媒体重拾话语主权,构筑新型社会沟通模式。当前,沉浸式新闻既为主流媒体发展带来了机遇,但生产的困局也依旧明显,主要体现为：主流媒体新闻生产体系尚未闭环稳定,沉浸式新闻沦为“鸡肋”;沉浸式新闻的“真实性”有待确证,伦理失范问题亟需回应;沉浸式新闻的适用场景尚未明确,极易引发价值失控等风险。为此,提出主流媒体的应对措施：(1)加快新闻生产体系的闭环定型,稳定盈利变现模式;(2)坚守新闻真实原则,提升与受众“强交互性”情境下的创作能力;(3)精准把控新闻报道边界,系统掌握沉浸式新闻的适用场景。     

从“烂尾新闻”看新媒体对新闻生产的影响

近日来,“烂尾新闻”一词在网络上不断升温,有网友将过去一年的“烂尾新闻”一一罗列,在微博上风传一时。然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烂尾新闻”的出现跟新媒体又有什么关系,它又会产生怎样的危害。文章试图以“烂尾新闻”为出发点,从以上几个角度对新媒体与新闻的关系进行解读,并试图提出几点解决的建议。     

融媒体新闻生产的实践思考

融媒体新闻生产不是单纯新闻信息输出,应将用户体验、产品活力与构建新型社会关系结合起来,深度把握融媒体新闻生产的本质意义,并行思考融媒体传播的“融合”与“拆分”,破除融媒体新闻生产中简单化消融传统媒体、内容同质化相加,播发平台机械化转换等弊端,真正融合声、屏、报、网、微、端的综合优势,拓展新闻产品的信息空间,提升新闻产品的社会价值;顺应受众接受习惯,优化用户体验,依托新闻主阵地,增强新闻产品的美誉度,夯实新闻产品的公信力;打通主流媒体与社会媒体的业务通道,增强新闻产品的活力,扩大新闻产品的影响力。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诚信成本和价值选择

从微观结构上研究了诚信原则确立的假设和前提,分析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诚信的道德成本以及市场经济环境中“诚信”原则与“效用最大化”原则的价值冲突,认为行为者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价值选择是对诚信及人的道德素质的考验。研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诚信的道德成本和行为者价值选择的规律,有利于重建诚信原则,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信息权力：理解基层政策执行扭曲的一个视角——以A市中街城管执法为例

“街头官僚”同时承担政策执行者和信息传递者的“双重角色”,但在“管理官僚”和“相对人”的“双重压力”影响下,其政策执行者的角色难以有效执行,从而出现政策执行中的扭曲。但在法制社会背景下,“街头官僚”扭曲执行政策有被问责的风险,出于理性人的避责考虑,“街头官僚”通过其在“管理官僚-街头官僚-相对人”信息传递结构中的信息传递者身份,通过“搭便车”的方式将该网络中心结构为其提供的信息资源优势变成“信息权力”,进而通过对信息资源再整理的方式制造出信息不对称的结果,以此具有了影响他人的能力,并让“信息权力”能够越过制度而生存。在实践中,“信息权力”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为“信息权力”处于国家和社会的监督之外,存在滥用、影响国家法制建设和现代化治理等风险,因此需通过源头控制和过程控制的方式进行管控。     

农户农业生产“一家两制”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基于信息、成本与收入变化的视角

在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对称与不对称的状态下分析正向“一家两制”和反向“一家两制”现象出现的条件,并且对影响该条件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信息不对称并不必然导致农户农业生产中“一家两制”现象的出现,农产品的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综合作用导致了“一家两制”现象的发生;信息对称环境下,由于农户收入的异质性以及要素成本变化的不对称性,农户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变化不同步,从而导致“一家两制”现象出现。因此,要消除农产品生产中的“一家两制”现象,首先要采用“纵向一体化”或者“品牌化”等手段尽量削弱农产品质量和安全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其次通过技术进步降低高质量农产品的成本;通过产品质量认证等手段提高高质量农产品的价格;最后,要不断提高农户收入,实现农户消费模式和生产模式在高质量层次上的统一。     

