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律赋的散体化倾向

晚唐律赋在语言和结构上都出现了散体化的倾向 :惯于采用对问体的结构是有意回归古赋的表现 ,而遣词造句方面流水对的大量使用、上下句句意的频繁转折变换、十字句法的运用以及语言的平易流畅都体现了散体化特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律赋过分雕琢 ,引起了古文家包括律赋大家的不满 ,因而有意矫之以散 ;同时 ,古文运动的余风在晚唐尚有影响 ,朝廷重视古文的思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注重散体的科场文化取向 ,也对士人的律赋创作朝着散体方向发展起到了导向的作用     

论唐代律赋之“雅”

“雅”是唐代律赋的首要风格,唐代律赋批评体现出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以雅正为宗”的创作规范源自汉赋批评的“丽则”理论,进而成为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唐代律赋之“雅”又可分为“庄雅”和“娟雅”两类风格范畴,同时在声律上也有所体现。     

论宋体律赋

依宋代科举定式所作的律赋,我们称之为“宋体律赋”。宋体律赋在唐体律赋的基础上演化而来,在命题范围、韵数、用韵次序及韵书等方面都表现出相当严格的趋向,其格法程式也远较唐体复杂繁琐。就写作特点和思想内容论,宋体律赋明显地具有两个倾向:一是自从规定题目须有出处(儒家经典和子、史)之后,律赋创作逐步走上了议政、说理的道路;二是随着宋初儒学复兴运动的再度兴起,“以学为赋”成为潮流,并且随着理学在南宋后期成为官学,天理性命、格物致知又成其为重要内容。由于在内容及形式上受到种种限制,因此,对宋体律赋的综合评价不可能高,而近年来学界对其肯定则显得过多。要之,宋体律赋是科举考试的产物,与明、清时代的八股制艺一样,内容空泛、歌功颂德、缺乏文学精神是其致命的弱点,为文学史家所不取乃理所当然。但科举程式所打造出来的形式美,特别是它的音韵、文字运用技巧,仍是一笔可资借鉴的遗产。不过需要记住:连这点仅供耳目感官享受的美,北宋中叶以后的律赋中也已消失了。     

推动唐代律赋形成的两股内生力量:"诗化"与"文化"

作为一种兼具"诗"、"文"特征的特殊文体,辞赋在发展过程受到"诗化"和"文化"两股力量的支配。"诗化"的力量促使辞赋语言走向整齐化、骈偶化和格律化。"文化"力量则通过在赋中添加发语,插入异质句式,使用长骈句等方式使赋语走向散文化。被唐代科举定为应试赋体并加以规范的律赋,正是"诗化"和"文化"两股相反的力量均衡发展,互相妥协,达到暂时性平衡的表现形式。     

朝鲜时代科试律赋考述

朝鲜时代的科举考辞赋,其体式有古赋、律赋、六言体.相对而言,律赋在科举考试中所占比重最小,留存作品也很少,因此,律赋成为科举文体的事实及其施行过程很少被人研究.其实,朝鲜时代自明宗朝开始就兼考古律赋,朝鲜末期的别试亦时而考律赋.朝鲜时期的科试律赋既继承了唐宋程式赋的特点,又具有其自身特点.     

论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的作用

对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所起的作用,向来少有人关注。律赋与词体在起源上具有"共时"的互动作用。律赋参与词体体式建构,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力,使之能够突破律诗整齐划一的形式,运用灵活多样的句式来表情状物。在篇章、结构、布局、作法等方面,律赋为唐宋词尤其是慢词准备了艺术经验。作为科举取士主要手段的律赋写作还为词体提供了生存土壤,进而影响到词人的填词生态、心态与行为。要之,无视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的作用是失之偏颇的。词的体式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律诗与词的关系上,词体是律赋、律诗、骈文、乐府等多种文体的复合物。     

论白居易律赋的精神特质及艺术成就

白居易早年所创作的13篇律赋,从题材内容上可分为体物、言情、纪事、说理、论文五大类型。这些赋体现出朗畅奋发的气度、以人为核的睿识、通达不滞的风采、万物俱美的情趣等精神特质,并取得了立意高远、以论为长,化骈为散、文笔纵放,章法得体、结构井然等艺术成就。     

论文学语言的音乐性在赋体骈律化中的作用

明代徐师曾把赋划分为四种类型：一古赋,二俳赋,三律赋,四文赋。根据赋体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考察,前三种是赋的主要历史变异形态,而文赋不过是对汉赋的超度复归,因此就赋体发展的直线走向来讲,由散趋骈,由骈而律是其衍变的主脉络。本文认为,赋体文学向骈律化方向发展与这种文体本身的形态特征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关系,这中间又贯穿了文学语言音乐性的审美追求     

窥陈编以盗窃--论唐代律赋语言雅正特点的形成

唐人在律赋创作中常取法前代典籍特别是先秦儒家经典 ,作者或引用成语 ,或点化经典中的语言 ,或袭用经典中的句式 ,从而有意识地造成了律赋语言雅正的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是与科场文化的导向以及古文运动的影响分不开的。     

