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失败问题研究

国家失败是一种客观存在,将长期存在于国家的建设和治理当中。由于国家失败问题所造成的影响是国际性的,我们着重从外部因素探讨国家失败的原因。当前影响国家失败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国际因素是冷战结束的后遗症和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时代国家失败最大的特性是其输出效应,以致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滋生恐怖主义,造成地区动荡。应对国家失败问题必须依靠全球治理。在联合国框架下,发挥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加强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合作,消除各种武器在问题国家的危害是对国家失败问题进行全球治理的有效路径。     

“国家生态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

"国家生态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是"传统安全"观念的发展,它有助于加速全球化这一作为国际社会发展标志性特征的认识。而"国家生态安全"作为对"非传统安全"的一种界定与表述,是当前相关理论研究领域的一种趋势,也是社会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现实迫切需求。     

全球化与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是一国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如何维护国家安全深受时代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促成了国际社会的形成，但迄今为止，仍未能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法避免的相互依赖与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决定了国家的“安全困境”。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安全的内涵及其维护手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国家建构理论的两大流派及其研究新进展

随着当代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范式由"行为主义革命"向"国家中心主义"转换,国家建构问题成为西方政治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回顾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史,国家建构理论的发展经历两个阶段,形成两大流派。前者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以"国家与战争"为核心议题、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考察而形成的内源型国家建构理论,后者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失败国家"重建和"脆弱国家"能力建设而形成的外源型国家建构理论。近年来,伴随国际组织介入国家建构实践,国家建构理论也随之进入由"外源"向"内源"回归与拓展的"回归内源型"发展阶段,该理论强调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建构的技术性,并和国家发展遇到的现实问题联系紧密。     

从“萨达姆之死”看国际秩序与全球正义

“萨达姆之死”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凸显了国家安全、国际秩序与全球正义等方面的问题。“萨达姆之死”和伊拉克作为“失败国家”问题,一方面将进一步危及伊拉克的国家安全、破坏国际秩序和损害全球正义;另一方面它又为维护国家安全、建构国际秩序和伸张全球正义提供了种种可能。“萨达姆之死”在短时间内并不能终结伊拉克的乱局,因为没有民族和解与政治宽容就无法实现“永久和平”。     

论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

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长期以来都是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者争议且没有定论的问题.虽然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在国际法上还没有充分的依据,但不能因此否定国际罪行、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为实现国际社会的法治,国际法应加强对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制度的发展.     

论国际格局的作用规律及其对政策偏好的影响

国际格局是国际秩序的基础性条件之一。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国家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共存"的关系,所以如果要维持这种关系,多数国家都需要产生这样的共识,即需要共同逃避无政府状态、特别是最原始的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国际格局的形成,是国家逃脱"霍布斯困境",进入社会化过程的第一个环境;而国家进入社会化过程之后,无政府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造,"自然状态"变成了"自治状态"。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国际格局对国际关系的运行、国家行为和国家的政策偏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国际格局所能产生的作用规律,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分别从结构和过程的不同角度做出过阐述,并且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理论的意义上讲,如何认识国际格局的作用规律,是国际关系基本理论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文章试图结合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对国际格局的作用规律及其对政策偏好的影响进行一种新的分析。     

国家底层与社会群体互动的多重逻辑

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但学术界还较少关注国家底层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逻辑。国家底层不同于国家,它是国家与社会直接衔接的重要层面,它在与社会群体的互动过程中会有怎样的逻辑与原则,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围绕国家及其政策、国家底层和社会群体三个主体,形成了国家逻辑、科层制逻辑和社会逻辑,并伴随着深刻的行为意义,而这三个逻辑交织在一起也使得国家底层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变得复杂多样。     

关于国家豁免理论的思考

国家主权豁免是指一个国家的国家行为及其国家财产享有豁免权,其理论来源于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准则,并且经历了从绝对豁免理论到限制豁免理论转变的历史发展过程。虽然,国家豁免范围的争论还在继续,但限制豁免理论被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承认并在司法实践中采用,这已成为国际社会主流趋势。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加快推进国内立法进程,我国应该顺应这一趋势,使我国在国际社会各领域交往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国家的怨恨性崛起与全球失序

一个国家实力陡增,并成功突破既定国际秩序且发挥出重大国际影响,是为国家崛起。国家崛起可以区分为顺应性崛起与怨恨性崛起两类。前者依赖于国家缓慢而长久的发展,其间伴有起伏、波折乃至战争,但主要是以经年累月的发展积累竟功。后者仰仗国家巨大的雪耻决心、实力的陡然增长、骤然改变国际秩序、诉诸战争的决绝和进入理想社会的煽动。英、美两国是前一类崛起的代表性国家。德、日与苏联是后一类崛起的标志性国家。国家的怨恨性崛起一定会导致既定国际秩序的颠覆。但在怨恨中崛起的国家,因其在意的仅仅是国家自身能力的强大,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实力提升,因此无力提供新的国际秩序。怨恨性崛起的国家或在战争中失败,丧失忽然获得的崛起国地位;或在和平的国家间竞争中败下阵来,无从发挥崛起国所意图的国际领导权。     

