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的困境与反思

政府动员是公共治理中政策过程的一种重要机制。当下方兴未艾的中国城镇化政策过程带有明显的政府动员色彩。然而,对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形成的隐秘机制——政府内输入和公众认同聚合,却缺乏理论层面的必要关注。面对城镇化政策过程中权力精英操控代替公众价值的困境、虚假公众认同聚合所催生的“简单化”的政策逻辑,政府应该在发挥动员机制的特殊功用的同时,着手系统的制度补给与创新。其中的重心主要体现为人本城镇化的政策基点、农民市民化的利益格局调整、政策公众参与制度跟进。     

媒介信任影响政策遵从的双通道模式——基于政策评价的中介效应

媒介生态变革已形成了官方媒介与社会媒介并行的传播格局,这两类媒介信任如何影响政策遵从是传播学和公共管理的新议题。基于3846份问卷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官媒信任与社媒信任对政策遵从的影响呈现差异化的双通道模式：官媒信任可以直接提升政策遵从意愿,也可以通过政策认同、政策获得感间接提升政策遵从意愿;社媒信任不能直接影响政策遵从,而是通过政策获得感间接提升或通过政策认同间接降低政策遵从。两者的共同点是,政策评价在两条路径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政策获得感都具有强化政策认同进而提升政策遵从的作用。两者的区别在于,政策评价在社媒信任与政策遵从的关系中是完全中介作用,政策获得感与政策认同具有相反的作用效果。     

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

国家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国家制度结构下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直接影响着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国家通过开展民族工作和实施民族政策,建立公民"民族成份"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从制度上建构并确立了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     

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关于内蒙古S旗生态移民的社会学分析

在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得到广泛实践的生态移民政策,延续了中国长期形成的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危机应对"和"政府直控"的特点。通过对内蒙古S旗的实地研究,我们发现生态移民政策的实践过程是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精英、农牧民等多元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在复杂互动关系的背后是由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以及地方民众所形成的权力和利益网络。自上而下的生态治理脉络中,地方政府处于各种关系的连接点上,其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的"双重角色",使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     

东亚生产主义社会政策模式的产生和衰落

在比较福利体制这一研究领域,人们对于"东亚福利"问题的探讨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尽管如此,研究者对于东亚国家是否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社会政策模式,以及如何解释这些国家福利体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等问题,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本文从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东亚福利体制的一个共同点,即以生产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发展战略出发,来考察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在形成东亚政策模式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研究提出生产型社会政策模式与东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为分析东亚福利的特点及其发展原因提供了新思路。本研究也解释了八十年代以来在这一地区出现的民主化运动对于东亚社会政策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对于这一区域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乡镇政府的选择性政策行为分析

乡镇政府在政策过程中的多维角色地位,使其承担着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责任、自下而上的社会回应责任和自我管理责任.乡镇政府政策行为和效果是通过其官员的行为来实现的.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与其他社会环境因素的多重压力下,乡镇政府制度安排的结果是形成了压力型体制.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必然做出选择性政策行为.而选择性政策行为的后果是扭曲了三维政策责任.解决乡镇政府选择性行为的根本途径在于制度变革,而变革的思路主要有组织变革和民主政治改革两种思路.     

信任与秩序: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

信任和秩序的适应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传统社会,统治者依靠思想灌输,建立起与统治相适应的外控型秩序,促使人们对统治者产生超乎寻常的个人信任,普遍的人际信任则难以建立.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基于理性规则及普遍信任,产生民选政府并管理社会,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自控型秩序,这种秩序又反过来巩固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在转型过程中,社会自发产生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需要,统治者是否主动适应并改变外控模式,对社会平稳转型至关重要.     

政策类型与政策执行:基于多案例比较的实证研究

以洛伊(Lowi)的政策分类框架为基础,运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对中国背景下政策执行问题进行的研究表明:分配政策的执行偏差往往是由政策本身的因素造成的;构成性政策执行的关键在于不同执行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规制政策执行难度大,影响其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一是规制对象的特点,二是能否有效控制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建立在权钱交易基础上的合谋;再分配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生产商和公众等利害相关者会围绕其所蕴含的巨大利益空间展开复杂的利益博弈。在现有的制度背景下其必然结果是地方政府、生产商和社会中上阶层在博弈中获胜,共同瓜分再分配政策中所蕴含的巨大利益,导致政策执行失效。     

