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与制度完善

行政信访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制度,但由于行政信访制度在功能定位与制度构设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局限,使得该制度在转型时期日益暴露出明显的缺陷。因此,我们应当对信访制度的现状予以反思和追问,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考量其基本功能,设计其具体运作机制,以实现制度存在与制度效能之间的良性正向关系。     

论行政信访

信访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创建的一种法律传统,行政信访是其核心组成部分。文章依据《信访条例》的规定和精神,阐述了行政信访的概念、特征、原则、作用和程序,分析了各类行政信访主体在行政信访活动中的法律责任,探讨了行政信访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制度的关系及其未来发展。     

论中国信访制度的困境与规范化改革

信访制度是中国公民实现利益表达、民主监督与权利救济的一项特色政治制度设计.但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转轨,被视为社会减震器的信访制度持续承受着内部功能性危机.面对信访制度困境所造成的民众对中央及地方政权的认同资源流失等众多恶劣影响,学术界的＂强化论＂、＂弱化论＂与＂废除论＂为信访制度改革提出了有益思路,但是仅从宏观角度探讨信访制度存废是片面的,关键是在明确信访存在的现实合法性与必要性基础上,进行信访制度的规范化改革,偏重＂信访监督＂建设,以防止＂责任压力＂下的权力异化.     

新时期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研究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及时就近化解社会矛盾。”这对当下我国现有信访制度提出了新要求并指明改革的方向。本文从我国信访制度发展历史角度分析信访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新时期背景下的改革措施。     

以治理民主实现社会民生——我国行政信访制度政治属性解读

行政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安排。文章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视角,辩证分析了这一制度的制度基础、基本功能和内含价值,据此解读了这一制度安排的政治属性,认为它本质上是一项以治理民主实现社会民生的政治制度。在此基础上,文章解析了民主与民生各自含义、治理民主与社会民生关系等关键性理论命题。     

中国信访之法有何用——一分为三的信访制度法治思辨

对信访制度应当一分为三地客观看待,既不能妖魔化,也不能采取鸵鸟政策,更不能对信访和法治的关系持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对即错的简单看法。信访与法治的冲突客观存在,信访存在着诸多先天制度缺陷,对法治确有负面影响,但信访也有独特的优势,是对法治僵硬性和滞后性的必要的柔性补充。信访是当前社会治理不能放弃的手段,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一环,但信访不能游离于法治之外,找准自身定位,在法治轨道内良性发展才是信访制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信访走向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是信访改革的根本取向和必然趋向。     

行政救济制度中“大信访”的形成及其完善

近年来,全国信访人数、规模、数量有增无减,甚至在有些地方上引发了连锁反应.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行政救济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与信访相比所收案数量不及其七分之一,可以说信访作为一种解决行政纠纷的重要渠道,其使用频率、关注度已远远超过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一个“大信访、中诉讼、小复议”的行政救济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组织创新、权力重组与转型期信访制度改革

“信访洪峰”是我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民主与法治建设滞后、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滞后、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构架滞后的集中体现,信访制度改革应同整个宏观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从我国实际出发,以法治为核心实行渐进性的制度创新。文章在分析信访制度的性质的基础上,认为转型期信访制度的功能应定位在利益表达、纠纷化解和权利救济上,按照党政、人大、司法的机构性质和基本定位,重整信访的组织体系和权力结构,探索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形成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信访新格局。     

大数据环境下我国涉诉信访改革思考

涉诉信访一直是困扰我国司法领域的一道难题。破解涉诉信访的难题除需要司法体制改革外,还需要现代技术的支撑。大数据能为司法公开、司法审判管理平台乃至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化服务。将大数据应用于涉诉信访治理,一方面,能最大限度减少司法人员工作量,提高司法效率;另一方面,能够减少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时的盲目性与随意性,提高息访的成功率,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和司法权威。在大数据应用于涉诉信访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在规则制定、软件设计等方面注意透明性和可问责,以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宪政思考

信访权利是宪法上公民的监督权,信访制度是保障公民实现其监督权的一项刺度。并没有也无力承担权利救济、纠纷解决的功能。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就在于其功能的异化。有的监督功能被弱化,本不具有的权利救济功能却被强化,甚至有代替司法救济成为权利救济主渠道的趋势。因此,要使信访制度的困境得以求解,宪政框架内两条变革思路必须同时并举：一是强化信访制度的监督功能,二是剥离信访制度的权刺救济功能。     