论保护责任对国家主权的影响

保护的责任是国家保护本国公民的责任,当国家不愿或无力保护本国公民免遭伤害时,国际社会有权干预。保护责任源于冷战结束后集体安全从＂保护国家安全＂转向＂保护国家和公民并重＂所面临的挑战。自2001年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正式提出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以来,经2003年名人小组的部分肯定以及2005年秘书长的报告和世界首脑会议的进一步规范,保护的责任已经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规范。保护的责任包含了国家保护责任和国际保护责任两方面内容。该理论说明了国家主权不仅是国家对其公民的一种权力,更是一种保护其公民基本人权的义务与责任,这是对传统主权概念的新发展,对国家主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防疫常态化中的免疫辩证法

本文试图确立免疫辩证法与防疫常态化的内在关联:免疫逻辑就是将"消极的"生命过程转化为"积极的"生命过程,也是将"例外状态"转化为"正常状态",这种转化本身需要经受合法性和正当性考量。"免疫"和"共同体"是相反相成的一对概念,免疫使特定个体和群体免受其他人和共同体承受的风险。免疫辩证法不是使矛盾同质化,而是使异质性事物在共同体中共在的方法,它超越了认同和承认的逻辑,既不是"党同伐异",也不仅仅是"求同存异",而是更进一步——"相反相成"。免疫范式使相异者和相反者在共同体中共在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证明。移植辩证法是免疫辩证法的延展。在防疫常态化中应用免疫辩证法即在于寻找一种替代型生活方式,以便从外在免疫转化为内在免疫。     

履行保护责任：规范实施与观念塑造

在现代国际社会里,保护国内人民是主权国家所承担的重大责任,当主权国家不能或不愿承担这一责任时,国际社会就应承担起保护国内人民的责任。由于保护责任机制尚处于萌芽和发展之中,并且缺乏有效实施的动力,保护责任机制首先应建立在必要的共识观念和现有的规范基础上。在效果和目的导向上,保护责任机制应当形成恰当的因果信念和分析方法,以便在个案中发现和提供最适宜的保护行动内容和方式等。为解决保护责任机制的实施动力问题,应当在逐步确立和发展主权国家所承担的"对一切"义务的观念与规范的基础上,相应地确立国际社会整体对主权国家及其人民所承担的法定的"保护责任"的观念与规范,使保护责任机制在国际社会的纵向一体化过程中获得实施动力。     

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在内容上包括国家起源理论、"诺思悖论"、国家在产权制度形成中的作用、国家与制度创新和国家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等。这一理论对中国政府改革与实践的启示意义是:政府与规则的创建密不可分;要从制度的需求和供给方面发挥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发挥政府的作用,努力消除"诺思悖论";充分发挥国家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国家在产权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论国际社会提供保护责任的协助与补充属性

主权不仅是国家所拥有的控制、支配手段,同时也是一种保护其人民的责任。如果国家不愿或不能履行保护责任,国际社会就应该提供保护。保护责任机制包含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主权国家承担的是首要的和主导性的责任,而国际社会承担的则是补充和从属性责任。强大而运用正当的主权权能是国家履行保护责任的手段与保障,国际社会在主权权能缺失时应当提供必要的补充保护,但最终应实现目标国的权能培养与提升。主权是国际社会里一种特殊的自我演化的身份秩序安排,国际社会应按照补充原则来提供保护,这样才能充分尊重和维护目标国的主权身份。国际社会在苏丹达尔富尔的保护实践验证了从属、补充原则的恰当合理。     

政府网站外宣翻译规范性探讨——以舟山市政府网站的英文版为例

政府网站的英文版属于外宣翻译的范畴。本文作为个案研究,以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为理论依据,分析了舟山市政府网站英文版在语言、语用和文化这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缘由,提出政府相关部门和译者应共同努力,提高政府网站英文版的质量,尤其是译者应具有较强的外宣翻译意识,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使政府网站的英文版符合目标语读者对译文的规范期待,从而实现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中的“明晰”、“真实”、“信任”、“理解”四种价值观。     

北京市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对北京市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北京经济”比“首都经济”的提法更适合;“京津经济圈”比“首都经济圈”和“北京经济圈”的提法更合理;北京市的近期目标应该是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区域性综合型国际大都市,中远期目标是建成一个现代的全球性综合型国际大都市;北京不仅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而且也应该是“知识型经济中心”。     

国际承认与国家身份建构的全球治理

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2010年国际法院发表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不违反国际法的咨询意见。科索沃尚未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能够参与具体、现实的国际关系的程度和范围是有限的。国际承认对于国家身份建构有着极为重要的证据确认作用。国家建构是一种国际主体身份的获得与拥有, 宣布独立事关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和秩序。国际承认构成对国家身份建构秩序进行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和方法。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等应当根据现有的国际法原则、观念及其变化发展, 负责任地采取行动。     

夫妻“共签共债”规范的功能优化——以家事法目的性介入模式为指引

夫妻“共签共债”模式从司法解释进入《民法典》,确立了其在民法中的重要地位。当前,我国学界对夫妻“共签共债”入典的合理性以及司法适用价值存在争议。从理论层面来看,对夫妻“共签共债”规范的争议源于在道德层面、经济层面、入典必要性层面存在的肯定说与否定说的对立;从司法实践观察,夫妻“共签共债”模式存在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失衡问题。《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主要法条、司法解释贯穿夫妻“共签共债”活动始终,而夫妻生活的亲密性、伦理性和隐私性压缩了家事法的适用空间,故目的性介入模式在夫妻“共签共债”规范的功能优化中具有适用正当性。家事法目的性介入婚姻家庭处理夫妻“共签共债”法律问题,需要接受后果主义思维的指引,从触及底线性道德、家庭内部调整功能失灵、夫妻共同体的解除与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三个维度由浅入深地推进。