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与“兵”的历史辩证——《淮南子》战争观新论

"政治―战争"是贯穿《淮南子》战争观的核心命题;"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是其战争观的根本原则。以"道"、"义"统"政",以"政"制"兵",是《淮南子》战争观的基本思路,反映出道、儒与法等多元思想的历史融合。主张"政"、"兵"相融,对战争进行高度政治化的反思,这是《淮南子》战争观的理论特点,对先秦兵家思想有所丰富和发展。     

《淮南子》论“谏”及其思想内蕴

"谏议"是专制君主政治的重要内涵之一,秦汉时期的《淮南子》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思和认识。《淮南子》认为谏议对统治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政治上能矫正君失,和辑君臣,促进王朝稳定发展。《淮南子》反对刚愎自用,拒谏妄为,主张统治者应理性求谏、善于听谏和积极纳谏,对自身政治行为有所约束和调控,构建良性的君臣关系,实现"圣王"之治。《淮南子》论"谏",在政治哲学上,受到黄老道家的决定性影响,而在政治权术上,道、法思想则有所相通;与道、法相比,儒家的思想影响略显逊色。《淮南子》论"谏"不仅在秦汉道家中最为深入,而且也成为西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谏议思想之一。     

刘安《淮南子》的编撰思想

《淮南子》是西汉前期的一部集先秦思想之大成的绝代奇书。其编撰宗旨是"纪纲道德,经纬人事"。在这一思想的导引下,《淮南子》以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道"为逻辑起点,以"明道"为基本线索,并贯穿自然、社会和人类之中,构建出庞大的思想体系。"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的思想和气魄催生出"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的编撰选材观,赋予《淮南子》汇聚诸子、熔铸百家的卓越品格。而"多为之辞,博为之说"的编撰风格论,既是出于阐述"至深"之"道"和"至众"之"物"的需要,也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主动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淮南子》颇具铺张扬厉的汉赋之风。《淮南子》以其博大精深的编撰思想,奠定了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编撰史上的不朽地位。     

《淮南子》论“李斯”二题

《淮南子》对秦相李斯的政治实践深为批评,认为其促成秦王朝的历史性覆灭,罪责难逃。在《淮南子》中,虽然仅在《人间》与《修务》中两次提及"李斯",但却以儒家为主,兼融黄老、墨家,体现出多元化的思想意蕴。《淮南子》着重从儒家"德治"与"尚贤"思想出发,对李斯进行政治反思和批评,揭示其内在的历史局限。黄老与墨家,对《淮南子》的李斯之论也有所影响,但逊色于儒家。《淮南子》论及"李斯"时,提出"阴德"、"治乱"之说,这在秦汉时期的"李斯"论中新颖独到、别具深意。     

《淮南子》之“宜”的设计思想研究

《淮南子》文笔瑰丽、思想深邃、理论精辟,集道家之大成,其中“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是《淮南子》设计思想的精髓,这一思想对汉代及其以后的造物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句中的“宜”在此处有恰到好处之意,即其符合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律,被《淮南子》在论述造物设计时多次提及。文章拟从功能之宜、审美之宜、材质之宜、色彩之宜以及生态之宜五方面着手分析,在阐释中理解《淮南子》之“宜”的设计思想,以期为当代设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借鉴和启示。     

"和":《淮南子》"法"思想的总体特征

"和",是在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上形成的以和谐为核心的综合性概念,作为一种状态理解,是不同要素间和谐、平衡、圆融、相遂相生的最佳关系状态.以《淮南子》"法"思想为论域,"道""法"之"和",以"道"入"法",缓解"法"的刻薄寡恩;"儒""道"之"和",以仁义入"法",化解严刑重罚的残暴之失.《淮南子》以旨近《老子》融和诸子,为调和矛盾、化解危机提供天下"和合"的为治方案.     

经权思想的汉宋之别及其规范性来源

汉代的经权思想以公羊学为代表,主张"反经有善"。《公羊传》在强调善的结果的同时又在手段上对行权进行限制。董仲舒则以"复正"释权,并且将动机纳入对行权的考量,对行权进行更严苛的规定。宋代的经权思想以程颐与朱熹为代表,主张"权只是经"。程颐将"反经有善"误解为"反经合道",认为其败坏了经权思想,并以"中庸""权不拂经""合宜适变"对经权思想进行重释。朱熹则批判继承了程颐的思想,主张以道统摄经与权,但他并未意识到程颐的问题所在。"实与而文不与"与"理一分殊"是汉宋经权思想区别的关键所在。     