试论对行政计划的行政法调控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计划仍然是国家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但行政计划的制定与执行,应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受到行政法的规范与行政法原理的约束,而不能游离于法治之外。要协调好行政计划与法治主义之间的关系,必须加强对行政计划的行政法调控,重点应明确行政计划的法律依据,完善行政计划的程序,强化对行政计划的法律救济,以实现行政计划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目标。     

对信访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信访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民主政治权利的具体形式。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宏观背景下,进行体制现代化变革,改革现行的信访制度,推进信访工作的制度、内容和方法的创新,在法治框架内寻求新的解决方案,最终就是要依法规范信访秩序,形成一个良性的法治氛围,达到法治信访的目标。     

构建我国请愿制度的若干思考

请愿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具有重要的宪政价值,而请愿权在我国缺乏法律的规定,与请愿权相关的制度安排——信访制度也存在很大缺陷。因此,要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请愿制度应做到三点：一是更新请愿观念;二是完善法律规定,包括将“请愿权”写入宪法和制定请愿法;三是建立专门的请愿受理机构。     

法治视野下行政体制改革探索

法治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既具有普适性，又具有地方性。对源自西方的法治概念作中国情势解读，它在组成形态上包含私法之治、私法的公法之治、公法之治三部分。法治视野下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使命，实质上就是要在行政领域实现行政法治；作为互动的另一面，行政体制改革应当从观念变革和法律制度完善两个方面对法治作出回应。     

实行法治行政 遏制行政腐败

法治行政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服从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的法律的最高权威的一种状态。本文探讨法治行政的基本内涵 ,并指出要有效遏制行政腐败 ,必须实行法治行政 ,完善行政法规 ,健全行政体制 ,强化政府行为的监控体系     

试论行政程序法的建构

行政程序法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基石。其理论基础就是通过程序实现正义,亦即程序正义论;在中国,则是具体表现为依法行政原则。依法行政实际上是依程序法行政,亦即通过行政程序,实现行政正义。近年来我国行政立法表现出民主精神增强、立法技术提高、行政程序立法加强、行政立法体系日趋完善。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行政法治化：需要与途径

为保持经济、社会和自然等的持续和协调发展,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理念。行政法治作为法治的核心与关键,理应积极回应、关注和引入可持续发展理念,并与之相融,从而为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支撑与激励。可持续发展理念与行政法治的契合应是全方位的,应在行政领域的立法、执法和程序以及诉讼救济上皆有所体现。     

授益行政行为的生存背景解析

授益行政行为作为对行政管理相对方有利的行为,应当得到推崇,使之逐渐演变为行政管理手段的主旋律,成为新形势下我们探寻政府行政管理方式的一个平台.从客观背景来看,市场经济的自由和秩序要求催生了政府以法定授益的形式固定市场主体、稳定市场秩序;权力的来源与回归揭示了政府以授益形式服务大众的本源;权利本位的自然需求成为民众向政府索取的天然理由;服务行政的理念更加彰显政府授益于民的内在出发点.     

农民利益保护视角下的我国信访制度法治化研究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方针政策下,完善我国信访制度对推动法治社会有重大意义。在保护农民利益的视角下,从对我国农民信访潮的原因分析出发,对信访制度在农民利益保护方面的优势和弊端进行理性分析,从而提出法治化选择,构建信访保护农民权益的多元机制,强化现有信访制度的优点并及时完善存在的缺陷,为保护农民权益,实现法制社会提出建议。     

涉检信访不能承受“权利救济”之重

涉检信访因其具有的权利救济功能而成为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重要环节。就实证考察而言,现阶段涉检信访在总量、内容、形式等方面的特点反映出涉检信访过度承载“权利救济”功能的事实;就法治理论而言,涉检信访超负荷的权利救济功能与程序公正、司法权威、规则统治之间存在冲突。因此,综合考察涉检信访运行的制度环境和既有的制度资源,通过弱化涉检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重新确定其功能定位,不断提升其规范化程度,并确立司法救济的核心地位,以不断完善涉检信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