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作为感之体:《正蒙》中的性及其意义

在《正蒙》中,“性”是气内蕴的乾坤二端相感之“体”,其中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性”是天道生生不已的基本原理与永恒动力;其二,“性”使宇宙万物以相感相应的方式存在。借助前者,张载于大化流行中实现对宇宙万物的肯定,并以此批判天地为因缘所见、人生为幻妄赘疣等论点,同时破除循生执有、物而不化的世俗之见;借助后者,横渠提出人须为宇宙立志的责任担当,通过反其性、大其心,将阴阳、鬼神纳为自己分内之事,实现以宇宙万物为身体、以乾坤相感为己性的庄严事业。如此,则人一生虽短暂,却能像天地、日月一般见证宇宙无始无终的大化流行和生生不已之途,达至与天地同流的圆满境界。     

华希闵《正蒙辑释》对张载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清初江南无锡儒者华希闵所撰的《正蒙辑释》,是站在朱子哲学的立场上,对张载《正蒙》一书的注释.从该书可见华希闵对张载哲学的继承与发展,也体现了张载关学在清初江南地区的跨地域影响.在本体论上,华希闵主张气有聚散,而太虚之体无聚散,清晰地区分了太虚与气这两个概念.在人性论上,主张通过变化气质的工夫,使纯善的天地之性在人身上彰显出来.在工夫论上,认为自我反省和去除恶念是培养德性的先决条件.     

张载《正蒙》“太和所谓道”章疏解?

太和所谓道章为张载《正蒙》首章,亦是全书纲领。在诠释《周易》的基础上,张载使用太和、道、感、性、生、几微、易简、乾坤、气、神等概念,陈述了他对宇宙存在状态及其价值内蕴的理解。此章之难点尤在对道、气、神的理解上。后世注家或以理释道,或以气释道,前者不足以呈现道之活动义,后者不足以彰显道之超越义。本文通过全章细致疏解,指出此道实际涵括生化流行、本体超越与工夫指向三义,展现出张载既为客观天地立基又为主体实践指向的努力。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的“神”论?

神是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的核心概念。在《正蒙注》中,神的涵义贯通本体、作用、人性与境界四个层面,分别指气的清通之理或健顺之性,人之性、心之神,太和之气的神妙不测与圣人之境界,最后是与鬼相对应的神,指的是气之伸、气之来。但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而是与气构成一个统一体,故王夫之又通过神气一体、以神御气和相与为体三个维度来说明神与气的关系,表达了其存神合天的思想宗旨。     

从唐传奇到《金瓶梅》——以理欲交变为考察线索

唐传奇中存在着理欲二重化世界 ,两个世界相互对立、互不交通 ,人之情欲虽然出现在作品中却为理所压制。随着城市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和市民意识的勃兴 ,在宋元杂剧与话本中 ,欲望冲破了理的藩篱而获得了自由 ,理欲二重化世界混同为一。《金瓶梅》作为人情小说的发轫之作 ,一方面它继承了唐传奇理欲分立的思想结构框架 ,另一方面 ,它又颠覆与否定了这种框架中理欲力量的对比 ,但它与唐传奇一样都写出深层次的悲剧精神 ,具体而言 ,这种悲剧精神的一致来源于唐传奇与《金瓶梅》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一致 :创作主体、创作态度和交流方式。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论梁启超的史剧观——以《桃花扇注》为中心

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为了"振国民精神",极力宣扬《桃花扇》的民族意识,成为清末民初第一位勾稽史实、探索《桃花扇》创作主旨的学者。与孔尚任自己的评点本《桃花扇》相比,梁启超的《桃花扇注》在批注范围和批注内容上都围绕史实展开,反映了极具梁氏色彩的史剧观。     

清代学者黄承吉的“正扬论”——以黄承吉论《解嘲》为中心

黄承吉为清代扬州学派有名的小学家,其论扬雄之语却鲜有人关注。黄承吉正扬论由扬雄有雕虫篆刻之说致文为后世诟病开篇,力图澄清与扬雄有关的迷雾。正扬论之《解嘲》篇对于了解全部正扬论的主旨及风格具有重要意义。黄承吉论扬雄《解嘲》的惑人之语,论扬雄为文之深心,论《解嘲》与《答客难》之异同,论扬雄以老氏为门面等,胜论叠出,其老吏判案的论证风格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尤为独特。然其文亦有冗长芜累之弊,而致被人轻忽。     

论沈钦韩的“以考证注诗”方法——以《苏诗查注补正》为例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兼具诗文创作的才能。他综合两方面的长处,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深的考证功力从事诗歌注释,形成了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在《苏诗查注补正》中,沈钦韩针对宋代苏诗的类注本、施顾注本、清代邵长蘅的补施本、查慎行注本的错误作了详尽精细的补正:首先针对性苏诗所用的古典作了补注。其次,沈钦韩拓展了宋代以来诗歌注释中的以史证诗方法的内涵,将证的重点从印证转移到考证上来,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上升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苏诗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苏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补充。     

