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的变迁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当前,这一群体的婚恋观正经历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但由于社会及个人的因素,其婚恋观还存在消极的一面。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的引导,促使其健康转型。为此,社会应营造良好的氛围,政府也要积极发挥职能,深化改革,特别是消除二元社会体制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的健康转型提供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分析——现代性的渗入与缺失

现代性是深刻冲击人类历史的现代文明变迁,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对于现代性不仅是被动地接受,也有积极地适应和调整.同时,作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联结,农民工拥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巨大潜力.现代性通过教育、传媒、城市生活的经历等途径渗入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更接近于市民,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对工作目标的追求等方面都已经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现代性的实现,还存在结构性的缺失,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横亘着许多刚性的制约因素.现代性的渗入与缺失都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上,这将影响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方向与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综述

新世纪以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成为理论界的热点。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划分、价值观分化、市民化等方面对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期为进一步开展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提供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获得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这与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有很多新的特点,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不但没有多大改观,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越来越严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现状令人担忧。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进程中却遭遇着以下困境：制度困境、生存困境、发展困境和心理困境。笔者认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尽快从根本上解决事实上存在的困境,即寻求走出困境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而继续教育是提升农民工综合能力、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重要路径。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管理制度不健全,教育内容供给与需求脱节,教育形式单一,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等诸多问题。为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应积极发挥其主导作用,不断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健全教育机制,构建满足多元需求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并持续增加财政投入,提供充分经费支持。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婚恋困境

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经历,使他们的婚恋观更加现代,但同时又缺乏相应的社会环境支持。谈一场自由的恋爱、成立一个温馨的小家,对他们来说还有些奢侈。他们在婚恋问题上面临诸多障碍,如收入低、工作时间长、人群接触面小、从业人员性别组成单一等等。     

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人格发展状况及影响因素

根据成都城区抽样调查的结果,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人格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人格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换但更倾向于现代性的过渡型人格中.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学历、传媒接触、城市经历、工作组织化程度、社会交往对其现代性人格的发展有显著影响,而家庭背景对其现代性人格的发展没有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农民工问题是全国性关注的热点问题。而我们现在提的农民工大多指90年代出来务工的农民,不同于早期进城打工的农民。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不仅具有他们自己的特征,而且他们的社会资本也在发生着变化。本文的主旨在于揭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社会资本情况。     

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发展迅速,其在为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面临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消费水平高但劳动耐受力低。二元户籍制度的社会结构,劳动法律制度的缺陷及执法监察部门的缺失,加上农民工自身缺乏社会经验、法律意识淡薄,导致新生代虽在城市中劳动却无法享有社会保障的福利。由此,应当健全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明确保障对象、内容并统一保障标准;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加强执法力度,强化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运行中的促进和监管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应转变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积极维护自己的社会保障权益。     

对新生代农民工从业心理的若干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新环境中就韭现状并不乐观。本文分析了当今社会环境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现状及其心理特点并针对性地提出改善措施,从而有效地指导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维持社会的稳定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 生活在城市的推拉之间

文章尝试使用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巨大的人口迁移流进行解释。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农村给予新生代农民工的“推力”依旧、“拉力”却越来越小;而城市给予他们的“拉力”和“推力”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大。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推拉”因素之中有一部分制度性因素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及城乡歧视造成的“推力”过大、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导致“拉力”过大。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我们提出两条思路,一方面,城乡户籍限制的放开是根本途径,但先决条件是解决大城市“拉力”过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人口退出机制”亟待建立。     

厦门进城务工人员的婚恋家庭认知模式分析

以厦门市进城务工人员为例,通过问卷调查访问发现,随着城市化的过程,该群体的婚恋家庭认识模式发生诸多改变：择偶时的个体自由度增大、性观念相对开放、婚姻的幸福度不高,特别是同居率的增高对女性造成伤害以及外来人口的流动性对家庭的稳定性形成冲击,因此,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健康的婚恋教育,合理解决其家庭矛盾,增强其幸福指数,对提高城市化管理水平、推进城市化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社会化水平比较低,具体表现为政治认知水平不高、政治情感意识不强、政治信念不够坚定、政治参与不够充分与规范。究其原因,既有农民工自身方面的,也有政府政策层面的、用人单位方面及社会方面的。在分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社会化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从个人、政府、用人单位、社会四个方面努力,共同推进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社会化顺利进行。     

试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的建构

在＂十二五＂规划的新时期,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会越来越受到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新的特点,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要从农民工所具有的新的特点出发,全面分析我国利益表达机制的现状及问题的原因,通过实现利益表达的制度化、组织化,拓宽并畅通利益表达的现代化渠道,达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完善是保护利益的源头,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有利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一个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庞大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近50%的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渴求彻底地融入城市生活,然而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在这一矛盾的前提下,社会的稳定受到了挑战。新生代农民工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在面对外在客观环境、自身价值定位及切身利益实现的诸多现实问题时,他们对社会稳定具有双重影响的作用。因此,探索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有益于我们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     

佛山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基于2010年实地调研数据,发现目前佛山外来工子女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从外部环境来说,主要有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免费门槛过高、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公办学校财政和学位压力较大,民办学校扶持力度不够、教学质量没保障等;从外来工自身方面来说,主要有文化素质不高、家庭教育支持欠缺,收入水平低等。今后佛山要进一步放宽外来工子女入学准入制度、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完善外来工子女教育救助制度和重视外来工子女心理健康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及对策研究

阐述了教育培训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剖析了教育培训存在机制不健全、经费投入不足、培训内容不切实际、培训方式缺乏灵活性、对培训重要性认识不足等问题;指出加快教育培训法制化进程,多方位筹措专项教育培训经费,加强培训基地及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教育培训内容和培训手段等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受雇农民工数量和工资的变化趋势研究

受雇农民工是农民工中数量最庞大但很少被专门研究的基本群体,其数量和工资的估计受到既有农民工数量和工资调查研究中统计口径不一致的困扰。以微观数据为基础的一致统计口径可以纵向连贯、横向可比地考察受雇农民工数量与工资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外出农民工数量已从增长阶段进入基本稳定阶段,其内因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这是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必然结果。（2）受雇农民工数量总体上虽略有增加,但也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而且青年农民工（35周岁以下）的比重在逐年下滑。（3）受雇农民工工资水平虽有显著上涨,但与城镇职工的相对差距却有所扩大。（4）学历工资的阶梯状分布在大专及以上学历阶段呈现跳跃性,且这种跳跃性仍有扩大倾向。研究结果揭示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结构性分化,同时也表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复杂性和现实困难性。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孤岛化”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面临着精神文化生活“孤岛化”问题.常住地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城市社区发挥主要平台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活动;用工企业承担自身社会责任,鼓励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自觉融入城市精神文化生活.由此形成社会合力,最大限度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让他们充分享受文化发展结果,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