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融通与东晋文运的演进

东晋儒学具有鲜明的融通特征,但并未丧失固有的理论品质和精神立场,它在政治观念、道德修养、审美倾向等方面都对文坛产生深刻影响,并赋予了东晋诗文正大、中和、渊雅等审美特色。这种审美风貌迥异于占据当时文坛主流的玄言风气,更在晋末宋初文风变改之际焕发出新的活力,推动了文坛演化的进程。     

东晋时期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思潮

鉴于西晋“清谈误国”的深刻教训,反省和批判玄化士风及其社会危害成为东晋时期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思潮。其中既有门阀士族社会朝廷当轴执政者和地方军政人物对玄化风气的指责和矫正;也有出自寒门阶层、崇尚刑名法术的文吏之士对“清谈误国”的抗议,表现出强烈的务实作风;更多的则是一些崇尚儒学的思想人物对玄学流行有损儒家礼法制度的激烈批判。这种反省与批评思潮,就时间段而言,虽贯穿于东晋一代,但以东晋前期最为集中。就思想倾向而言,虽有高级士族阶层玄化名士,但以崇奉儒学和刑名的思想人物为多。就侨人与南人的分别而言,南人不仅所占比例颇高,而且言论激烈。这些特点,都是由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东晋时期的主流士风仍然趋于玄化,这也决定了这一反省与批判思潮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诸多局限性。     

陶渊明的田园诗与儒学传统

在玄佛盛行的东晋,陶渊明的哲学思想却以儒学为根本。他在诗文中表达了志在兼济、心怀王道的价值取向,也讴歌了孔颜之乐、曾点气象等人生境界。他在对儒学的历史反思中,还流露出了强烈的道统意识。陶渊明思索并体验过的一些问题,成为以后宋代理学中的重要课题。     

儒学、孔教与国教——论康有为保存与重建儒学的努力

清末戊戌间,康有为欲变法以救中国,然而,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使儒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康有为借鉴了基督教等宗教的某些理论与仪式,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上将儒学建立为宗教.康有为的这种努力不仅是出于变法的需要而保全儒学,而且,他试图通过对儒学的重新阐释,使儒学能够在现代社会依然发挥普遍的作用,甚至能够融摄西方文明的某些方面.然而,康氏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儒学承担政治功能的一线希望亦最终破灭,其旧有的制度基础亦不复存在.文章主要论述了康有为建立孔教的种种意图和实践活动,以及儒学在现代社会重建的可能性,包括其面临的机遇与问题.     

民国初年康有为孔教思想的转向与特点

民国初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和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涌入,儒学价值的主导性地位开始失落,近代儒学的发展陷入困境。面对这种困境,康有为试图推动儒学宗教化由理论走向实践,重建儒学价值体系。这最终发展为两种不同的结果: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为专制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的孔教,被为共和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的民主与科学所取代;在民族文化认同层面,原来的主导性儒学价值观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在寻求新的组织制度依托的努力中进行新的民族文化建设。     

魏晋文化的分裂整合与散文的新风貌

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 ,导致儒学的衰微。经历了建安时期的尚实用之后 ,道学、佛学与儒学的相互渗透 ,整合成了玄学和清谈的社会风气。从建安到东晋 ,不同的名士风度暗示着文人人格在新的文化环境下的变迁。散文也因之产生变化 ,其清峻通脱、纵横使气和师心独见、校练名理成为新的风貌。     

反玄虚思潮与两晋文风之变迁

正始玄学家的玄虚怪诞，激发了玄学内部反玄虚的思潮，该思潮与西晋重倡儒学之风相呼应，士人名教自然并重。这种风气强化了东汉以来文论求实诚、疾虚妄的倾向和尚通脱的风气，在西晋形成了追求省净和追求繁缛的两种文学倾向。西晋繁华过后，东晋冲虚玄淡的士风使得省净文风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清远、恬淡、简约的新风尚。     

东晋士族的艺术教育

东晋政权仅存百余年 ,却在书法、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领域涌现出众多艺术大家。东晋艺术的繁荣 ,呈现出鲜明的家族传承的特点。这种现象与东晋门阀士族颇具特色的艺术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密切相关。     

东晋儒学新变与陶渊明思想

汉末至东晋,荆、江地区的儒学传统是“兼容博宗”、“慕通义理”,传统观念中“仕”与“隐”的对立一度趋于淡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陶渊明的思想也由先秦“原儒”的“复古”发轫,沿着“黄唐”之情一路衍生开来,在对“真淳”之世的追忆中寻找着“任真”与“守志”的平衡。     

朴殷植的儒教求新论与阳明学思想

儒学或曰儒教,是中国以及朝鲜、日本等国封建社会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它曾适应社会的发展,起到过积极进步作用。但是,十九世纪中叶前后,中、朝、日三国开始向近代转化,儒学便变成束缚社会前进的东西了。因此,儒学,尤其是在三国都处于“官学”地位的朱子学,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先进的知识人努力采西学之长,积极探求能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新意识形态,由此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哲学、新理论。     

杜维明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方法论批判

杜维明对贯彻新儒学三期的儒学宗教性问题进行反思,指出以西方话语为背景展开的新儒学研究等于是将儒学客体化,而儒学的真实问题以及精神特性就在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中消隐了。杜维明放弃了从终极存在的角度追问儒学宗教性的思路,回归人自身,从儒学中寻找人对于终极存在的体验,提出儒学独特的认知方式--“体知”。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儒学的宗教性在于对终极存在的肯认与追求。     

