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转型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面是传统约束的放宽 ,发展中国家因此获得新的动力 ;另一方面是一些新约束条件的产生 ,从而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国际化进程带来了不确定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应当是“融入战略” ,即融入经济全球化战略。“融入战略”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融入新兴产业的发展 ;二是融入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     

中国高等教育面对入世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中国入世 ,对我国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争夺人才是经济社会的重要特征。高校 ,作为人才培养基地 ,必须面向社会所需 ,输出面向世界的“国际人”。为此 ,高校要树立高等教育为经济服务的理念 ,加快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 ,提高开放办学的水准 ,尽快融入世界 ;要培育核心竞争力 ,造就国际教育知名品牌 ,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特色化和国际化。同时 ,要捍卫自己的本土文化 ,保留自己的特色 ,防止西化 ,真正意义上实现中国的发展     

现代“公民文化”对传统“臣民文化”的扬弃与超越

当今中国社会 ,全球化已成为描述民族生存环境的最为重要的术语。受全球化所主导的未来社会必将是一个推崇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公民社会。奠基于生存本位基础上的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 ,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文化形态。它作为一种现代文化观念 ,标志着人由自在自发的自然状态走向自由自觉的主体存在状态 ;而作为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理论应对和民族文化可行性发展路径的策略设计 ,其现实践履 ,则离不开对具有现代“世界公民意识”的合格公民主体的培育及其文化创新实践的有效促动     

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政府与人民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出的伟大战略抉择.加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格局中所扮演角色的追问和提高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同时会加速解构西方传统霸权崛起理论在国际社会的习惯性影响,开辟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平发展的成就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构成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国际传播的有利条件.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必须继续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着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周边睦邻友好关系,打造中国和平发展的话语体系.     

全球治理中国际公民社会运动与民主赤字

国际公民社会运动是伴随全球化、全球治理而产生和发展的.全球治理离不开国际公民社会的参与,国际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国际公民社会运动有着两个重要的缺陷:国际公民社会运动的合法性以及民主赤字问题.随着国际公民社会运动的发展,中国如何应对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社会党国际福利政策的演变

“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是社会党国际及其西欧主要成员党在20世纪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福利国家”制度面临着种种挑战和困境。为了摆脱困境,社会党国际对其传统的“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革新,进一步调整了国家、公民社会和个人之间的责权关系,强调“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社会党国际革新后的福利政策在21世纪仍有相当大的存在和发展空间。     

经济全球化趋势及其应对策略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汹涌而至，它冲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它是推动着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信息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入世”加快了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对策，才能兴利除弊，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有所作为。     

德国古典哲学与世界历史理念

康德提出世界历史理念 ,认为自然目的性引导人类走向公民法治社会 ,只有在世界公民法制社会中人的能力才能发展完善。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了世界历史理念 ,指出其核心是一切人的作为人的自由。德国古典哲学的“世界历史是世界法庭”的眼界 ,在全球化的今天具有不容忽视的思想价值。     

NGO、反全球化运动与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非政府组织日渐崛起,"以民为本"的全球公民治理日益替代"以国为本"的国际关系体系成为国际政治的新范式.反全球化运动是以NGO为主体的国际性公民运动,它针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进行游行示威抗议,强烈要求扭转和纠正全球的负面效应,客观上推动了全球治理.NGO/反全球化运动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多种多样:有抗议示威、论坛会议、监督制约及倡导建议等方式,由此达成国际社会民主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协调形式     

全球化与“文化自觉”及其教育

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策略中 ,强调中国的知识分子乃至全体公民应该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至关重要。一“文化自觉”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近年来在多篇文章和多次讲话中提出的一个理念。依我理解 ,这一理念的内涵是 :第一 ,费孝通先生正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看到了我们的生活本身已经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经济全球化绝不是单一的经济层面的全球化过程 ,它同时是一个文化全球化、政治意识形态也会产生强大的辐射力的过程。这就决定了人文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接触、大交融的时代。第二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     

建构有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 围绕现代化发展问题, 在知识界形成了相关论争, 其中颇具影响力的是市民社会的理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变化, 客观上为我国市民社会的建构准备了客观条件。而研究市民社会的廉正功能, 理清市民社会建构的障碍, 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思考与建议, 仍将是理论界当前和今后必须思考的一个热点问题。     

论现代公民社会兴盛的社会资本基础

社会资本是现代公民社会兴盛的基础。社会资本在现代公民社会兴盛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即社会资本直接地促进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维系与繁荣,社会资本通过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间接地促进现代公民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我们的研究是对以往公民社会研究中忽视"文化因素"这一偏差的一种纠正,无疑将开拓公民社会研究的视野,推进公民社会的研究与理论建构,同时也将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现代教育与公民社会的建构

作为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教育是公民社会的价值系统。将现代教育与公民社会的构建置于现代性的背景和框架内进行研究,从现有国内外的文献来看,相对薄弱而分散。在现代性的宏观视野下,现代教育对公民社会的构建之间具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现代教育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且是公民社会持续衍生的关键保障。现代教育通过塑造现代公民身份、整合社会秩序、维持社会系统来实现对公民社会构建的功能。现代教育与公民社会构建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路径的探索,对当下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公民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随着公民社会话语在当代中国语境的逐渐兴起,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日益成理论界的一大景观。公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深层关联。公民社会是透视人的全面发展的崭新视域,人的全面发展是公民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要培育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机已经成熟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是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深刻分析提出来的。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起飞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步推进,公民素质和精神文明程度提高,可持续发展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这充分表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机已经成熟。     

市场经济视野下公民社会的发展

公民社会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议题。市场经济造就公民社会,强大活跃的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成功的重要保证。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四个根本转变。公民社会与契约精神内在关联,社会生活契约化体现着自由、平等、法治的价值追求。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科学界定和规范国家权力;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     

关于遏制权力寻租腐败的思考

权力寻租是当代中国社会腐败的核心问题 ,对于处在现代化建设当中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危害。从推进电子政务建设、严格执行我国公务员制度、加快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等多种途径中寻求有效办法来遏制权力寻租 ,这对于营造公平有序的经济发展环境 ,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公民社会成长中的若干问题

处于现代化纵深发展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方向相反的两种变化趋势,一种是向下的变化即社会的衰败,另一种是向上的变化即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只有中国公民社会充分发展了,社会才能获得足以克服衰败的巨大力量。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文主义的启蒙和人性的解放是公民社会生长的精神支柱;志愿者行动对公民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公益慈善是公民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纽带。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还要走很长的路,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曲折,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共同努力,才能把它不断推向前进。     

清末地方自治与民权保障

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在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变迁中,地方自治作为一种推行宪政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而被纳入国人的视野。在清末立宪过程中,以省谘议局和地方各级议事会等机构的建设为标志,普通民众开始真正参与政治生活,文本意义上的民权开始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保障,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重要的起点。     

市民社会的兴起有利于道德建设侧重点的转换

市民社会的兴起顺应了公民自治能力提高的要求,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有利于道德建设侧重点的转换,由“官德”而转向“民德”;市民社会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为权力制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途径,市民社会的兴起促使政府统治向治理尤其是善治的转变,建立起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