《淮南子》人性观新探

《淮南子》人性观包括自然的人性和社会的民性。民性善使哲学层面的人性理论和现实社会联系起来,为理论向政策实践的转化作了铺垫。《淮南子》又提出"节欲"反性"说,完善其关于人性的理论,为其治国理论服务。《淮南子》人性观在现代社会仍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淮南子》文艺理想观

《淮南子》的文艺理想观是对儒道文艺思想的融汇整合.首先,关于文艺本质观,《淮南子》坚持了文艺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又强调了它是人的心灵自由创造的产物,是社会功用和审美的统一.其次,《淮南子》从艺术的特征、艺术的源动力以及艺术的审美效果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至情"观,第一次全面突出文艺创作的情感审美特征,其影响深远.再次,关于文艺作品的审美风格,《淮南子》主张阴柔与阳刚并举,自然美与人工美相得益彰.     

程颐权说探略

程颐的权变学说是在继承孔孟经权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批判汉儒的经权观而形成的.具体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通过批判汉儒"反经合道"的经权互悖说,阐发了"权便是经"的经权同一说,以此消解权术变诈、离经叛道的异端倾向.其二,深刻论述了行权要遵循本体之道、规律之道和伦常之道,概括出权变方法论的原则和规律.其三,全面阐述了行权要"取中"、"时中"和"事中",不能"执中"或"执一",如此才能获得行权的最佳效果.程颐的权变学说对我们深入理解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传承与转化:《淮南子》核心价值理念探析

《淮南子》以"道""无为"为思想价值的理论基础,在国家建设方面要求"体道返性,无为而治"。在法律和社会发展领域,《淮南子》提出"法不阿贵""尊卑同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法律思想。在处理人与社会关系时,《淮南子》强调人民应当爱国,并维护国家统一;又要求社会大众各司其职,遵守职业规范,诚信为本,与人为善,以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研究《淮南子》核心价值理念和理论精髓的传承与转化,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法治建设以及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大有裨益。     

刘安治国三要素:天、人与“器物”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淮南子》治国“同”、“异”论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淮南子》论“无为而治”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淮南子·主术训》的治国思想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论《淮南子》高诱注的宗经、崇儒意识

《淮南子》是一部以道家学说为主的综合性著作,而高诱在注解《淮南子》时却高扬儒家的仁义思想,推崇儒家的圣人人格,表现出强烈的宗经、崇儒意识。这种意识根源于他深厚的经学素养和以儒家标准裁量其他诸子百家之说的学术视野。     

论《淮南子》的廉政观及当代价值

廉政观是《淮南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内涵,内在体现出君廉、吏廉与民廉的三重理论维度,深刻反映出黄老道家"清静无为,政反于朴"的根本主张。以"君廉"为核心内涵,《淮南子》廉政观试图以"清净无为"思想影响与制约专制君主的政治实践;以"吏廉"为重要组成,《淮南子》廉政观树立政治典型,力图有效推动官僚政治走向良性发展;以"民廉"为社会基石,《淮南子》期待王朝政治实现内在的整体和谐,在良政与美俗的现实互动中达到"通治之至"的理想状态。     

论墨家政治思想对《淮南子》的历史影响

尊“禹”是《淮南子》与墨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契合之处,但其具体内涵有同有异,深刻反映出《淮南子》对待墨家思想的复杂的政治态度.强烈的“求治”意识是《淮南子》与墨家思想的政治共识,在此基础上《淮南子》对墨家的基本政治主张有所反思和汲取.“圣王之治”是《淮南子》与墨家相同的政治理想,墨家蕴含“利民”思想的“圣王”现对《淮南子》影响深刻,成为后者“民本”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但《淮南子》并未完全认同与接受墨家的“圣王”观,而是站在黄老道家的根本立场,有所取舍和融会.     

《淮南子》伦理思想:道、儒、法之融合

《淮南子》将思、史、事三者相结合,力求寻找理论思考、历史经验及现实需求之间的联结点,为无常生活提供可循之"常"。为此,《淮南子》既传承了道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观念及精神气质,包括以自然为核心、万物的视野、反思批判精神与反本的指向。同时,它又站在道家立场上,借己与群的不同需求、个人道德和社会伦理之分,给予其他各家思想发挥作用的空间,吸收各家伦理思想来弥补道家力有未逮之处,通过思想融合完成治"伦理之序"之目的。     

论《淮南子》之“游”

＂游＂是《淮南子》生命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虽承袭于《庄子》,但其思想旨趣已有所变化,凸显出贵族化的政治追求与生命理想。＂真人＂等是《淮南子》之＂游＂的理想的生命主体,表现出将生命与政治一体化的思想倾向,这是《淮南子》生命哲学对《庄子》思想的扬弃。《淮南子》之＂游＂具有浓厚的神仙化意味,比《庄子》更能彰显出道家的生命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