社会责任视阈下媒体伦理的失范与重构

“社会责任理论”作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流行的新闻传播理论,逐渐代替了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可是当前越来越多的媒体出现了严重的失实报道,为争夺所谓的收视率、点击率而夸大事实报道,导致媒体伦理失范。尤其是网络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存在失态报道谣言信息“满天飞”、新闻标题瞬间“两重天”、媒体道德缺失促使大众冷漠等道德缺失现象。为重构媒体伦理,强化媒体形象建设,可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传递真实并且符合媒体伦理的信息;尊重采访对象的隐私权;加强媒体自律;完善新闻立法等。     

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生产”理论的复杂性特征——对机械唯物史观的批判

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人类生产形式的范围采取狭义化处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范畴进行割裂化的理解和规定,导致在此基础上所建构的整个唯物史观理论具有机械论的色彩。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具体阐释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自身生产、交往关系的生产等四种生产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面生产”的理论。对这一理论重新解读和挖掘,我们将会看到人类社会生产形式以及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复杂性特征。     

传续百年：浙江“唱新闻”曲艺变迁的传播社会史考察

“唱新闻”是起源并流行于浙江地区的一种地方曲艺,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说唱形式的口头传播活动。这种传播形态起源于南宋时期的“说朝报”,在近代浙江地区兴起,后扩散到上海等地,是留存至今的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活化石。根据推动“唱新闻”发展的动因和社会传播功能的不同,可将“唱新闻”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唱新闻”的传播者身份、传播的“新闻”内容以及表演的空间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市场和受众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媒介技术因素是影响“唱新闻”变迁的重要因素,每个历史阶段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又有不同。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唱新闻”的变迁,对于揭示地方曲艺、新闻传播活动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流动”的记者:原生新闻专业主义的修正

“新闻专业主义”一词于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热议。中国传统传媒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一套将媒介视为精英式的、垄断的技术,进而构建新闻业专业壁垒的实践性新闻话语体系。在自媒体时代,这一套垄断性话语体系受到了挑战。基于自媒体话语空间实践,将媒介视为一套拥有自身运行方式的逻辑,在中国不断媒介化的社会环境中,面对自媒体结构性“下沉”而重构的新闻业,新闻专业主义已不再是仅属于专业媒体人的规训,因突破了原生新闻专业主义的壁垒,而成为自由表达和公共参与的社会文化,进而成为监督社会的新形态,然而非理性的情绪表达成为新型新闻专业主义的杂质。因此,媒介融合的理念成为政府社会治理的手段和方法,并借此对社会的舆论形成监督和引导。自媒体所创造的新闻生产关系修正了原有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     

全媒体环境下“引爆点”理论在主流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全媒体时代的主流新闻发布面临着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等无把关信息传播的越来越大的挑战,信息过量和注意力碎片化的媒介社会,重要信息往往会被垃圾化、泡沫化的消息所瞬间淹没。新闻媒体从新闻报道的策划到发布、传播都需要科学合理的把控,找到自身吸引公众关注的独特价值,制造“引爆点”,正确引导舆论。引爆点理论归纳出的流行三原则来阐发流行潮兴起的原因。引爆点理论中引发关注、引导潮流的思路对新闻报道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浙东地区“唱新闻”的由来与流传考略

“唱新闻”是一种源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民间口头新闻传播形式,出现于南宋时期的浙东地区,清末民初发展成为一种说唱艺术并盛行于象山等浙东地区。浙东“唱新闻”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新闻传播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邸报之兴盛及浙东繁荣的新闻传播活动为“唱新闻”的发展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唱新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丰富的主题和表现形式。与同源俗文化曲艺形式的民歌和“画新闻”比较而言,“唱新闻”具有独特的艺术表达和底蕴深厚、口口相传的传播优势,但在流传过程中也体现出其代表作品少、新闻传播功能减弱等不足之处。近年来,“唱新闻”说唱艺术逐渐向“宁波甬剧”“小热昏”等形式发展演变,同时创新地融合不同剧种和乐器,不断满足新时代民众曲艺欣赏的审美需求,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保护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融合发展、综合创新:2016年新闻传播学科发展述评

