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行政规则制定的法理基础、法律挑战与应对策略

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出现的协商行政规则制定案例和事件,表明协商行政规则制定在我国悄然兴起。从哈贝马斯法律商谈理论视角对协商行政规则制定进行法理分析,协商行政规则制定的法律实践以交往行动理论作为理论前提,并以交往理性原则作为理论基础。协商行政规则制定法律实践中面临着参与者的角色和地位严重失衡、参与主体的沟通程度严重不足、制定过程缺乏程序正当性和合理性、各个利益相关方进行充分协商并达成合意的实践难度巨大等法律挑战。应对协商行政规则制定法律挑战的解决出路,需要着重强调协商作为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一种协调机制,关注协商参与者的资格问题,重视协商行政规则制定作为法律媒介承担的双重使命,坚持协商行政规则制定程序的合法性和公平合理性。     

论行政信访

信访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创建的一种法律传统,行政信访是其核心组成部分。文章依据《信访条例》的规定和精神,阐述了行政信访的概念、特征、原则、作用和程序,分析了各类行政信访主体在行政信访活动中的法律责任,探讨了行政信访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制度的关系及其未来发展。     

行政救济中的ADR探讨——从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看行政救济途径的拓展

行政纠纷是引起行政救济的前提,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离不开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和发展。诉讼救济固有的局限性,使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在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体系中,必须重视行政协商与行政调解、行政申诉与信访、行政裁判及私力救济等各种行政ADR的运用。     

再论政府行政方式的战略性选择--加盟WTO与实现我国行政法治化的对策分析

行政法治化是行使行政权的行政主体在行政方式上达到遵行法律权威的一种文明状态或程度.入世是市场经济迈向国际化的选择,也使行政法治化的任务更加紧迫.为此,必须改变行政观念,构筑法治行政的理性平台;完善法律体系,为法治行政提供制度保障;规范行政程序,予法治行政以"阳光”内涵.     

略论行政亲和性的价值功能

行政亲和性理念所构设的行政关系中,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以互相尊重为前提,以协商对话为主要手段来整合彼此的能力和资源,以完成行政目的,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合作双赢。这对于弘扬和彰显行政相对方的权利,提升行政服务品质,降低行政成本,推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良性互动,均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功能。     

中国行政法20年来民主化发展与未来趋势

我国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民主转型和行政法的民主化发展的认识是逐渐统一和深化的。随着行政契约、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公开、行政参与、民主监督等一系列体现行政法民主性增强的制度的建设,行政法学者突破传统行政法观念的束缚,勇于理论创新,逐渐开展了类型化、系统化、专门化的学术研究,取得了日益显著的成绩,指导和促进了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然而,我国行政法民主化的发展还受到传统政治文化、行政文化、法律文化以及现行体制运作所提供的发展背景和社会架构的制约,我国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基本原则,主体理论与制度、行为理论与制度、监督救济理论与制度等还需要继续向民主化发展,从而实现行政的民主化、法制化,促进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     

论行政主体义务保障行政抗辩权的意义

在行政主体权力、行政主体义务与相对方行政抗辩权三者的关系上,行政主体义务直接源自于相对方行政抗辩权并决定了行政主体权力。行政主体义务以相对方行政抗辩权为目的,是相对方行政抗辩权的根本保障。它在更新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行政观念、塑造与彰显行政相对方主体性地位、有效实现行政主体权力目的以及科学合理化构建行政责任与行政救济制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行政监察制度的功能价值形态研究

行政监察制度作为行政权运行逻辑中内在监督的制度依赖,其在国家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多维视域的功能价值形态,诠释出国家公权力运行的正当性保障机制。行政监察制度的功能价值形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它是彰显行政法治的重要标识,是表征行政廉洁的特质要求,是建构行政纠错的机制保障,是提供行政救济的有效途径。     

权力寻租视野下我国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不仅可以对行政主体正当合法行使自由裁量权起到规范作用,也可以有效遏制行政执法人员利用职权大肆进行权力寻租,破坏国家法制。同时,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也是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针对我国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现状,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一是细化行政自由裁量权与裁量基准;二是明确行政裁量基准制度适用范围;三是强化对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监督。     