从晚唐诗风看晚唐诗人的生命意识

在论及晚唐诗风时,后人多以“衰飒”和消沉作为定论。其实将晚唐诗人所处的社会、时代、遭遇和诗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却可以发现,诗人们却有着积极的生命意识,他们以诗歌寄托心灵,安顿生命,倾心关怀历史人生的命题,找寻生命存在的本质;努力追求把人世间的不幸和自己的穷愁失意化为不平则鸣的倔强抗争和对不合理社会的抨击;追求平和雅正的心态,不论处于顺境或逆境,都能安之若素,在淡泊平和的情感状态下,善于进行精神上的自我调节,诗人的处事态度和生存方式、生存理念、人生观以及文学观,都充满了对自由与和谐的憧憬和向往,从而更加崇尚心灵自由、精神解脱。     

论晚唐五代享乐词的创作特点

本文以晚唐五代享乐词为研究对象,按其内容,分四大类加以描述,同时指出,此时享乐词的作者,在描写末路狂欢的生活时,多怀着好景不长的悲叹。喜极而悲、百感交集的情绪,使晚唐五代享乐词在艺术上呈现出抒情"距离化"的创作特点。     

“晚唐”、“晚唐体”及宋人对唐诗的分期

“晚唐”、“晚唐体”及宋人对唐诗的分期涉及宋人对唐诗的理解问题。本文就“晚唐”、“晚唐体”的源流进行了考证 ,并论及了与之相关的宋人分期唐诗的问题。     

以情纬文——曹丕赋的诗化探析

赋的抒情化是“赋的诗化”的本质体现。曹丕的赋,或自抒怀抱,或者代他人抒情,或因景、感物抒情。均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使得赋作情感绵邈、细腻,打破了汉赋物情相离的传统,开辟了赋的诗化的新起点。     

唐代律赋与诗歌在押韵方面的相互影响

唐代诗与赋关系密切,相互影响。其间,题下限韵律赋的形成,元白次韵的出现,需结合诗与赋均有“押强韵”一格,彼此存在互通互动关系,加以认识。     

晚唐宦官专权的表征、由来及儒生之敌意——晚唐五代文学思想背景研究之一

本文主要探讨晚唐宦官专权状况及儒家文官体系对它的敌意等。本文认为,晚唐宦官专权明显有扶立皇帝、任命节度使和监军等三大表征,其由来是皇帝的有意授权并通过＂四贵＂实施。从社会学看,儒家文官体系与宦官的斗争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其焦点是政治权力和经济目标;从文化人类学看,前者的敌意源于由竞争带来的危机感和嫉恨。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论扬雄的赋学批评

扬雄的赋学批评以五十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在其前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主要表现为对司马相如赋的模拟与崇尚,甚至认为相如赋是"神化所至";在其后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则表现为对赋的"劝百风一"的反思,对"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分。而"丽以则"的价值准衡,则在其前后两期的赋学观念中始终一以贯之,并对后世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唐怀乡诗研究

晚唐的怀乡诗,在诗人的数量和诗歌的数量上都多于初唐、盛唐和中唐各个时期。此期怀乡诗继承了中唐时期写实性的创作取向,并把它发扬光大,更加接近对平凡、衰微的人生抒写,更能真实地展现下层寒士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透现出士人由渴望建功立业到雄心壮志泯灭的痛苦心路历程;在情感基调上,明朗、昂扬的情思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感伤、悲痛和无奈。     

魏野诗风之归类与宋初“白体”“晚唐体”之内涵

魏野诗风归属晚唐体还是白体,在宋代就存在分歧,今人的论述也相对模糊,这涉及到对宋初白体与晚唐体内涵的理解。事实上,语言是否浅易,是否多唱和之作,是否多抒闲适之情等,并非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界限,叹老嗟卑的悲哀情绪也不是宋初晚唐体的特色。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根本界限在于创作理念的不同。白体主张"见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晚唐体主张"象生意后",苦心经营,锻炼景联与颔联。其中前者强调对景能赋的写实,后者注重缘情布景的营构。质之魏野诗作,则明显属于晚唐体。考辩宋初白体与晚唐体不同的创作理念,是深入认识宋诗发展演变的关键。     

《三边赋》之《西藏赋》论略

以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为代表的清代乾嘉道之际的边疆舆地赋,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地域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其中的《西藏赋》,从作者及版本、赋作内容、特色与价值等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并与当时特定时代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相结合,探讨《西藏等三边赋》所产生的时代背景。     

论“元祐赋”：以苏门文士为中心

“元祐赋学”是“元祐学术”的内容之一。当时主张复科的苏轼等面临着来自新党和旧党两方面的攻讦和质疑。缘此，苏轼、黄庭坚在元祐期间躬身写作律赋及“效进士体诗”，并组织、教导门人写作律赋，乃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诗赋取士的实现。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由苏、黄等一代文师倡导、参与的“元祐赋”，不仅仅是科场应试的工具，更兼具文学、思想和文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