尤刻本《文选》增注研究——以《吴都赋》为例的一个考察

长期以来,尤刻本《文选》被认为是李善单注本的代表,但是将此本和相关版本进行详细比对后发现,它已经严重偏离了李善注。与已知最早的李善单注本北宋国子监刊本相比,仅《吴都赋》一篇,尤刻本就出现了2035字的增注。这些增注不仅来源复杂,而且大部分找不到出处,比较可靠的推测是:尤袤手中有一个李善注本,而这个注本有大量的旁注附在善注之旁。尤袤在刊刻之时,把这些内容作为善注收入了新刊本。总之,尤刻本是一个以李善单注本为名的杂糅了诸本的《文选》注释本,从学术研究层面讲,是一个很不值得信赖的本子。     

戴震早期哲学思想再认识——以《屈原赋注》为中心的考察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震早年受新安朱子学的影响,是程朱理学的信徒,在思想上为唯心主义者.但从戴震早年的著述考察,他对二程和朱熹的态度始终如一.可以肯定,早年的载震与晚年一样,始终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论梁启超的“自由观”及其可能的盲区——以《论自由》与《新民说》为核心的考察

梁启超是近代向中国引介西方自由概念的重要人物。他最初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将自由等同于强权者的为所欲为与放纵。但是不久之后他对于自由概念的理解就发生变化,指出自由必须是人人共享的价值,强调"人人自由"的重要。而梁启超所理解的"自由"是一个内涵异常丰富的概念。它既指法律保障下的自我选择,也是"真正自我"与个性的展现;它同时还包含民主的意涵,最后它还意指团体自由尤其是国家的独立自主。梁启超对于这些不同意涵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甚至矛盾并没有清晰的认知,他在无意识中似乎认为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能够比较容易达致一种和谐与平衡的状态,在这方面可以说他过于乐观。尤其是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梁启超理解中的这一盲区可能在实践中造成对自由概念本身的歪曲。     

“劝世”意图下的雅俗文学关系 ——以李渔小说《鹤归楼》为中心

在李渔所处的时代,中国古代小说开始更多地出自于作家的独立创作,雅俗文学融合的趋势加强.从俗文学所面临的合法性焦虑可知,这种融合的背后隐藏着一些思想史的课题.本文通过对李渔的小说<鹤归楼>文本的细读发现,在表面的"劝世"意图下,俗文学自觉引入雅文学思想资源的同时,不自觉地将其征用为自身传统的一部分.换言之,雅俗文学的融合过程,也是两种文学传统相互改写的过程.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钱锺书学案的“暗思想”——打通《宋诗选注》与《管锥编》的价值亲缘

钱锺书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人物,之所以迟迟未被公认为是重量级的思想家,究其因,是不对钱1955年始撰《宋诗选注》至1975年《管锥编》脱稿——这长达20年的学思历程作深度阅读,便无计破译钱在特定语境所埋下的貌似散钱失串、实有内在理路的暗思想系统。尤其是《管锥编》在1972—1975年间为自期自律在黑暗岁月也应不失知识人尊严所留下的现代伦理秘笈,一旦在新世纪语境下被敞亮为公众也能分享的公共精神资源,这对滋润且提升当代国魂的新一轮价值觉识来说,怎么高估也是不为过的。     

戴震《屈原赋注》思想内涵的自我超越——以《离骚》解说为中心

戴震《屈原赋注》的定稿本相对于初稿本,在文本解读与思想认识上实现了重要的超越,主要是突破了单一的人格主题,强化了"怼君"的政治内涵,从而更加准确地揭示了《离骚》的精髓,最大限度地释放出屈原作品所蕴含的批判能量。     

孔子思想再阐释——以《论语》中的“远”为考察中心

孔子的思想体系建立在他对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三种关系的理解之上。远作为这三种关系的一种描述方式,在孔子思想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学界对《论语》中远关注较少,因而以远为线索梳理孔子思想不仅饶有趣味而且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     

论《 尚书》 的“ 人神观” 及其思想史意义

《尚书》经典中蕴涵丰富的宗教哲学思想,文本所涉天命、鬼神、上帝、群神、神人等与"神"直接相关之思想概念与哲学范畴,是建构《尚书》"人神观"与先秦宗教神学思想体系不可或缺之内容。《尚书》文本论"神"与论"人",既弥漫着强烈的神性意识,亦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所论人神关系内容,蕴含天人关系、天神关系和天祖关系,是天、神、祖、人、上帝之间立体融合。《尚书》"人神观"反映了殷周之际思想世界复杂之人神关系图景,体现了"人本"与"神本"并行发展之态势,展示了"人神同构""天民一体""神人不二"与"天人合一"之理论特征,彰显了中国古代社会以"神道设教"和"人道设教"为特质的历史文化思想面相。"神本"向"人本"转向之观点,并非完全真实反映历史发展轨迹与状态。"神本"与"人本"、"神道设教"与"人道设教"在中国历史文化进程张力中并行发展且互为补充,并成为社会稳定与人心安定的重要教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