浅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制度

目前,我国行政强制立法正在紧张的制定之中,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成了行政法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现行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己远远不能适应行政法治实践的需要。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制度的利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主,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辅"的制度构想。     

试论行政指导效用、弊病及其救济

行政指导作为实践中广泛采用的一种行政方式,促进了现代各国包括行政和经济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行政指导有着诸多效用,它内含成本效益原则并体现了民主法治精神。因其"双刃性"具有弊病且由此影响了其救济的构建,行政指导的规范化运用,将有利于现代服务政府形象的塑造。     

论行政法治文明的构成要件

行政法治文明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是人类在改造社会,完善自身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是国家行政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从内容上看,行政法治文明主要由文明的行政理念、文明的行政组织、文明的行政行为及文明的行政救济等4个要件构成。     

论行政检查的概念:学理研究与法律规定

行政检查的概念在学理研究和实定法上以多种面相出现,厘清这一概念尤为必要.文章梳理了日本、韩国、英美、我国台湾地区有关行政检查的概念,重点探讨了我国学理研究和实定法上有关行政检查的概念,并总结了行政检查含义的演变趋势.排除行政调查中纯粹的资料搜集行为,行政检查等同于行政调查,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作单方面强制了解的行政行为     

行政合同适用范围论略

行政合同适用范围的实质在于官民利益的对话空间,从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四个基础论述官民利益对话空间的可能性。同时通过运用比较方法,得出行政合同适用范围的最大特点在于开放性。最后又提出了制约我国行政合同适用范围的三个因素。     

作为试验手段的复议前置制度

近年来,推动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呼声越来越高。早期的行政复议制度存在同案不同判、中立性无法保证等弊端,导致其公信力较弱。实现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核心要义是完善行政复议制度,首要课题是恢复行政复议制度的公信力。从长远来看,应将行政复议前置制度视为一项试验手段,通过确立行政复议前置标准逐步扩大行政复议前置的适用范围,重建行政复议的制度公信力。结合行政复议前置的判定标准和行政行为的现实特征,当前可以将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负担行政行为、授益行政行为等具体行政行为确定为行政复议前置的试验领域。     

以行政文化发展推动行政改革深入

行政文化通过历史的积淀 ,对行政人员的个性、思维方式和行为都有影响和制约 ,无形中决定着行政主体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同时影响行政组织的结构和效率 ,进而极大影响着整个行政体系的构建 ,这成为制约行政改革进一步推进的深层次原因。因此 ,需要从发展行政文化的角度推动行政改革的发展。行政文化是对行政、社会变革所做的文化心理准备 ,也是对行政、社会变革从文化上做出的总结和巩固 ,是推动变革的关键所在。     

行政执法解释之价值分析

行政执法解释作为一种制度文明,是由公正、效率和秩序等价值所支撑。公正奠定了行政执法道德性的基石,效率赋予了行政执法经济性的意涵,秩序则给行政执法注入了制度化的理念。故三位一体的行政公正、行政秩序与行政效率共同构成行政执法解释的价值内涵。     

行政指导行为“不可诉论”质疑

行政指导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行政权力行为 ,围绕这种行为是否应当或言可以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 ,学术界有过争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不得对这种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这一规定不仅存在文字问题 ,也有“违法”之嫌。从行政指导行为的本身性质、特征以及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来看 ,行政指导行为应当而且可以纳入行政诉讼。     

建立行政判例制度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现行<行政诉讼法>已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其修改势在必行.为弥补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受案范围和裁判方面的缺陷,我国应建立行政判例制度.     

行政罚款的适用研究

在我国,行政处罚几乎涉及行政管理各个领域。在各类行政处罚中,行政罚款更是担当极重要角色。本文指出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行政罚款存在的问题,如何在立法与实践中“依法罚款”(如确定行政罚款的适用条件、原则、程序、数额确定方法等),使行政罚款更能够适应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