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在2016年有了新的发展,通过文献梳理、对比分析,将2016年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归纳为9个方面。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等系列会议上的讲话,指明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性质和定位,深刻回答了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舆论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新闻舆论观是指导新闻宣传和舆论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南;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重塑和改变着中国新闻业,“媒体+直播”的模式成为众多媒体突出新闻现场感的报道模式,人工智能机器人开始变革新闻生产方式,VR技术进入媒体领域并不断深入,社交化媒体成为重要的舆情场域,在社交化和数字化变革发展中的新闻业呈现危机与机遇并存的局面;媒体融合从业界的媒体创新实践上升到国家战略,媒体融合成为传媒集团创新实践的重要手段,学界也对媒介融合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解析,反思了目前媒介融合的难点和发展瓶颈,认为亟需从业态的媒介融合转向社会形态的媒介融合;在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过程中,传统媒体需要通过媒体平台间优势资源的互补、重组与整合,通过组织融合和机构创新实现战略化转型;数据新闻成为新闻业重要的创新实践,在改变新闻生产方式的同时衍生了出其他社会现象,浅阅读、碎片化阅读和同质化阅读普遍,数据新闻缺乏深度和人文思考的问题突出,应以政府为核心实施“大数据战略”,增加数据新闻的新闻温度;新媒体产品创新的理念和产品重构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新媒体发展进入了社交基因全面渗透时期,新媒体从业者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片面追求市场效应和商业利益,应促进社会化媒体的舆论健康发展;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多种意见的集散地和多元价值观的呈现场所,应从政策法规方面完善网络安全管理,明确各行为主体要担负的互联网治理责任,优化互联网治理模式,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让网络生态逐渐好转;在“互联网+”环境下,当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做的却是“+互联网”,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应在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中反思新的理论面向和学科范式,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引入认知传播视角思考传播学研究的本土转换,反思新闻学的规范性研究;新闻传播院校应推行适应新闻业变化的新闻传播教育,要明确人才培养定位,落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提升新闻传播人才综合实力。     

根据新闻把关原理规范政治信息传播

新闻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每个环节上都站着不同的把关人,他们按照特定的价值标准对新闻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西方新闻事业的产生与权力和资本有着天然的渊源,来自政府和市场的力量一直是新闻把关的重要力量.文章先研究了把关人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西方政府新闻把关的策略,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政府如何对新闻生产进行把关.文章指出,随着公民社会的到来,政府应该在尊重新闻生产规律的基础上对媒体进行把关,并且应该少用"硬把关"多用"软把关".     

中国贪腐丑闻的生产场域及其作用方式研究

贪腐丑闻是指公开传播的有关政治人物（或组织）违反法律法规、党纪政纪、社会公德或公众期望等不当行为的信息。对贪腐丑闻生产场域的考察可以了解各种社会权力是如何通过作用于新闻生产场域而影响贪腐丑闻生产的。在我国,政治场域中的权力斗争成为贪腐丑闻生产的决定性力量;媒介组织在市场机制和宣传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一方面要挖掘和报道贪腐丑闻,另一方面又要与党和政府的宣传政策保持一致,受到多重审查和＂潜规则＂的制约;公民社会环境的不成熟未能为中国媒体的贪腐丑闻生产提供良好的公共空间;网络媒体建构的部分公共领域成为支持我国传统媒体进行贪腐丑闻生产的新兴力量。     

四观电子媒介环境中的信息——探析波兹曼的信息批判思想

尼尔·波兹曼的媒介学思想着眼于媒介方式与整体社会文化走向之间的关系研究,对电子媒介信息的批判是其重要内容。本文以电子环境中的信息为对象,从"条件"、"载体"、"后果"与"性质"四个方面进行审视,阐述波兹曼的电子媒介批判观,揭示电子媒介信息对社会文化倾向的深远影响。波兹曼的电子媒介信息批判对于当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试析奈达的对等翻译理论及其在翻译中的应用

阐述了奈达的语言文化观,从"形式对等""动态对等""功能对等"三个方面系统而全面地分析了奈达对等翻译理论的基本观点。论述了翻译界对奈达对等翻译理论的种种反应以及该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认为将奈达的对等翻译理论应用于中英双语新闻翻译中,将是一个值得研究与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