与“神学”相遇的儒家选择——以徐光启译、著为例

通过分析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教策略上的刻意努力,分析这种刻意努力中的学理("神学",尤其是护教神学)传播,分析儒家在与传教士及其传播的"神学"相交涉的有意无意选择,揭示儒学在明末清初与基督教神学相遇中,并没有完全从"宗教"(神学)学理上与之进行深刻的对话,而多少变成儒家(士大夫)在这种复杂关系的交涉中,吸收了附着在"神学"上的文化(尤其是科学知识)资源,并关注了传教士的人格风范等。这使得明末清初可能出现的儒学与"神学"的对话问题,转化为了儒家(士大夫)与"神学"、传教士相遇后的选择问题。徐光启及其译、著与传教士、"神学"的复杂关系,尤能说明问题的转化。     

民间儒学的新开展

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再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民间儒学,也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办儒学,即民间组织推动的儒学.现代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的重振,又包括城市儒学的建设,即是使中国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即儒家仁义之道,透过广大城乡的家庭、学校、社区、企业、机关等现代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通过冠婚丧祭之家礼等宗教性的仪式,在每个国民的心中扎根.民间儒学是多样的,它与各宗教的活动,包括外来宗教的传教活动形成健康的互动,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与生态平衡.儒家学者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     

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大族的形成及其地位的变迁

中古之世 ,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就江东地区的情况而言 ,儒学世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而且其社会地位也是随着江东地域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动不居的。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儒学大族形成、发展有其一定的历史轨迹。江东土著大族初始于秦汉之际 ,在西汉时期出现了个别文士代表 ,但儒家化程度不高 ;两汉时期 ,部分中土人士或宗族陆续南迁江东 ,如陆氏、张氏、虞氏、贺氏等皆如此。在宗族繁衍过程中 ,其儒家化进程加快 ,比之汉魏以降南徙之北方大族 ,这些早先南徙者已成为江东土著 ,他们在东吴之世充当割据政权的支柱 ,势力急剧膨胀。西晋混一南北 ,江东大族势力遭受压制 ,沦为“亡国之余” ;东晋立国江东 ,起初借重江东土著 ,但从根本上说 ,整个东晋南朝时期 ,与侨姓士族相比 ,江东土著大族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不过 ,从民族文化的延续与江南地域社会的发展而言 ,江东大族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漠视的。     

"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探析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 ,君与臣共天下的情况 ,是不多见的 ,即或出现也为时短暂。唯有东晋百年间始终是君与臣共天下。东晋这种君臣关系上的平衡状态的形成和几乎牢不可破 ,显然是当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 ,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它稳定了东晋的半壁江山 ,促进了东晋的安定与繁荣     

“梁武帝之治”正名

史学界对梁武帝统治基本否定的观点有失偏颇.其实,梁武帝的治绩不亚于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他统治时期是东晋南朝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期.他严格选拔官员、赏罚严明,保持了政局的稳定;减轻剥削、重视发展农业、大力提倡节俭等政策措施,促进了经济繁荣与国家富强;积极兴办教育、推崇儒学与文学,促使文化昌盛;他的运筹帷幄使对北魏战争取得卓越战绩.当时对外交流的空前繁荣证实梁朝经济文化与国力的繁荣强盛.     

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和儒学的现代化路径

新儒家的出现,无疑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日趋衰落的结果,但本质上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当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的某些非理性密切相关。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儒学现代观;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第二代儒学现代化观;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首的第三代儒学现代化观;以杜维明、刘述先为重要代表的并且正在形成的第四代儒学现代化观。日益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理想与现实层面严重脱节、保守的政治与文化立场难以获得普遍权威等现况是儒学现代化正面临的困境。促成儒学的顺利现代化可以从以下渠道去努力：走出＂批判—挖掘—超越＂三步曲、构建＂儒学—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三格局、实现＂思想性—时代性—群众性＂三结合。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于加强我国当前的先进文化建设都不乏启示。     

论西汉儒学的政治化努力

所谓西汉中期起"儒学独尊"的说法并不准确。汉代主流的思维方式是阴阳观,并以黄老学"天—地—人"哲学体系代表当时最合理的政治理性。原始儒学以人性为出发点,主要为政治道德说教,是社会伦理学,而不是政治哲学,更缺乏治理制度与举措。原始儒学借鉴道家的哲学范畴发展自己的形上学。汉代整合宗族力量的需求,使儒学找到成为主导政治哲学的切入点。儒学政治化是漫长的过程。汉政府先确立了利用儒学的方针,而后才有董仲舒应诏陈策。儒生在武帝朝基本被排除在决策圈外。汉代儒学政治化的主要措施包括:改造黄老哲学建立神学天道观;阐发与窜改古书;培养儒学人格的官吏;附会阴阳与尊卑的关系;阐述三纲六纪。儒学神学化的努力最终失败。     

东晋时期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互动关系

古代中国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仅以东晋为例,特定的因素促使东晋社会经济发展对周围的自然环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为自然灾害的频发埋下了伏笔。因气候与人为等因素的影响,自然灾害频发,导致了农作物歉收、土地废弃、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侵犯、国家财政赤字增大等严重后果,从而又制约了东晋社会经济的发展。     

孔子人生哲学与乡村建设--梁漱溟对儒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

儒学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无数思想家不停地追问的一个问题.梁漱溟一方面从孔子的人生哲学来肯定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把孔子的人生哲学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组织结构上,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从而为儒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方案.梁漱溟独特的致思方向无疑为未来儒学的发展指示了一个努力方向,它在现代新儒学史上将占有独立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