信任对经济政策效果的影响

信任结构是一个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社会规范,属于非正式的契约关系。它不单是一种道德规范,也有助于交易的达成和交易成本的节约,因而被称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本。信任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诸多因素,但是最重要的莫过于文化传统,以此,福山将社会划分成两种信任结构:高信任度社会与低信任度社会。中国属于低信任度社会,或者说是特殊信任社会。社会信任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对信息的获得和市场交易关系,也影响人们对政策变量的评价,导致经济政策效果的弱化。我国的特殊信任结构决定了政府政策的单一性和政策效果的有限性,政策实施须付出更大的机会成本。鉴于信任结构的文化属性,短期内要改变这种状况是困难的,政府在短期内能够做到的只能是有针对性地加速某些正式制度的建设,尤其是将政府的行为置于法律的监控之下。     

政策预期与政策认同及其对于社会公正的意义

社会公正问题,既是社会政策的问题,也是人民心理认同的问题。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就是政策预期和政策认同的问题。如果人们对于正在施行特别是未来将要施行的政策所能给自己的利益带来受益或受损的情况有所准确判断,那么就说明社会具有较高的政策预期值,反之政策预期值就低。而由于政策的调整过程同时也就是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所以任何一项政策的施行都将在实际上导致一些人的受益和另一些人的受损,这就产生了人们对于政策的认同倾向问题。这种政策认同程度的高低与政策预期值的高低一样,都将影响到社会成员对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体认。     

政策网络:政策科学的理论创新

政策网络是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后现代政策科学的主流话语和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它主要研究政策过程中相互依赖的行动者的稳定社会关系模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政策网络中,行动者在网络中的地位、政策参与者关系的强弱以及网络的开放程度都会影响政策后果.政策网络理论在发达国家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后果与政策变迁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作为后现代政策分析的新框架,政策网络是对传统政策分析理论的超越,它对中国政策科学的深入研究以及中国当前政策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借鉴意义.     

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中的政策空间

凡是存在公共政策的地方,就存在着政策空间和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互动是本文阐述的中心。本文认为政策空间是由“政策企业家”参与其中,通过“溢出效应”等逐步渗入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之中;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的定位则是在一定的规则体系指导下,经过不同的政策价值层面由政策空间的渐进拓展来完成的。     

社会政策创新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自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提出以来,我国政府迅速推开了一系列针对贫困人群的社会救助制度,这些措施无疑会对改善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和权益做出贡献,也为社会发展提供机遇.然而,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仍面临多方挑战.一方面,一些传统的应对市场经济风险的社会政策工具,在我国的使用效果非常有限;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基础性的社会制度的缺陷或缺乏,诸如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的法制环境以及基于民主政治的公共和私人利益的表达和实现机制等,这使我国社会政策的作用和效果也受到了制约.为此,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政策要从基础制度的建立和改善入手,在此基础上从中长期战略的视角出发,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     

政策结果的多面向:寻访新政策网络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策网络理论在欧美国家盛行至今.该理论围绕着政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因政策资源相互依赖而形成的不同关系模式来描述、解释或预测政策过程及其后果.本文从结构主义、行为主义视角梳理了该理论关于政策网络对政策结果影响的观点,无论是"结构一后果"逻辑观,还是"行为一后果"逻辑观,片面强调结构或行为的局限性不言而喻.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的偏执,使得学者们在检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能统合结构与行为于一体的新制度主义分析视角,以进一步增强政策网络对政策结果的解释力.     

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微观经济规制政策的关系

文章分别论述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微观经济规制政策的内容、有效性及存在理由.从实施依据、目标、主客体、手段、调节对象、调节特征等方面比较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微观经济规制政策的差异,并且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认为两者之间具有互补性,有互动关系,互为基础.     

当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否决现象探析

政策否决指政策过程中政治主体行使否决权,促使决策者放弃或改变议题、决定的现象.政策否决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政治形式,逻辑上构成共识政治过程的一个环节.我国政策否决现象可分为历时性政策否决、共时性政策否决两种基本类型.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否决出现了重大变化,显示了公共政策过程朝向民主化的进步.但是,政策否决的非正式性较为突出,现有制度缺少把体制外否决纳入到体制内否决的机制.     

政策科学的演进: 政策因素研究的视角

流行教科书对政策科学演进史的解读,是一种阶段模型.其实,这只是政策科学发展的路径之一.由于政策阶段只是政策主体行为的理论外化,而人的行为总是多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因此政策科学的演进,其内在的路径必然是人类对政策过程中因素的不断发掘:先是一种具有科学理性的认识因素的发掘与理性的政策过程理论的形成;接着是权力因素的重新发现与政策过程技术与政治双因素理论模式的出现;然后,政策科学转向多因素理论研究.由于这种理论转向,政策科学的范武革命深入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研究的前沿课题.     

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及其趋势

社会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并行不悖共同发展。下一步，社会政策的发展重点在于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公平进行一定程度的弥补，也就是向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