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弗莱与英国现代主义运动中的中国风话语建构

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深受中国古典艺术的影响,他对中国艺术的介绍与阐释也将其引入了英国现代主义的话语范畴。在弗莱等现代主义文化精英的引领下,20世纪的中国风经历了多维度的话语转型,它从文化物质和视觉艺术转向了精神和审美维度,又被纳入了比较文明的讨论之中。弗莱将中国古典艺术阐释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典范艺术,而注重艺术形式与生命精神相结合的中国古典美学理念也反过来影响了弗莱的现代主义美学。     

诺斯洛普·弗莱的莎士比亚喜剧批评

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不仅构建了原型批评的理论大厦,而且对20世纪莎士比亚喜剧批评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弗莱认为,莎士比亚喜剧是“绿色世界喜剧”,它将新喜剧中的主人公的胜利和旧喜剧的仪式化的死而复生结合起来,同时又加入了不同的“喜剧性解决”,最终使其成为了一种新的喜剧形式。弗莱认为,文学(尤其是喜剧)并不一定是对生活的模仿或评价,也可以是技巧的重复和程式化的写作,喜剧是高度程式化的艺术形式,人物也是高度风格化的。弗莱强调喜剧的程式化和传统,而这种传统在莎剧中是通过结构和角色来体现的。弗莱提出,必须从喜剧结构出发来研究喜剧人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角色功能理论”。总之,弗莱的莎士比亚喜剧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对文学研究理论化的追求。     

诺思洛普·弗莱思想中的“神话性”和“社会性”

本文从分析弗莱的代表性著作《批评的解剖》入手，指出弗莱思想中的二重性，也即“神话性”和“社会性”，并且集中探讨了三个方面：（ｌ）弗莱思想中不断出现的“关怀的神话”；（２）弗莱的社会批评及社会责任感；（３）弗莱思想遗产中的积极方面。作者认为，弗莱的遗产不仅体现在他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而且更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哲学家或思想家。     

析郑板桥写意艺术化相的创作方法

本文对郑板桥《画跋》中“眼中之竹” 、“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次“化相”规律做出一些探索，并分析其“化相”的方法、作用和意义，以求对传统意象写意艺术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有所裨益。     

波希米亚浪荡子与唯美主义精神的内部穿孔

波希米亚浪荡子是唯美主义精神和波希米亚生活杂交的特殊人群，他们活色生香地进行着“艺术生活化”的广泛生活实践。这种实践促使唯美主义运动渗透出日常生活审美气质。换言之，沿着波希米亚的生活道路，英国唯美主义的浪荡运动导致其“为艺术而艺术”观念自身的内部穿孔，与欧洲大陆的先锋派运动潮流表现出历史趋向的一致性，成为20世纪“艺术与生活实践领域重新融合为一体”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艺术创造成果的创新与艺术符号的和谐化

在现代科技的强势作用下,艺术符号从强调情感“意义”走向强调形式“表达”,其表征智性和审美精神的空间被挤压,变得冷冰冰的,缺乏人情味。只有“意义”与“表达”均衡即和谐的艺术符号才是适当的。而均衡“意义”与“表达”的和谐化艺术创新的实现,就是要通过与科技融合、市场流通来物化“表达”,并以和谐思想规范艺术创造力的“意义”。     

从“艺术的终结”到“领域的扩展”——美国“十月主义者”艺术写作与美学新进展

当代艺术的美国化早就木已成舟。对理解与塑造这个现实，美国当代艺术写作产生了多种回应，如“艺术机制”“艺术界”“艺术终结”“领域的扩展”等，其中，亚瑟·丹托的“艺术终结论”广为流布。但仔细研读、比对、鉴别，“艺术终结论”并不是此时美国最有价值的观点。同期出现的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萨琳德·克劳斯为旗手的“十月主义者”介入美国当代艺术的策展、对话，长期致力于对前卫艺术的理解，提出“领域的扩展”等观点，界定了当代艺术批评的秩序。通过对“十月主义”批评的分析，在艺术批评与美学发展的新进程中，可以还原被遮蔽的“另类景观”，以改变国内学术界对域外学术思潮长期存在的单一、独断、遵从式的做法，消解“艺术终结”论的遮蔽，为构建自身艺术理论提供参考与铺垫。     

主体化:异质诗学文化中的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艺术

本文采取“整体描述”的方式，在中西诗学传统的理论背景上，考察了中国现代诗歌意象形态上的“风格化转变”：主体化艺术取向，并通过对中国现代诗歌主体意象的主要营建样式（原创、变异和譬喻）的详尽归纳与分析，呈现出了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艺术朝向西方诗学的“异质化”特征     

艺术终结研究：现状与问题

“艺术终结”是当前国内外文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我国的艺术终结研究主要围绕“什么是艺术终结”以及“艺术会不会终结”展开。通过评析总结二十年来国内艺术终结研究的状况认为：我国的艺术终结研究存在缺乏对话争辩、缺少艺术批评、缺失理论建构等问题，可从方法性、历史性、当代性等方面进一步拓宽思路、深化研究。     

大学公共艺术课程的异化现象及对策

目前大学公共艺术课程存在技能化与专业化、非艺术化、非课程化、功利化等异化现象。要加强公共艺术课程建设,就应树立主体课程观、素质发展课程观和体验课程观,构建公共艺术课程体系,实现大学公共艺术课程“角色管理”。     

吹向西方的东方杏花--庞德等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吸收与传播

本文梳理了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的儒学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之后,主要介绍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兼学者庞德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儒学著作的翻译及其在他宏篇巨著<诗章>中的运用,看出庞德一方面把中国古代文化看成是他思想和艺术追求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又把孔子的儒学看作拯救西方的一剂良药.庞德一生致力于把中国古代文化介绍到西方去,让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传播,使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大放光彩.     

从梁启超文化思想变迁看中国文化前景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的复杂人物，与多变的时代一样，其文化思想也几经变迁，他处心积虑几十年探索中西文化问题、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给后人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理论思考。中国文化的前景必然是选择现代化，一方面它将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最大限度且毫无条件地吸收一切先进的东西，实现创造性的综合与再铸。     

宗教杀戮与文学拯救——论迈克·朗利诗歌中的民族文化情愫

作为第四任“爱尔兰诗人之椅”的荣誉持有者,诗人迈克·朗利在众多当代爱尔兰诗人中独树一帜。通过糅杂于诗歌中的各种民族文化情愫,朗利用细致深沉的笔触表达了对北爱尔兰宗派冲突的批判以及对和平的殷切向往。他一方面痛心于同胞间的冷漠、隔阂、杀戮,另一方面在自身诗歌写作中积极关注家园和时事,以文学参与当代北爱尔兰的民族文化重建,凸显了高度的文学伦理使命感。     

司马迁天人观的多重性及其原因初探

本文认为,司马迁的天人思想是多重的,他既相信天命,却又对天命持怀疑的态度,进而在一些地方否定天命论.司马迁的多重天人观的形成,离不开以下几个因素:司马迁的思想渊源,西汉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又并不发达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     

评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

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构成其思想体系中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传统文化,他一方面主张解构儒学意识形态,主张汉字改革,批评旧医的不科学性,这些与新文化运动的取向基本一致;另一方面他本人对于孔子抱以极大的尊崇,对儒家的中庸之道情有独钟。对于西方文化,蔡元培特别强调学习欧洲文化中的科学观点,所谓"欧化"就是"科学化"。学习西方文化最要紧的是"择善",择善的标准并无中外之别;融合中西文化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欧化",也非保存"国粹";中西文化接触是为了达到相互理解,消除冲突。蔡元培将新文化运动定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对北大学风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翻译应注重异国文化与语句流畅之间的有机统一——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

2012年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的英译本发挥了重大作用。莫言小说中的“中国文化色彩”能否被接受和欣赏是衡量翻译成败的关键因素。本文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基础,探讨译者葛浩文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一方面,译者努力传达异质文化的“他者性”,使读者领略到“异国情调”;另一方面,为保证译文的可读性,译者做了适当取舍,较好地保证了译文的“流畅透明”。然而,在文化背景解释不充分的情况下,译者为追求译文的“流畅透明”而对个别富有“异国情调”的词汇进行了删减、更改,这导致原著中的“反讽”艺术效果消失。       

东西文化观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另类”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为考察中心

作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另类”代表人物，中村敬宇对儒学和西学均有深厚的造诣。通过自身的深入体察和研究，中村敬宇概括出“敬天爱人”的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实质，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成为他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观点，也是其东西文化观的特色之所在。在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中村敬宇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相继发表《支那不可侮论》《汉学不可废论》等文，批驳当时日本片面追慕西方文化而全盘否定儒家文化的言论思想。与此同时，他与王韬、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探讨彼此关注的问题，其代表性著作、译作也经由梁启超等人的引介而传入晚清中国，形成了近代中日文化、思想的双向交流。考察中村敬宇的东西文化观及其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当下我国传承和弘扬儒家学说的合理因素及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增进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在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交流日趋兴盛的当代国际大背景下坚持和倡导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原则也不无启示。     

蒙文通对六经皆史说的批评及其经史观的时代意义

蒙文通在对待经史关系问题上,既主张经史分途,批评六经皆史说,又认为经、史有一定的联系。其经史观认为经学乃中国思想文化的无上法典,其影响远非史学等所及,不应以西方学科之分类来衡量经学,这在当时儒家经学扫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陈大悲“爱美的”戏剧理论与戏剧人生

陈大悲是中国现代戏剧界集演员、导演、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戏剧教育家于一身的人物。他对中国现代戏剧最大的贡献是其对戏剧艺术和戏剧理论的研究态度，他一方面创办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做一些普及戏剧常识的工作；一方面彻底批判旧戏、文明戏，为倡导爱美的戏剧理论扫清道路。陈大悲的《爱美的戏剧》是第一部关于研究戏剧艺术的书，填补了中国现代戏剧研究专著的空白。在该专著里，陈大悲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剧本、导演、表演、舞台美术设计的系列理论，为中国现代戏剧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索尔·贝娄作品看其伦理观

贝娄作品的伦理观有如下特点:他对伦理的认识是内在与超越的合一。一方面具体化为内在矛盾的不断展开过程。推动其伦理观不断变化的动力是犹太人在"异域"文化中所遭遇的"生存实践"困境,即同化和反同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他的视野没有局限于犹太人及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问题。他在思考该问题时立足"个体-集团-类存在"这一大视野,提出了化解人类矛盾的途径:消弭隔阂、增加信任,进而建立兄弟情谊。为此,他的作品才具有世界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